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_各式各样的中国侨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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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英男

20世纪20-30年代是旅居中国的俄侨社团的全盛时期。据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阿勃尔

1金(又名阿瓦林)统计,30年代初仅东北地区就有26万俄罗斯侨民。俄侨社团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与其他外侨社团相比,表现了较突出的文学爱好和文学创作倾向。其中诗歌创作所

2占比重相当大,1918年—1947年间共出版了近180部诗集和难以统计的大量的零散诗作。难怪美国学者克雷德认为:“中国俄侨的文学创作成果足以构成一个富裕国家的不太贫乏的文学3遗产”。

俄侨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社会成份来看,俄侨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多数。“侨民社团总的文化程度超过俄罗斯革命4前的平均水平”。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中学教育侧重于人文学科,以语文课程为主课,为俄侨打下了较雄厚的文学底子。特别是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对广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此外,“白银世纪”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在“白银世纪”余波的熏陶和推动下,俄侨知识分子把尼·古米瘳夫、阿赫马托娃、勃洛克乃至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立为自己的偶像,倾心于诗歌创作,并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风格、情趣和底蕴。

当然,俄侨诗歌不能说全部是模仿性的。俄侨诗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立足于自己的特殊经历,用他们特有的题材、情感和语言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我们评价中国俄侨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正如B·阿格诺索夫教授所指出的,“不应扩

5大哈尔滨侨民文学对俄罗斯文化宏观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俄侨诗歌的文学价值和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美国学者M·拉也夫提出,“由于俄侨社团在地理上的分散,俄侨诗歌大合唱以巴黎的声音为主调,还可以分辩出布拉格、柏林,或许还有哈尔滨等各6种不同的声调”。笔者认为,“俄侨诗歌大合唱”中出现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声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因素所造成:正是中国的氛围、中国的意境和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哈尔滨俄侨诗人的创作特色,因此,所谓“哈尔滨声调”实际上可称为“中国声调”。

“中国声调”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与中国生活相关的专门词语(包括词汇学中所称的“异国词语”--варваризмы)。翻开俄侨诗歌集,诸如:будда(佛)、кумирня(庙)、лама(喇嘛)、мандарин(官吏)、паланкин(花轿)、лотос(荷花)、бамбук(竹子)、джонка(舢舨)、иероглиф(象形文字)等词语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如:чай(茶)、гаолян(高粱)、тайфун(台风)、фанза(房子)、кан(炕)、рикша(人力车)等。这种词语的复现率大大超过了俄语中的通常情况。此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中俄居民频繁交往的地方曾出现以大量吸收汉语词语为标志的一种俄语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哈尔滨俄侨诗歌中被用作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例如:

--А сабля, гляди на ем...– золотая!--瞧,他佩带的长剑...是黄金做的!Знать, чин охвицерский...这可是个大官呀!12参看B·阿瓦林:《“独立”的满州》,第9页, [俄]党内出版社 1932年版。

统计数字参看《中国俄侨诗歌》,第5页,B·克雷德、O·巴基奇主编,莫斯科《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3 同上,第6页。4 同上,第8页。5 B·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第54页,“特拉-运动”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版。6 M·拉也夫:《海外俄罗斯:1919-1939年俄侨文化史》,第147页,“进步-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Кан-ка пуе!

--不要乱动!H·斯维特洛夫(Николай Светлов)《在街头》 中国的环境使俄侨诗人联想翩翩,产生新颖、优美的形象语言。中国是铜、瓷之国,诗人们就时常以铜、瓷作比喻。K·巴图林(Кирилл Батурин)写道:“杏树开花时,天穹如兰瓷”。Л·叶辛(Леонид Ещин)把自己的声音比作铜锣,把月光描绘成“古铜色”的。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也常用来做比喻的,诸如:“黄色的晚霞”、“我那黄皮肤的故乡河”、“黄眼睛的阴森森的黑夜”、“晚霞般的金黄色的姑娘”等等。中国被俄侨诗人称为“黄色国度”,中国人是“温顺的黄种人”。植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生动比喻还可以列举很多:“象佛像一样,缄默、沉静”(A·阿恰伊尔 – Алексей Ачаир),“月光用黑墨在地上作画”(K·巴图林),星座在天上“画出自己的形象字”(E·拉欽斯卡娅 – Елизавета Рачинская)。M·沃林(Михаил Волин)把西下的太阳视为“徐徐熄灭的龙的火眼”,阿恰伊尔则把渐渐笼罩天空的夜色别出心裁地比作“越擀越大的满州大饼”。

