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_村级新农村建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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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派。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解决四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治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治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治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治农民之“私”。实施这些教育的方式，又有“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

这俩个最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而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不难看出，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就是农民教育运动，也可以视为“教育救国论”在农村中的实践。撇开社会根本制度不说，仅就其内容和方式而言，“乡村建设运动”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乡村建设学派关于“建设新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的理念，与我们目前“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党的文件和各种报刊文章中就有“建设新农村“这一类的提法，但在不同时期，起内涵是各有差异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十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等一些农业典型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用开始减少，代之以“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之类的提法。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并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同时，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思想指导下，农村的教育事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在总体上结束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用20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官立民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集中概括。后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统一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各地都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工作。

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1.新内涵，从片面建设到全面建设。早期的乡村建设或侧重于文化建设，或侧重于制度建设或侧重于农田基本建设等它们都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将新农村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涉及到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汇集，是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经验的历史积淀。所有这些，不仅是早期乡村建设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2.新动力，从从单一动力到双擎驱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就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试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就像梁漱溟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而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巨大推动力。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亿万农民在思想观念，技术水平，经营能力，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新体制已经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也比以往更加充足。

国家向农村注入强大推动力，农村内部焕发空前活力，双擎驱动加快发展，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亮点

3.新前景，从理想到现实。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农村数量减少，农村空间缩小，已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建设的动力在逐步增大，农村建设的负荷在逐步变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标志，社会注意新农村将迎来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四、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漫延而告终。但在中华大地前后持续近20余年的这一民间社会改良运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1.通过改良，化解社会矛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实事求是的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得于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提出了教育救国、事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种改造是用和平的、教育的方式，也就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走理性的路”。无疑，这种思潮在过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三座大山”，没有根本解决之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把改良与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改良主义则是蒙蔽群众，转移视线，削弱与抵抗革命影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潮。因此，对近代的改量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科学客观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改良主义给予理解，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乡村建设派的改良措施。认为“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实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革，消除腐败，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及时疏导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和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2.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以来，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栽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员体制”。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切切实实的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梁漱溟在1973年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解决农业上八个问题：1.治安问题2.运输问题3.农民负担问题4.灾害问题5.土地问题6.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7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8.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70年前罗列这些问题，70年后依然需要加大力气去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只关乎农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全中国人的问题。正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1930年之后，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呼吁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农为国本”，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国家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的使人们联想到七八十年前的那批知识分子对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探索，联想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作用。

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社会最地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国本，振兴民族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是启发农民行动起来自觉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近代知识分子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路径，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壮举。梁漱溟当年曾指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进而“划除愚蔽，喊出祸害”。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当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次日，就只身于奔赴大西洋彼岸法国的华工营，投身于华工平民教育。1920年，他回到中国，又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为同情农夫而执严”，敢于“廷争面折”而发“一代直声”。晏阳初则远赴亚、非、拉，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投入到国际乡村建设中去，继续苦干！毛泽东曾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农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召唤新一代知识青年重返民间。

4.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工作者共同的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今的“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1937年在定县开展实验时，他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时平民自己，他们时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中，三股力量的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是取得成功反而重要条件。这三股力量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5.强化村镇建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乡村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系统的基础及细胞，村政是检测社会政治清明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不少是与基层的弊政有关。今年来发生在各地的农民上访、请愿等群众性聚集事件，也多由村、乡、镇、县基层干部的处置失当或作风不良甚至腐败、恶政引起。如今，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推动农村改革。如何保证中央的亲民政治落实到基层的乡村，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引导农民自治，进行民主管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近代以来，曾有人提倡所谓“村政理论”、“村本主义”、“村本政治”抛开其封建内核不论外，应当说人有可借鉴的价值。

6.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着力文化改造。梁漱溟曾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八个字正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长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身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以“人”为本，走合作的道路，健全政治机构，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国际大竞争。此外，单就乡村的经济建设而言，也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走“从农村引发工业的”道路，而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以实现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其次，乡村工作者还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不会进步。缺乏团体组织，中国不可能自保与独立，甚至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世界生存。所以，当时的许多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利用，也一定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二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保证中国的自主独立。

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所以，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通过对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农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并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启示，从而更好的实践和开展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