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_古往今来名人论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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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体现在他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长期进行的各种领导活动中。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正是那精湛的领导艺术的展现；卓越的领导艺术，自然是创造举世瞩目伟大业绩的重要因素。当人们看到这些惊人的成就时，首先会想到的，便是邓小平创造这些成就的领导才华和领导艺术。
邓小平精湛的领导艺术，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时间标准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以这讲话精神为指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的树立起来，实事求是的作用日益深入人心。我们讲的“重新确立”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法宝，但是我们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面对着结束“*”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着拨乱反正，中国该怎样去发展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确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纳入思想路线中，为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内容。解放思想本是实事求是中应有主义。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这是邓小平的创举，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新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善于把握历史发展去向和主流和大胆开拓和勇于创新 邓小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最早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阐明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意义。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就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像春房一样吹遍了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而面对这种开天辟地新的变化，不少人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首先从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时间相结合，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逐次推进地解决人们在思想上的混乱。面对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的疑惑时，邓小平提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思想，并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做了精辟的理论概括——“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面对人们担心弄寻改革会不会瓦解集体经济的疑惑时，邓小平指出只要经济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也自然会更加的巩固起来；面对人们对创办经济特区会不会引进资本主义的疑惑时，邓小平有对经济特区的功能、作用和地位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他认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面对人们对先富带后富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疑惑时，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将共同富裕，但在一定的时期内也允许有差别，在当前形势下，平均发展不可能，应该效率优先化，兼顾公平；面对人们对发展市场经济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疑惑时，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基本的矛盾。
这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提出，无不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作为改革开放这项宏伟工程的设计者，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这种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伟大突破。
第三、善理大局，善断大事。
邓小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才智是人所共知的。他既敢冒天下之大险，又敢干天下之大事；即善领兵打仗，又善谋划国计民生。
他是一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成就万件大事的人。大风、大险、大成就使他炼就了独特的高超的领导艺术。更使他具有目光远大、思维开阔、统率全局的本领。由他领导的刘邓大军进中原，是过人胆量和超人才干的生动实例。当时敌人调动两支大军向我华东和西北解放区重点进攻，这等于敌人向我解放区伸出了两个胳膊，而他的心脏地区就空虚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采用了围魏救赵的办法，调动刘邓大军进攻中原大别山地区，这等于将一把大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迫使敌人调动对我重点进攻的部队抽回守中原，达到即能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能将作战区引向敌战区的目的。但这种进攻战是在中外战史空前未有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此也很担心，分析了有三种可能性：一站住脚；二打散了；三退回来。刘邓大军即敢冒天下之大险，发起了向这一区域战略进攻战，又采用了灵活的战术即用：两翼歼制，三军配合的方法，胜利地占领了大别山中原地区，这一进攻大战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
第四、绵里藏针的领导艺术。
从外表上看，邓小平待人和气，为人谦和，但实际上极有主见，很有个性。邓小平的领导我党工作中，很注意原则的坚定性的策略的灵活性，这在处理国际外交方面表现更突出。例在对待中国主权问题上，因为中华民族独立来之不易，国家主权至高无上，所以邓小平在解决香港问题时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可见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如铁似钢，寸步不让，显示政治家坚定的原则性，而在讨论具体解决办法上，又表现了灵活性和宽容精神。他根据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三方面都能接受的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邓小平这种谨慎沉着，灵活多变，善于创造性地解决疑难问题的思想智慧是他又一大领导艺术表现。
他有着领导干部必需的策略上的灵活性，但更有着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宁可被打倒也不愿肯定“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开发资源，但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一国两制”地解决港澳问题等等，这些事实，着实让世人目睹了“绵里藏针”的高超领导艺术，领略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完美统一的魅力。