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折射于诗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不同的文学效应。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还经常采用斩首示众的刑罚。A·涅斯米也洛夫(Арсений Несмелов)在《中国画册》组诗中对车马店墙外插在竹竿上的土匪(红胡子)的头颅作了现实主义的仔细写照,又添加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结束语:

И шептал любопытным труп: 死尸向围观的人们发出嘘嘘的声音: «Берегитесь!..Пришла холера».“你们要担心!...霍乱正在蔓延”。

B·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基于同样的现实,萌发出另一种令人心寒的联想,把俄侨比拟为“永生不死的俄罗斯被坎掉的头颅”(отрубленная голова неумирающей России),生动地刻划了俄侨与祖国俄罗斯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也表达了诗人对俄侨命运的哀伤。

在题材方面,俄侨诗作的“中国特色”也十分醒目。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国的山水、名胜古迹或农村风光为内容的,如:K·巴图林的《在路上》、M·维季(Мария Визи)的《中国风光》、《中国村庄》、Bс·伊万诺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的《黄昏》、A·涅斯米也洛夫的《在中国》、B·别列列申的《山海关》、《赴东陵》、《在碧云寺望北京》等等。也有以观赏中国艺术作品为引线抒发情感的,如:M·谢尔巴科夫(Михаил Щербаков)的《中国的刺绣画》、M·科罗斯托维茨(Мария Коростовец)的《画册》等。还有献给心爱的中国姑娘的:H·斯维特洛夫的《献给苏州姑娘》、K·巴图林的《月亮》、《妞》,B·别列列申的《界限》、《南风》、《白霜红叶》等。另有大量诗作以中国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真切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老百姓的情感世界。A·帕尔卡乌(Александра Паркау)的《阴历年》和H·斯维特洛夫的《中国的新年》展示了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和多姿多彩的中国民间风俗;O·斯科彼钦科(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细笔刻画了上海里弄的生活场面(《上海偏僻的街区》);M·维季以怀旧的情调展现了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对北京的怀念》)。

哈尔滨是俄侨最集中、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地方,在俄侨诗歌的题材中自然占据突出的地位。描述、歌颂哈尔滨的诗作颇多,并从内容和情调上有别于其他题材。例如:描绘上海时,诗人们注重于其大都市的风貌,把上海形容为“不知怜悯”的“虐待狂”、“残酷无情的城市”,强调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乃至对立给人造成的孤独、迷惘和压抑感。与之相比,哈尔滨则呈现出充满人情味、温磬可爱的小城市氛围。俄侨女诗人E·拉欽斯卡娅指出:“哈尔滨的魅力在于她把大型文化中心的所有特征(……)与给人以温磬感的小地方色彩和井井有条的老式的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1。H·列兹尼科娃写道:“回忆在哈尔滨的岁月,没有一个俄侨不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俄侨都没有产 1 E·拉欽斯卡娅:《生活的万花筒》,第121页,YMCA-PRESS出版社,巴黎1990年版。生象在哈尔滨那样的如同在家的感觉”1。这种情感恐怕是哈尔滨全体俄侨所共有的。A·帕尔卡乌挥泪告别哈尔滨时,写出充满激情的诗行:

Ты столько раз в годины испытаний 多少次遇到艰苦考验,В смертельный час волнений и тревог 多少次面监生死难关,Давал приют уставшим от скитаний 又每每是你

