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一件事_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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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一件事

在人类历史上，崛起的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间有两种关系模式，即热战和冷战。这两种模式都是对抗性的，必以一方失败，另一方胜利，并彻底改变利益格局而告终。冷战最后以华约集团的彻底解体、美国获得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而降下帷幕。但美国作为全球首要大国的地位，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变得不再稳固。

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和地缘形势复杂化的背景下，中国谋求更大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和国际事务参与权，构建国际新秩序，维护和保障自身国际贸易安全、国家发展和主权利益及“政治安全”的需求愈益强烈，与美国竭力维系国际霸权地位并尽其所能推动全球民主化的努力愈益自觉，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

中国是从历史中寻找灵感，与志同道合者结成同盟，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一场热战或冷战，并吞其领土，或迫使对方放弃霸权，还是根据国际关系新特点和本国实际，谋求以不同于历史上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中国的国家领导者所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在中共换届后，习近平成功改变了国家政治权力包括外交权力过于分散的格局，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最后拍板权。以此为前提，中国外交在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根本准则以后，从理念到政策和执行，首次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转型。在这之中，习近平的个人作用不容低估，因此，我们把中国外交的这一套新体系命名为“习近平主义”。

中国外交的“习近平主义”，就好比美国历史上的“门罗主义”，是中国在国家转型关键期提出的对外方略体系的总和。它旨在打破历史上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外交往的传统模式，探索并构建一套新范式、新路径和新方法，势必将对今后中国外交格局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合理运用国家实力和资源，通过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及新的全球和地缘布局，不是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外科手术”，而是以非对抗性、主要是外交的方式，另辟蹊径，自创体系，自成格局，对各国形成“磁吸”效应，在与原有国际霸权的竞争中击败对方，顺乎自然地终结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局面，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提升本国在国际权力版图中的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政权利益，是习近平主义的战略选择。

理解和研判习近平主义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

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习近平主义？

中共建政后，中国外交从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到邓小平“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战略，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直到中共十八大前夕，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民主国家的相对强大、中国实力相对弱小和其他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保守，偏重于“韬光养晦”，而“有所作为”不足。

不过，进入本世纪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经济规模逐步提升至全球第二的带动下，攸关中国海外贸易的国际战略通道安全、中国周边的领土主权争端、经济下行对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需求、大国介入中国周边区域特别是美国推行“重返亚太”和“亚洲再平衡战略”、民主国家阵营和中国的互动趋于复杂、颜色革命对中共的潜在威胁等所有这些外部新情况新问题，在十八大前，中共最高层都没有提出超越“韬光养晦”既定战略的方略和对策，没有顺势营造有利于己的外交格局，对外疲于应付，屡次陷入被动，引发部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致使中外矛盾日益复杂化、冲突化，中国经济也在困局中迷惘。

由此而生的危机感、焦虑感是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后调整外交战略的内在动力。为此，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根据新的形势制订清晰、明确、可操作的新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习近平主义由此应运而生。

其次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是什么？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这也就表明，中国共产党从总体上认为，以大国实力特别是核实力为后盾，世界大战、大国之间的战争打不起来。而在亚洲包括与中国存在领土和主权之争的东亚和南亚，这一情况同样很明显，鉴于中国的实力，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都难以成为战争的挑起者。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握有主动权。

由此可以推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成为一个局部挑战，从中长期来看也许存在危险因素，但在近期并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而不管是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亚洲区域看，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是硕果仅存者之一，颜色革命、美国在亚洲积极推动的价值观同盟,被视为直接威胁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因素。提出新的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全力构筑防御美国及整个西方的价值观进攻，防止颜色革命在中国发生，以及阻遏中国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与美国的价值观攻势合流、互相结盟共同对付中国的趋势，确保政权安全和内部稳定，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从这个起点出发，就能深刻理解和领悟习近平主义的内涵和意义。

新的国家安全学说是习近平主义的总纲。在2014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身兼主席一职的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学说。该学说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中国新的国家安全学说全面深化了国家安全的内涵，拓展了其外延。新《国家安全法》草案具体描述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它指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这种可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新国家安全学说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经济安全”为基础，“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为保障，并特别指出国家安全所涉要素“不受内外威胁”。这里所说的“政治安全”，一般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安全”，或者说是“中国自主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安全”。后者是中国主要领导人与重要外国领导人会见时经常要强调的重点。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通过实施成功的外交政策，内促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促政权安全、社会稳定、文化不变色，外护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完整，是习近平主义所要着力解决的中心问题，也是事关中共长期执政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以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为依据和旨归，美国和日本，自然就成为中国潜在的主要对手乃至敌人。不过，美国、日本和中国彼此都是主要的经贸伙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它们对于保证中国视为基础的经济安全和视为宗旨的人民福祉，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时需考量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国家是南海主权的主要声索国，近年来与中国的矛盾不时激化，但它们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对手，充其量只是疥癣之患。不过，对中国具有威胁性的是，美日菲越四国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形成针对中国的同盟。因此，为了避免四国形成这一关系，中国也应对它们区别对待。

