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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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母体

佛教起源于古天竺(印度)，自两汉之际起逐渐传入中国内地。日本的佛教则是经中国(或以朝鲜为中介)而传入的。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过程中，统治者的推行是佛教赖以传播的根本，频繁往来的中日僧人是日本佛教的播种者，而汉文佛典则是这些播种者所播下的佛教文化种子。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日本佛教都根源于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的传入弥补了日本原始氏神到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统治日本精神信仰的空白区。当时的日本，文化比较落后，与中国直接的文化交流还没有开展；社会还处在比较落后的奴隶制的氏族制度时代；宗教方面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氏族保护神(氏神)。这时候佛教的传入，无疑对日本来说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所以成为了统治者建立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指导性的文化思想。不得不提，圣德太子在这其中对中国佛教在日本的推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推古天皇元年(593)，用明天皇之第二子厩户被立为圣德太子，并以“摄政”身份辅佐国政。他“习内教(佛教)于高丽僧慧慈，学外典(儒学等)于博士觉哿”(《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对佛教尤为重视。推古二年(594)，他下诏兴隆佛法，朝廷的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即此谓寺焉”(同上)。他自己从推古六年(598)起，对传入日本的汉文佛典，随得、随读、随讲，曾开讲过《法华经》、《胜鬘经》等，上自天皇、诸王、王女，下至百姓大众，都是他每次讲经的听众。推古十二年(604)，他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即政治原则)，其内容大部分是宣传儒学伦理道德和佛教思想的。而且，当时日本还向隋派遣使节有3次。在派遣留学生、留学僧中有高向玄理、僧竁等人，他们在学习了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后也把汉文佛典带回国，在尔后进行的“大化革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元710年日本迁都奈良，进入奈良时代。它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前期，是中日两国佛教文化频繁交流的时期，也是佛教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日僧人密切交往和汉文佛典大量涌向日本，日本从中国直接间接他传入了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被称为“奈良六宗”。其中对六宗的传入有较大贡献的有，高丽僧慧灌及其弟子有道慈、智光（三论宗），日僧道昭（法相宗），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法相宗），道光（律宗），唐僧鉴真（律宗），唐僧道睿（加个斜王旁）（华严宗）。也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传入的佛教宗派及其典籍才真正开始有所认识，并且有意识地进行修习传承，从而把佛教作为镇护国家的思想武器。

到了日本整个平安时代(794～1184)和镰仓时代(1184～1333)前期，传入日本的主要有天台宗，真言宗，代表人物有留学僧最澄和空海。这一时期，日本僧人入唐或入宋取经，回国后便加以改造，使之带有日本民族特色，据此，更好地为日本的社会和政治服务，祈求国家平安。特别是后期宋版《大藏经》传入日本(宽和二年，即986年由奝然法师携回日本国)以及日本第一部印本书汉文佛典《成唯识论》的诞生，大大加速了佛教在日本的流传。

尔后，中国佛教的进一步日本化。源信和源空开创了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净土宗。荣西二度入宋，开创了日本化的密宗，被认为是日本禅宗之始祖。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佛教从开始传入日本到在日本大规模盛行，再到日本产生本土的宗派，无一不和中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留学僧在交流传承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佛教源于中国佛教，由中国佛教发展而来，所以说，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