И душу русскую берег.为流浪失所的人提供了庇护,保佑了俄罗斯的灵魂。

В суровый век разгула и наживы 在这放荡不已、唯利是图的冷酷年代里,Хранил, как клад, все то, чем дорожим, 是你把我们所珍惜、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 Чем ценен мир и люди в мире живы...当作宝藏,给以真心保护……

《去陌生的远方》

另一个女诗人E·达尔(Елена Даль)深情地写道:

И теперь ни от кого не скрою, 这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的心,Милым городом покорена, 现在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声明: Что мне стала Родиной второю 庇护我的国家

Приютившая меня страна.已经变成了我第二个祖国。《献给第二个祖国》

哈尔滨的俄式氛围有利于产生这种“第二个祖国”的感觉。俄侨诗人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扎根于中国土地之后所发生的心态变化过程。特别是从未闻到过“故土芳香”的青年一代已经“辩不清哈尔滨与梁赞”(И·列斯纳娅 – Ирина Лесная),站在松花江畔,只能隐隐约约地想到涅瓦河。俄罗斯大地已渐渐地退入梦中,显得如此遥远,可望不可及,“如同缥缈的白烟”(Л·哈茵德洛娃 – Лидия Хаиндрова)。从中国飘游到其他国家的俄侨对哈尔滨充满了依恋之情。年轻的爱玛·特拉赫腾别尔格(Эмм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患上肺结核,被送往欧洲治疗,她的心却从比利牛斯山脚下飞向中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执着地表示:“我的内心不会改变,我依然把中国称为祖国!”

忧患意识很重的涅斯米也洛夫非常关注俄侨的“小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大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的哈尔滨”日末途穷的未来。《哈尔滨诗篇》、《老墓地》、《老毛子》、《墓志铭》等诗作表达了他对哈尔滨俄侨命运的深深忧虑和悲观预测:

И через сколько-то летящих лет

日光似箭,不知到哪一年,Ни россиян, ни дач, ни храма – нет, 俄罗斯人连同他们的别墅和教堂销声匿迹,不复存在,И только память обо всем об этом 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印象,Да двадцать строк, 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оэтом.还有诗人这草草的字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结束了“俄罗斯哈尔滨”的黄金时代,许多俄侨纷纷离开,以逃避战乱。回顾往事,展望前途,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一生中的“哈尔滨时代已被舀干、饮尽”,历史递上新的一杯苦酒,不得不咽下(E·亚什诺夫--Е.Яшнов语),然而他们心中的哈尔滨会永远保存自己的引力和光彩。

哈尔滨的俄侨社团一直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世界。俄侨中也确有不少人对社团以外的中国广大天地漠不关心,甚至自动排斥,表现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优越感和大国主义。老俄侨列兹尼科娃后来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中国文化与我们在哈尔

2滨的几乎所有的人是擦肩而过的”。但是,这种提法也未免有些夸张。值得庆贺的是,俄侨 12 H·列兹尼科娃著:《俄侨的哈尔滨》载《新杂志》1988年第172-173期。

同上,第386页。知识分子、尤其是许多俄侨诗人能够认识到,在他们周围不仅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哲学,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正如别列列申提出的:“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并可以说把全部灵魂灌注于文字的人民,他

1所创造的诗歌如同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不少俄侨诗人敢于在大海中探路,他们认真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历史、文学,并着手于中国古诗的翻译,成为中俄文化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了若干部中国诗集(俄文译本)和大量的零散译作,使俄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