俄罗斯早已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由于它的国际抱负，难以在本质上融入西方体系，近来更由于其扩张主义政策受到美国等西方的强力制裁，因此中短期内不光在战略上更需要中国，而且与中国在实现多极化国际秩序、终结美国的单一霸权、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扩大自身话语权等方面有诸多共同语言。

欧盟则远离中国本土，和中国没有重大矛盾和问题。它对亚洲也没有地缘野心，对中国雄心勃勃的地缘目标不太敏感。中欧在经贸、人文、旅游领域进行互利合作具有良好前景。

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传统友好，周边国家的多数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中国依赖性强，除俄罗斯之外的金砖国家也强烈需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

上述因素是中国实施“习近平主义”外交的多元背景和主要基础。

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是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最早于2012年12月提到，“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他频繁提到“命运共同体”概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作为大会主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致辞时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构想的具体内涵，即“四个必须”。

这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将“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其核心理念和目标的明显信号。它们直接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主义外交中的分量，体现了中国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某种理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和亚洲新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像中国古人将人类的理想社会描述为“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描述为“共产主义”一样，习近平主义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期望在国与国之间构建命运相连、和谐共生的人类家园。

除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之外，习近平反复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涵括了亚非拉几乎所有区域，不过新华社在报道李克强访欧行程时提出要推动亚欧命运共同体，联系到近日习近平在与普京会谈后提出要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而且在访问白俄罗斯期间致力于打通中国去往中东欧的路径，表明中国所主张的“命运共同体”一直要延伸到欧洲，至少要抵达苏联的原势力范围。尽管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国家没有被正式列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范畴，但习近平也指出要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最终中国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会有志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

习近平主义的宏大理想和目标反映出中国重构亚洲乃至世界秩序，建立新体系，以抗衡美国目前领导的民主价值观同盟的勃勃雄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毫不动摇地期望在不改变自己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发展，并反对别国干涉，在此基础上，不是以价值观、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区别国与国关系，而是要消除它们以及各种文明之间的隔阂，构建各国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与中国的新国家安全学说高度一致的。

为了实现这一长远战略目标，习近平主义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并辅之以新亚洲安全观和新亚洲安全体系建设、“联俄、拉欧、稳美”为基调的大国战略、“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构筑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亚太自贸区战略等五大重点战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外交战略体系。

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核心战略。正因如此，它的范围也随着中国领导人将“命运共同体”涵盖范围不断扩大而扩大。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特别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此论旨在打消一些国家和组织的顾虑。

习近平主义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并大力推动新亚洲安全体系建设，是中国外交的重点战略之一。习近平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的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新亚洲安全观认为，安全应该是包容的，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不利于维护地区共同安全。习近平还在2014年亚信峰会上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由此可以看出，新亚洲安全观直接指向的就是美国主导的价值观盟国政治，中国谋求在区域事务中以亚洲为主体，发挥亚洲成员国的主导作用，从而终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

具实质性的是，习近平主义将新亚洲安全观落实到具体体制机制的构建上，它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

“联俄、拉欧、稳美”为基调的大国战略是仅次于“一带一路”战略，对习近平主义之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具有关键意义的战略重点之一。尽管中俄政治结盟没有写入双方公开文件，中美时有矛盾和冲突，欧洲也仍在总体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但中俄已经具备结盟的很多特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在缓慢推进，中欧关系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联俄”、“拉欧”、“稳美”已经成为中国的外交实践。

俄罗斯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战略基石，“联俄”，在中国外交棋局中占有关键地位。与俄罗斯的合作，既有针对美国的单一霸权，图谋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因素，也是将俄罗斯视为战略后援，因应亚洲日趋复杂的地缘形势，为周边发生不测事态、美国介入之状况未雨绸缪。

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欧洲越来越向着脱离跨大西洋联盟的原有轨道的方向迈进，特别是在参加亚投行问题上，它明显表现出与美国有着不同的诉求，中欧关系仍有大幅提升的可能性。这对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之中的中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

但中国并不寻求敌视、对抗美国，或者与美国发生激烈冲突乃至战争。中国对美政策，集中体现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论中。它提出，中美双方要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及时管控好分歧，做到不冲突、不对抗，实现合作共赢。习近平主义对美战略体现了实用主义一面，既要利用与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发展自己，在全球维持战略平衡，依托其在亚洲管束那些蠢蠢欲动的势力，又要与美国的竞争中超越原有的国际体系，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它是一项宏图伟业，成就它意味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竞争中美国落于下风，而中国影响力全面上升。

