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_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吗

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迟到的正义是正义吗”。

拿什么来拯救迟到的正义

——以河南赵作海杀人案为契点 前有佘祥林，再闻赵作海，类似重大冤案、错案一而再地出现在当代的文明法治社会里，谁都知道问题在哪儿。关键是废除命案必破之类考核指标的司法改革速度太慢，公民赵作海又因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 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 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今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 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夜里，其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1-

把赵作海被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

今年5月5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在听取商丘中院关于赵作海案件情况汇报后，决定启动再审程序。

5月7日下午，商丘中院递交了对赵振响身份确认的证据材料。5月8日下午河南省高院召开审委会，审判委员会决定如下：

一、撤销省高院（2003）豫法刑一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商刑初字第84号刑事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二、省高院连夜制作法律文书，派员立即送达判决书，并和监狱管理机关联系放人。

三、安排好赵作海出狱后的生活，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5月8日，赵作海走进河南省高院设在监狱内的庭审现场，审判长依据程序裁定其无罪释放，赵作海在相关法律文书上答字后，鞠躬致谢，随后走出河南省第一监狱大门。至此，长达11年之久的监狱生涯宣告终结。面对赵作海的将是高墙外自由的阳光和空气。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至少可以说是对非正义的救济和对正义的维护。赵作海已经无罪释放，恢复清白，开始着新的“生活”，他还将得国家赔偿；但是再多的赔偿对于赵作海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能买回11年的“生命”吗？能弥补数十载的精神巨痛吗？如今他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妻子早已改嫁，四个孩子有三个孩子被送人

收养了；这些已不可能回到原来了，并将影响着后半生。

随着错案被纠正，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严格近乎完备的规则和公检法层层森严的执法下还会出现如此大的错案？这不仅是中国司法的笑柄，也是法治社会的耻辱。这并不是公检法中的任意一家或两家能够做到的，它需要三家“高度一致”，才能把一个公民由无辜者变为死刑罪犯。何以一些地区的公检法如此昏庸竟至于草菅人命而不顾呢？答案我认为，浅表层在于公检法为“同仇敌忾”打击犯罪，追求政绩和业绩，各方不能基于法律定位和法律责任，独立依法作出自己的判断；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法治社会所要求的，司法的对外独立办案和法官的对内独立审判还远远未能实现。

事已至此，没必要分析犯罪构成了，也没必要去主观推测公安机关是否刑讯逼供过，虽然很有可能；但那都是司法机关的事，我们需要去探究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暴露出我们法治一些缺陷，并去追问和检查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是否还有类似的错案，冤案，我坚信是有的，虽然并不那么愿意。面对着这一污点，我们又该怎能么去保护“水源头”的清洁和净化整个水流呢？

就司法的现状而言，从体制到人员，从观念到技术，从规范到执行，似乎都有许多值得检讨和完善之处。最为紧迫的，还是应当加强严格依法司法的观念，消除可能促成司法违法的机制性因素。

一些个案对法治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从佘祥林案的影响就可以看到赵作海案将会对中国法治促进有多么地大，在这点上赵作海无疑是伟大的，但为什么佘祥林，赵作海案都是反面促进司法进步的呢？而

在中国，自从推行依法治国以来到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出现一例中国化的马伯里诉麦迪逊、辛普森杀妻案那样正面促进司法、法治发展的案件；不是中国法官的智慧不够，也不是中国的律师不够优秀，他们都是带着缭铐在跳舞；关键在于体制，在于机制。

在迟到的公正面前；赵作海忍不住鞠躬致谢。而这鞠躬致谢不是对迟来的公正，也不是对“复活”的死者，而是对中国法治。

管礼明

201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