2个新的、即陌生又美丽的诗歌世界”。

中国的魅力是难以抵住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俄侨诗人的心灵和作品之中。正如M·斯普尔戈特(Михаил Спургот)形容的那样:“老子的智慧海洋上一小片思想浪花足以引起我心中的台风,骤然令我心潮澎湃”。中国的历史人物、伟大的诗人和不朽的古典作品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杨贵妃》、《李太白》、《独鹤》、《汪浩之花》、《元朝皇帝之诗》、《食日大龙》等独有特色的诗篇相继问世,把中国的古典题材和文学情调引入俄罗斯诗歌之中,其开拓意义不言而语。应该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中国名著的翻版,而是原基础上的创新,通过俄罗斯诗人的眼光,再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的情节,并添加了许多新的色彩和内涵。女诗人Ю·克鲁曾什特恩·别捷列兹(Юсти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Петерец)在《杨贵妃》一诗中转述《长恨歌》的故事时,改变笔调,突出了杨贵妃的形象及其爱情悲剧。在《李太白》一诗中,诗人笔下的李白增加了几分俄罗斯人特有的豪爽、放纵和对自由的挚爱。Б·沃科夫(Борис Волков)在题为《食日大龙》的长篇诗中,以崔颢和李颀的诗句为引子,利用边塞诗的格调和俄罗斯诗歌的传统韵律,塑造折戟沉沙、全军覆没的悲状场面,表达了战士在悲哀绝望之中思念情人的强烈心情。

中国文化不仅对俄侨诗歌的题材,也对其意境和格调产生了深层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别列列申的作品。别列列申曾经翻译过《道德经》、唐诗等,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独具只眼,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把中国称为“温柔的继母”、“第二个祖国”,在1953年所著的《来自遥远》一诗中写道:“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啊!我安然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我离世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回归中国”。在这位多产诗人的遗作中,《模仿汉语》一诗全部用俄语单音节词汇写成,体现了对中国单音节古诗的迷恋。《桥上》仿照古诗的结构、情调,写景写情,景情结合,引出简明、深刻的哲理。《中海》以描绘中海的景色为主线,表达了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最后一枝荷花》颂扬了北海深秋中的荷花:

Торжественная тишь

隆重的静默

Над мертвыми стеблями.笼罩着枯死的莲杆。Последний лотос лишь 唯有最后一枝荷花

Один воздет, как знамя.高高挺立,活象一帜战旗。

Стой.И не бойся ран.愿你挺身站立,不要惧怕创伤。Стой, гордый и отвесный, 愿你自豪地站立,直如悬崖,Как древний великан, 象古代的巨人

Держащий круг небесный!顶着天穹和太阳!

引人注意的是“荷花颂”这个中国的传统题材,经俄罗斯诗人发挥,把原来形容纯洁、高尚、一尘不染的荷花转变成坚强、勇敢的象征,并引发作者对自己作为“最后一个自由歌手”的哀叹。

俄侨诗人大都有各自的坎坷经历,曾被历史风暴卷入、裹挟,背井离乡,漂游异国,心 12 《圆扇歌》,第1页,B·别列列申编译,“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俄罗斯杂记》1939年第14期评论。底里隐藏着难以倾诉的创伤和痛苦:“我们来自被大火吞噬的故乡,浑身醺透了烟的苦味”(Б·沃尔科夫)。在国外的“青年时代全部在贫困中度过,想方设法给自己糊口,又要为家人寻找养生之计”。(M·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 Колосова)。这种“侨民的倦累、侨民的辛酸”如何才能摆脱呢?有些人心中产生了“假如我能改变命运……”的念头,诗人们也对这种想法作了各自不同的解答:有人表示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妇,有人以为“森林中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也有人幻想脱胎换骨,完全融入于中国社会,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Не раз задумывался я 我不至一次地想到,Уйти в далекие края, 要离去、躲进偏僻的乡区,И в фанзе поселиться там, 住进中国农舍,Где(...)кана под окном тепло.来享受(……)热炕的温暖。На скользкую циновку сесть, 坐在平滑的凉席上,Свинину палочками есть 提起筷子、夹起猪肉,И чаем горьким запивать;把苦涩的绿茶慢慢地送进口。Потом курить и рисовать, 饭后抽烟、作画,Писать на шелке письмена – 在绸绢上练习书法。И станет жизнь моя ясна, 愿我的生活象汉字一样,Ясна, как сами письмена.变得清晰如画。

