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_土地革命时期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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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庞丽春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统一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率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深入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蒙古、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还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个别省区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国民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广泛转入农村，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途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故民族工作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和少数民族的接触，提高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党和红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处理解决所面临的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国家党推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欺凌的现实，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华苏维埃“一大”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长征中，红军一再向少数民族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1934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苗族人民的口号》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贵州省镇宁县红军曾郑重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大力宣传当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红军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怀着极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这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愿意结盟修好。于是，红军先谴队总司令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结盟后，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过境，这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而且增进了民族团结，被传为历史的佳话。贺龙同志曾热情接待彝族同胞，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并题赠一幅“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中央红军解放四川越西县时，曾打开监狱，释放了数百名长期被当作人质而监禁起来的彝族各家支大小头人，并宣布废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挨班坐质”制。党和红军的这一系列行为具体体现了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政策。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主张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复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32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主张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长征途径贵州，党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彝民区，红军布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区党提出“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政府”。在这期间，还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权。在康北藏区，红军曾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组织系统比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县、区、乡基层政权。该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除博巴政府以外还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政府自治机构。有些自治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给苦难中挣扎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提出了“自决”和“联帮制”的主张，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党在早期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不成熟，认识不充分，不加选择的照搬本本和苏联的经验，随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长征开始后，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首位。但同时仍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帮制，经过反复实践，到1941年党中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纲领》中，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首次纲领性的规定，一个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纲领才最终诞生，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确立，成为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该民族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都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红军在各民族地区，都十分尊重其风俗习惯。曾大力宣传“尊重彝人风俗”，切实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都认真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令战士严格执行。中央红军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结盟，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范例。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回民区域，党要求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和猪制品，红一方面军从甘肃静宁县向宁区西吉县回民区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叫陈昌奉把为他准备的一口袋猪油炸的干粮全部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为红军树立了榜样。党的这一政策为 3 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多次提出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同时大会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馆，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件选集》）红军在长征中，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待遒司（翻译）。而且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歌谣来唱。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布文告时，除了使用汉文外，还使用藏文和回文。据记载，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红军总部，在当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敌视、诋毁转而志愿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

党和红军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别慎重。长征进入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党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党明确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回民选人管理”等。严禁规定保护寺庙。红二、六军团进入藏区后，用藏文书写了保护寺庙的布告规定：“严禁经营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在甘孜藏区曾颁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另外，党和红军对*、喇嘛直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横副，在四川乡城县时，王震、肖克给桑披喇嘛寺纳瓜*赠送了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达*及其他许多信教爱国者，作为虔诚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支援红军。有的还为民族解放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在长征以前，党的文献中涉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执行 4 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政策的内容很少，特别是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内容几乎没有。这一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解放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口号上升而来。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具有超前性。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按这一政策和主张去办。比如上面谈到的“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强大的敌人，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办那样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不过，待革命胜利后这就会变成现实。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开始注重培养。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高，消灭民族间的仇视和成见”。长征以后，党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汉族干部易开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为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这些长处和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文件选集》第十册）在军队中当某个民族的人数较多的时候就成立该民族的单独的连队，从中选拔和培养他们的自己的干部。

长征前，党在广西壮族和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土家族地区，在浙南和闽东地畲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长征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区，组织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沟通同少数民族的联系。红二十一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经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锋，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等都是壮族还有土家族的李勋、陈宗瑜，苗族的黄冕昌，彝族的罗炳辉等 5 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当时形势所需，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培养，而且只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处在探索时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政策的实行，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转移。1934—193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战略转移是难以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复杂、民族隔阂深，当红军进入这些地区后，蒋介石就妄图借助民族地区的险阻和挑起民族仇杀，然后一举歼灭红军。但是我党和红军凭借正确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教育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号召下，在红军的模范行动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军，自觉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并协同红军作战，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方便。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侗、布依、纳西、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红军进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其革命斗争。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色政权，这些自治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了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了作用。另外，还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如冕宁的抗日军，帮助彝族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鸿支队”等，这些民族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土地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瑶、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岛等根据地，并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的革命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共同管理，当地和各民族内部事务，表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关系，为土地革命斗争做出贡 6 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制定正确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的口号，照搬苏联经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走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此后，在民族问题上，党一方面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要调查我国民族的实际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求是地调整方针、政策，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来逐步调整方针、政策。在毛儿盖会议以前，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毛儿盖会议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继而转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权。从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设想。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趋于完善。

经过调查研究，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前提。党和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派专人对该地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发布切合该民族具体情况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这样减少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据的基础上。

结束语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民族政策还不够完善，实行中难免有失误，但是它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