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营改增_从营改增看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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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引导改革继续深入

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国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至此，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制度将更加规范。这是我国税务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大步，它将直接影响原来征收营业税的如交通运输、建筑施工、餐饮娱乐、金融业、劳务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并间接影响其他企业，最终，深入影响到整个税收环境与法治建设。它是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的一大步，将促进改革更加深入。1.为什么要改

自1994年国家分税制改革，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种中的第一税收大类，已经在中国存活了20年余，虽然主观是借此调动地方征税积极性，也确实有此作用，但由于中国还不是法制健全的国家，一个高层的“人本善”的主观愿望，在底层实施中却有“把好人变坏”的效果。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宏观税负达40%，税负偏重，政府权力过大，制度成本高，不得不改革。1）中国宏观税负偏重

2013年7月下旬，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有一些中间派，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只是处于中等水平，一些北欧国家，例如挪威、瑞典超过了40%，这些国家的税负都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国外的高税负对应的是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而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虽然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社会保障水平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提升，所以，相对来说，中国的宏观税负偏重。2）政府权力过大泛滥，寻租机会多

经济学家张维迎、马光远等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政府权利权力过大。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通过它有形的手，配合市场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发展。但中国，政府是管控着占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国有企业，政府就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是独立的中间调节人了，通过权力把手伸到了许多本不该伸的地方，使国有企业抢占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政策资源。在经济主体中，“国进民退”趋势明显。然而一个普遍的真理是“经济的理性即自私”，每个人对自己的钱最关心，国有资产没有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管控国有资产的人就容易贪腐，手中拥有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就容易权力寻租。在现实的引领下，公务员考试热就可以作为政府权力过大泛滥的佐证。

而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种的第一大类，地方税务部门、税务官员就拥有了很大的自由权，在征税对象划定、减免范围的界定、处罚幅度的设定、优惠政策的把握、费用扣除的标准、关联交易的判定等等，都是可以操作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驱使，与税收专管员的关系的维护比遵守税法规定更看重，通过勾兑，把原来属于征税范围的对象边界模糊并处理排除，通过文书处理从其他权力部门获取减免资格，处罚幅度层层向下限靠齐做做意思，优惠政策、扣除标准则步步向上限看齐，关联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却加以粉饰变得合情合理。这些环节，税务官员权力在握，寻租机会多多，阻碍经济良性发展。3）制度成本高，填平人口红利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制度成本依然处于高位。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泡沫抬高了整体人力资本，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靠原有低端制造业主打出口的模式，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生存变得困难，创业则更加艰难。而国家需要依靠企业创造财富。针对企业税负偏重，政府权力过大，制度成本高，需要进行革新，税改是其中基础一环。2.“营改增”是税改重大进步 1）企业整体税负将得到降低

在营业税下，按产品或服务的营业额作计税依据，一个产品流转过程越多，要重复缴纳的营业税也就越多，势必加重了整体税负。增值税，顾名思义是对“增值部分交税”，与营业税相比具有许多优势，最大特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重复计税。对于大部分的行业来说，增值税所带来的税负，远低于营业税。比如说，100元买来A产品，120元卖出，若征营业税（税率5%），则税额为120*5%＝6元，若征增值税（税率17%），则税额为（120-100）*17%＝3.4元，税额相差6-3.4＝2.6元。若维持同样的增值额，增加中间流转环节就更是多出来营业税了。更何况90%的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只有3%，还可以代开发票，比起营业税来说真是优势不小（营业税税率≥3%，只有少量为3%）。在过渡期内，对那些由于“营改增”名义税负不降反升的如房地产、物流、大型商超等，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保证税负“只减不增”平稳过渡。所以，营改增后，企业的整体税负将有所下降。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里就讲到，减税，是富民政策“国穷民富，藏富于民”的最基本方式。2）税制更加中立，克制了税务机关权力

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值税的税制更加中立。由于增值税实际采用了扣税法，即：本期应纳增值税额＝本期销项税额－本期进项税，且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税控系统统一管理，一张专用发票上所反映的购销关系是清晰明确的，从而，该笔业务应在哪方计税，可在哪方抵扣，也是唯一的。且己方的进项税额是上游企业的销项税额，己方的销项税额是下游企业的进项税额，它们互相牵制，任何一方在纳税上想减小销项税额增大进项税额，利己就会伤人。而税务机关就是中立的管理者，没有了自由裁量权，减少了寻租机会，使税务机关的权力得到克制。

3）促进企业加强票据管理

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企业自然会加强票据管理好增值税发——即使是小规模纳税人，按增值额计税，需要申领增值税普通发票或者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促使企业规范财税管理，加强票据管理。由于统一为增值税了，各发票都在一个系统内可以查询，比起原来的政出多门就简洁得多。比如说，原来地下“代开发票”的违法活动猖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税种较多，管理不统一，漏洞就多，不便于查询。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原来的税率相对较高，地下代开发票相比应上缴国家的税收，代开发票最高2%的费率，相当于在成本方面节省18%左右的支出。当然，还有其他体制机制的因素在此不谈。营改增后，税率降低，票据统一，代开发票现象将得到一定遏制，反过来，企业就加强了票据的管理，财税更加规范。2.改革必将更加深入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制造2025”、“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供给侧改革”的口号正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激活民间的创造性，中国经济才有更好的出路。1）营改增需进一步完善

营改增后，服务业的税负不降反升，应该纠正。改前，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交营业税，税率是5%，营业额中人力成本比重较大。改后，交增值税，由于所发生的人力成本不可抵扣为增值额，即使按3%的征收率（临界点为人力成本占营业额的61.8%），其税负不降反升。而现代经济的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主力军，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当代世界，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国或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要促进经济大力发展，则应该对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予以减税，保证其内生动力。所以，营改增后，服务业的税负不降反升，虽然起到宏观平衡整体税负的作用，却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应对此类情况重新评估，加以完善。2）税制改革继续深化

2006年，被誉为“皇粮国税”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为解放农村劳动力作出积极贡献。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如今，营改增全面实施，整体降低了企业税负，解放约束了政府税务机关的有形之手，使税制更中立合理。呼声很久了的个人所得税调高起征点也在引起政府高层的注意（个人所得税日渐沦为工薪税，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里曾表达可取消）。

此外，此次营改增，是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的形式出台的，从头到尾还不是名正言顺的“法”，我国现行的有效税种为18个，仅3部实体税收法，可见，税收法定原则还远远不够，我国的法制化建设还来日方长。

参考文献：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