Б·贝塔(Борис Бета)《满州诗篇》

别列列申也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Я б родился в городе южном – 我想投胎到南方城市,Баошане или Чэнду 或者宝山或者成都,В именитом, степенном, дружном 出生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名门大族,Многодетном старом роду 一个团结、和睦、多子多孙的大家庭中。

这种希望当然无法成真,但从中可以看到俄侨诗人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可和接受,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羡慕感。

乱中求静的心态驱使一些诗人对佛教信念产生兴趣。B·杨科夫斯卡娅(Виктория Янковская)写出《佛山》、《佛像与我》等一组以同佛像对话为内容的诗篇,向大佛探讨人生的秘诀,所得的教诲是:“人生如同沙滩上的沙粒,岁岁月月充满了悲欢与坎坷”,唯独肉眼不可识别的永恒才没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导之下,诗人寻求“融入于青水蓝天”的感觉,力图忘怯痛苦、忘怯一切,在失去自我中建立新的自我,把“人间泰安”立为意愿的极限。

把自己比作“受伤的野兽”的Б·沃尔科夫在北京东正教使团所在地北关写出绝望的《日末途穷》一诗,向东正教的上帝宣告:“我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愿去采集你的花朵。”日后,他流荡于华北地区,来到深山古庙,在老僧的开导下,悟出新的人生之路:“在纷乱交错的道路上盲目徘徊,左右碰壁,不料之中,找到早已被忘却的路径,便在夕阳的光照下,踏着磨损的石板,终于来到这永恒松林的怀抱。”

“静”也是别列列申诗歌中的关键词。在北京的中海、碧云寺、杭州的湖心亭、河北的山海关……,他到处在寻觅安逸、幽静,把“静”定为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似花似锦的幽静是我梦寐以求的奖赏”。“静”是人世上的恶、乱、烦的对立面,诗人背着“人间的悲痛和耻辱”,走到北京那些静谧的湖畔,象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把这沉重的负担投进“宽容一切的玉渊”。通过这些例证,可以看到,“静”、“安”等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被俄侨诗人接受,丰富了诗歌的意蕴。

“中国声调”还包涵着诗人深层的中国观。概括而言,俄侨诗人的中国观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将中国的人、物、景当作美学对相加以观赏和赞颂。其中的“人”大多为皇帝、公 5 主、僧侣、美女等想象中的优美形象;“物”为楼台亭阁、宝塔寺庙、香炉、古画之类;景的描写刻画田园式的安宁或神秘、诱人的异国风光:

Над зеленым каналом 绿茵茵的运河,И над рощей бамбука 静悄悄的竹林,В небе сонном и алом 红彤彤的天空,Ни дыханья, ни звука.屏住呼吸,在默默地沉睡。M·维季《中国的景色》

Отсюда так прекрасны вдалеке 远处的景色多么秀丽,Минувших лет немые очевидцы – 睡梦中的岛上楼阁,И сонный павильон на островке, 皇后遗留的古老的船舶……

И древняя ладь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啊,这都是默默的历史见证!B·别列列申《中海》

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景物,在诗人眼里也披上了美学色彩:“你看这景色有多美:停靠在小岛上的渔船象一串串的葡萄,紧紧地贴在一起”(A·阿恰伊尔)。这种美化现实的趋向带有H·古米廖夫等高峰派诗人追求异国情调的印迹和“白银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种趋向则遵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在诗歌中努力塑造活生生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人”,有菜农、苦力、人力车夫、流浪儿等;“物”,有村庄、饭馆、渡船、马车等等;景的描写力图真实、细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Купец-китаец едет на ослице.中国商人骑着疲惫的母驴赶路。За ним с кнутом бежит погонщик стройный, 细瘦的车夫手里拿着长鞭,Держась за хвост ослицы утомленной, 抓住驴尾巴紧跟在后面,Напев твердит сонливо-монотонный.嘴边哼哼叽叽地唱着单调的旋律。В его косе вплетен шнурочек белый – 他的辫子系着白布条,Знак траура по близком человеке(...).为去世的亲人表示哀悼。B·马尔特《在付家店》