“以攻为守”的军事战略，顾名思义，就是在中国的军事战略中，以进攻作为防御的手段。舆论都注意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政后，在应对各种外来挑战特别是周边领土主权争议中，较之以往，更显积极、主动和强硬，与中国一贯的“韬光养晦”做法大相径庭，种种现象都使中国的对外战略看上去富有进攻性，但总体来说，不管是从国家实力、政治稳定、军备水平，还是从地缘环境中的实际处境来看，中国都还没有实力与能力在区域实行强权政治，更不可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实行的仍是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但中国军队初步具备了保障中国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能力。事实上，“带一路”除了在经济和贸易等领域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积极正面效益以外，也将增强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军事政治影响力，这将更有利于中国整体防御能力建设。

构筑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战略，是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勃兴，中共建政后广泛开展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教，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在对外宣传中更是难以获得别国认同。为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软实力”竞争，中国不得不在文化战略领域下功夫，以对内增强说服力，扩大和维系民意支持基础，对外树立国家积极正面形象。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加上传统的儒家文明、民族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战略的主要内容，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视为抵抗西方文化的堡垒。

亚太自贸区战略，原是由美国提出，但在实践中遭遇阻力未能进入实际日程，因而暂时搁置的一个战略目标。在2014年中国主办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动提出，要大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明确目标、方向、路线图，尽早将愿景变成现实，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如在中国推动下早日形成亚太自贸区，更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以及东亚的自贸区进程，并与“一带一路”产生“联动效应”，提高中国在其中的实际地位。

在战略层面之下，中国还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和策略措施，支撑命运共同体远景战略和五大重点战略。它们包括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丝路基金、战略支点计划、双边经贸和投资政策、国家安全新体制新战略、中国主导的中外多边论坛等。

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能让“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生根的关键。在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丝路基金已设立首个投资项目。

战略支点计划。和一带一路沿线处于战略枢纽位置的关键国家，建立更亲密的战略关系，利用其打通战略运输通道，在货物运输、投资贸易、施展地缘影响力乃至军事投射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中国现已与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达成共识，合作建设“一带一路”，为中国更便捷地进入印度洋，开启前往欧盟的路径，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而远在非洲的吉布提，也将成为中国海军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这是一个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

双边经贸和投资政策依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一战略说到底需要大量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支撑，它的目标能否实现，关键是能否得到沿线国家的支持，中国是否能与这些国家达成利于这个战略长久运行的合作协议。

中国国家安全新体制新政策是中国新国家安全学说的延伸，是跟中国的外交战略密切相关的。中国已经或计划创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战略纲要》，从国家政府体制、国家安全立法到国家安全政策，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体制和政策体系。

中国主导的中外多边论坛也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政策性工具。迄今为止中国建立了与东盟、阿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中东欧、非洲等多边对话平台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外交工具。它们的组成国家都在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这些机制将使中外交流更加便捷化和高效化。

习近平主义所勾画的中国一整套外交理念、战略和策略，是要适应中共执政新阶段的实际和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最大程度地维护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国家安全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利益，最大程度地将党的执政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发展利益和人民福祉结合起来。其主要着眼点是，立足于共同利益，通过成功实施外交战略和策略，实现本国安全和各国共同安全、本国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本国繁荣和各国共同繁荣的高度统一。以此为目标，中国以经济合作和互利共赢为切入口，将本国命运融入周边、亚洲和世界的命运中，在不直接改变现存秩序和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另起炉灶，自成体系，推动建立周边、亚洲和世界新秩序，不断提升和扩大自身影响力、对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最终朝着终结美国单一霸权和对国际体系的领导权的方向迈进。

第三个要回答的是，习近平主义会怎么样？

尽管习近平主义的中国外交以非对抗性色彩著称，并已积极付诸行动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呈现出盘活中国外交棋局、改善中国政治孤立的态势，但仍然存在不少潜在风险和挑战。中国要以无所不包的命运共同体来制衡西方经受历史考验的价值观同盟，以中西古今杂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垒西方更简洁明了、富有现实活力的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援助、经济合作铺路开展利益外交与西方的民主干预模式外交相竞争，孰优孰劣，孰最有效，有待实践检验。中国在实施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计划中，能否持续保持内政稳定和经济发展，能否长期拥有足够财力和资源支持计划，显然也需要时间进行回答。而亚洲和世界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地缘关系之错综复杂，各国国内情况之层次不齐，以及中国视为外交战略基石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生变之可能性，都将对习近平主义中国外交的实施形成挑战。可以预见，中国外交之习近平主义在尝试成功的道路上将不会那么轻松。（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独立智库丁咚外交与战略研究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