第五、举重若轻，作风果断领导艺术。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有一次与薄一波谈到了他对刘伯承和邓小平工作方法的感受。他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都是不同的领导方法。战争年代，刘邓是一对出色的搭档。刘伯承才大心细，运筹周密；邓小平器局宏伟，调度有方。邓小平一般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形势需要做出明确的抉择时，他却能果断决策，决不手软。正如毛泽东对他所作的评语，具有“柔中有刚，棉里藏针”的性格特征。
战争期间，邓小平面临任务是沉重而繁杂。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头绪中，迅速而准确地把握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果断地加以解决。如刘邓指挥大军期间，每当战役开始，他常常是集思广益，反复比较作战方案，对具体指挥作战则敢于放手给下级指挥员，让他们自主行事，自己则坐镇中枢，沉着调度。正是这种“放手”带出了一大批优秀指挥员，也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以便集中精力思考大事。陈野苹回忆说：“我感到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他文风朴实，没有空话，用语精炼，要言不繁，在简明的论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一位曾在西南局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把邓小平行云流水般处理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的领导艺术比喻为“庖丁解牛”。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邓小平有一个肯定的评价：“有些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作领导就是作风果断，雷厉风行，这是邓小平领导方法的另一个特色。
第六、知人用人、用人以“德才兼备”原则
邓小平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思想，但根据时代特点赋予了“德”和“才”以新的内涵，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方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一般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把“德才兼备”作为识别人才、选拔人才、考察人才、培育人才的标准。《尚书》记载了商汤时代名相伊尹的一段话：“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伊尹认为，君主选人任官，只能是有贤德，有人才两个方面兼备。孔子指出：“如有周公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孔子主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基本标准。墨子在《尚贤》中提出
了“察能予官，以德就列”的原则。可见墨子同样强调用人必须讲求德才兼备。唐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强调“惟有才行是任”、“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指出“唯才德兼者贤士也。”王安石主张人才使用要“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
人才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德和才具有不同的内涵。封建时代所崇尚的德为“忠、孝、仁、义”和“温、良、恭、俭、让。”而才指维护封建统治的才智和能力。邓小平的用人标准理论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思想，但赋予了传统德、才观念以崭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时期选拔干部如何把握德才兼备标准作了具体解释：“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所谓才，邓小平认为，“才”就是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懂经营、会管理。1980年1月，邓小平曾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损害了人们的利益，就谈不上是红，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德与才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德与才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了德的要求，那就会失去政治保证；没有人才，要实现党的宏伟目标也不可能。有才无德会败坏党的事业，有德无才同样会贻误党的事业。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正是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德才观，为我们制定了新时期人才评价的总体标准。
邓小平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驾驭领导工作的卓越才能，是人的风格、毅力、兴趣、气宇、风度的体现，归结为人的素质和才能的体现。邓小平高超的领导艺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深厚的理论功底。邓小平曾在西方的法国和半东方的俄国留学，长期从事党和军队宣传政治工作，“*”流放江西，更静心研究马列主义，打下了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
其次，传奇的斗争经历。邓小平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到过巴黎公社的故乡留学；从事过地下工作；干过经济、政治、军事方面领导工作；有过“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特别是这种“落”是由于遭受错误处理而“落”，而当真理被认识后又“起”这种大落大起的经历造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使他具有审时度势、处事果断的才能。
再者，非凡的个性品质。邓小平的个性品质主要有：一是有博大的胸襟和气度。他善于同别人共事。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二是沉着冷静，稳定自若。邓小平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临危不惧，遇事不怒，含怒不激，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克制力。三是意志顽强，坚韧不拔。邓小平的一生极为坎坷和曲折，无论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还是战斗在上海的虎穴刀丛；无论是在百色起义时的危急时刻，还是在中央苏区蒙难含冤的日子里；无论是太行山上的煎熬搏斗，还是“*”中的两落两起，他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坚持自己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正是这种坚如磐石的信念和意志，成为邓小平战胜挫折的一种人格力量，也才在干大事中具有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四是敢闯、敢冒、敢于试验的创新精神。，集中表现在四个超越：其一，超越了传统的东方思维模式，奠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认识前提；其二，超越了战争时代的旧我，从而成为跨越两个时代的世纪伟人；其三，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其四，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转变
邓小平品格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智慧特征—处变不惊，多谋善断；二是意志特征—坚忍不拔，刚毅顽强；三是胆略特征—临畏不惧，敢做敢为；四是人格特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
总之，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高超的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和人格品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后人树立起一座伟大的人格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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