此类现实主义作品大都以同情、怜悯的笔调塑造了中国的苦力、船工、人力车夫、贫穷农民等下层老百姓形象,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关注“小人物”的传统。典型作品有A·涅斯米也洛夫的《菜畦》、B·马尔特(Венедикт Март)的《三个灵魂》、《小母指》、И·奥尔洛娃(Изида Орлова)的《来福》等。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寻索“中国神话”或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反映中国的实际,这两种趋向代表了俄侨中国观的内部张力和矛盾的对立。随着俄侨与中国生活的逐步贴近,“中国神话”开始渐渐涣散,被较为现实的态度所取代。A·谢列布连尼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а)在《中国歌谣》中风趣地叙述了这种从“神秘”、“古怪”到习以为常的中国观的变化。

30-40年代,俄侨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战祸,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一些诗作以悲剧性的口吻记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可怜的中国少年倒在地上,“赤身裸体僵死在街头,没有棺材,没有坟墓,没有留名……”(A·帕尔卡乌)。面对哈尔滨和上海的陷落,阿恰伊尔发出悲愤的呐喊:“啊,亚细亚,我可怜的黄种朋友,你已陷入火海之中!”现实中的战火吞没了“神话般的中国”,即便那些竭力寻求“被遗忘的神话”的诗人也不得不承认:“面对流血成河的时代,我们不懂得神话,也没有神话般的梦境”。(O·斯科彼钦科 – 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

中国的文明与野蛮是诗人们常思考的另一个矛盾的对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将灿烂的历史遗产与当代的贫穷落后集中于一身,让人看到“最古老的文化,最古老的僻壤”(亚什诺夫)。对中国的这种两面性应该如何看待呢?有些作品反映的是中国落后的一面,认为即使在 6 现代大都市的面罩之下,也会露出“半野蛮”的东方真相,雅片馆前的“血红色的灯笼”“几千年来不停地在召唤”。但是,更多的作品注重刻画的是中国古老、智慧的形象,用充满诗意的夸张手法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威力无比的大龙在空中自由飞翔”的神话时代连在一起。在中国的国土上,诗人们深切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皇宫的大桥珍藏着千年的传说”(巴图林);东陵的古松飒飒地发出“百年之声”(别列列申)。A·涅斯米也洛夫眼中的中国就象农夫和他的老黄牛一样——几千年来眼朝下,抵着头,一直在顽强地向前行走。

黄牛的步伐是缓慢的,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流速也似乎停滞不前。俄侨诗人经常把“中国”与“永恒”相连结,但中国的永恒是“徐缓的”、“一动不动的”:北京,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多少个世纪在你的头上络绎不绝地掠过,你可依然在沉睡不动!”——这是科罗斯托维茨发出的感叹。

中国的沉睡果真是“永恒”的吗?当中国这个“睡狮”苏醒之后,对西方是福还是祸?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俄侨诗人不同的东西方观。东西方的对立与交叉问题在俄罗斯的文化心态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提起东方,就必然想到蒙古统治时期,想到成吉斯汗、忽必烈、拔都汗……俄侨诗人也按照这个思路,常提到成吉斯汗的名字。O·斯科彼钦科登上北海的白塔,想到成吉斯汗曾在这里祈祷,遥望千里之外的斯拉夫大地,尔后阵亡,战死在草原上(《北京》)。这种想象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但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此,诗人笔下的成吉斯汗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与白塔佛像的永恒相对立的昙花一现的人间荣华。

身在中国,俄侨诗人对俄罗斯与东方血肉相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如,B·罗吉诺夫(Василий Логинов)有这样几行诗:

Россия – сфинкс.И от ее очей, 俄罗斯是斯芬克司。她的目光,От каменных очей, так сердце пьяно!她那石雕般的目光,令我心醉如狂!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орды Чингисхана...成吉斯汗铁军的隆重步态…… Китай...Монголия...и желтизна степей...中国……蒙古……

还有那金黄色的草原……

《学者》

骑马奔驰在蒙古草原上,诗人体察到自己的血管中也有东方的血液,确认成吉斯汗是自己的祖先,并对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渊源有了清楚的认识:

Годы не могут отчерпать из крови 岁月的流逝不能从我们的血液中 Влитую Азией в сердце струю, 冲走亚洲所灌进的强流。И над глазами раскосыми – брови 斯拉夫大地上常能见到 Часто чернеют в славянском краю.黑眉下细长的东方眼睛。

В·杨科夫斯卡娅《来自同一个篝火》

俄侨诗人亚什诺夫一生中走遍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东方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亚洲和中国的前途产生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亚洲是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必定能给欧洲带来新的创造精神。在献给亚细亚的一首诗中,他宣称:

Чувствую я, из Европы беглец, 我是欧洲的后代,Отпрыск культуры постылой, 却厌恶欧洲文化,逃离欧洲,В гаме верблюдов, коней и овец 在这骆驼、马匹和羊群的喧闹中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силы.体察着你的潜在力量。

(......)

Вижу, мужает скуластый творец.你看,颧骨凸起的创造者在茁壮成长。

Жатва – на западе, в Азии – жнец!西方的庄稼必将由亚洲人去收割!

这种强调中西文化交融、突出东方地位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欧亚主义印迹。据哈尔滨诗人 7 B·斯洛勃德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лободчиков)介绍,欧亚主义在俄侨知识分子中曾经确实有一定影响。然而,另一些作品使我们感到B·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如:M·沃林在《中国诗篇》描述黄昏时渡河的情景,他听到船夫呻吟般的歌声,觉得其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力量和威胁:

Нас мильоны, похожих, единых, 我们是千千万万,相貌相似,团结如一,С желтым телом и сердцем, как медь, 黄色的驱体,红铜般的心。М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хлынем лавиной, 时日一到,我们变成洪流,Приносящей мгновенную смерть.刹那间冲毁一切。

Подожди, мы еще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等着吧,我们尚未苏醒,Подожди, наше время придет.等着吧,我们的日子必将来临。Мы, как пчелы, закрытые в улей, 我们象关入蜂房中的蜜蜂,Копим мщения сладостный мед!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复仇的甜蜜!

在这里,沃林显然是占在“纯欧洲”立场上讲话的,然而,我觉得,诗人的中国观不能简单地用“黄祸论”等政治术语来概述的。同一个沃林在同名的另一篇诗中对中国的觉醒表示深信不疑。他把中国比做“在暖洋洋的泥泞中暂且熟睡的雄牛”,并预言,时日一到,这头雄牛会猛然起立,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拜占庭的十字架弯曲变形,使摩天大楼摇摇欲坠”。

在中国最黑暗、最危机的时刻,俄侨诗人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常年旅居巴黎的著名歌手、诗人A·维尔金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тинский)来华访问演出,1937年写出题为《中国》的一首诗。“于无声处”,他敏锐地发现在中国貌似顺服的微笑之下,“远方的闪电在悄悄地沉睡。总有一天,暴风雨会来临,大地会震动起来,发出吼声,打破神圣的陵墓几百年来所保持的沉默”1。

同一年4月,亚什诺夫也写下一首诗中预言中国的美好未来:

Как тень пройдут враги.敌人会象黑影一样,一晃而过。И золоту из-за запретных стен 金光闪闪的紫金城,Вновь улыбнется май.会重新看到五月的微笑。

Все в мире суета и тлен, 芸芸众生最终统统变成灰烬,Недвижим лишь Китай.唯有中国依然如故,安如泰山。

相信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一定会在华夏子孙的心灵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俄侨诗人的优秀作品与我们是心连心的。A·维尔金斯基著:《1916-1937年诗歌集》,勃罗诺夫斯卡娅出版社,上海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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