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普通高考语文作文人物细观之谭嗣同_谭嗣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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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骄子——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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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作文人物细观之谭嗣同
——整理人：重庆市大足第一中学校
梁印
人物简介：
谭嗣同（1865—1898），号东海褰冥氏、华相众生、壮飞、廖天一阁主，字复生，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世称“戊戌六君子”之一。
人物生平：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生母徐氏出身贫寒，作风勤朴，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10岁时，谭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他读书务求广博，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文章写得很有才华。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几个字。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义侠”大刀王五结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1884年，他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7年夏秋间，写成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他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好恶攻取”、“异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为平等”，“仁―通―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他在这部著作中，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指出，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伦，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
1898年3月，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他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光绪《明定国是诏》后。不久，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光绪帝同意召见。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参预新政。次日，光绪又召见他，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只是太后和守旧
重庆市大足第一中学校 中华民族的骄子——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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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凤矩剑”，对这两件宝物他珍爱如命。从此，他将“七星剑”留在“大夫第”，将“凤矩剑”随身佩带。血见英雄色 谭嗣同携带一剑二琴，为拯救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难，北上京城准备一展变法强国宏愿，只可惜旧势力阴霾重重，“戊戌变法”百日而终。为唤起民众觉醒，谭嗣同舍身赴难，慷慨就义。本来谭嗣同有机会逃生，但在大刀王五等人劝他出逃时，他选择了流血，并将“凤矩剑”赠给了大刀王五，一代名器终不辱主。在谭嗣同的手下，七弦琴已不是一般文人雅士休闲遣兴之玩物，而是爱国志士剑戟交鸣的生命之歌。恰好在“崩霆”琴上有他肝胆相照的挚友唐才常的挽联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中国的变革，是从谭嗣同他们开始的，而谭嗣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革的精神/方式/代价的全面呈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差错，这个精神是--舍我，这个方式是-由民撼君，这个代价是-头颅，至今如此，没有丝毫变化。谁要不相信，就可以再来试试，看代价会不会有到来的一刻。
谭嗣同的选择也是人类的选择，人类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牺牲和鲜血的过程，这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可是即便如此，还是选择嫁给谭嗣同，因为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命的价值，才有了最完整与深刻的领悟。所谓才华横溢和气博云天，才有了真实的一刻
谭嗣同名言： 不骄方能师人之长，而自成其学。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相关谭嗣同：
我们先在这里不谈谭嗣同选择死亡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曲线救国，以使自己成为改革失败的卖单者，也就是俗语意义上的替罪羊，从而以图梁启超康有为东山再起。我们在这里同样也不讨论为什么和”戊戌变法”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其中主要原因是不是单纯因为一个变法和另一个变法者的主体只在于一个是秀才造反一个是实力者的革命。
我们现在只是追问，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这种极端的‘绝对“精神，只出现在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两端，如果说孔子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极端”绝对“精神的理论家，那谭嗣同无异就是唯一的实践者。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认真和反复分析，孔子时代是一个差不多非常开放和自由的时代，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极端阴暗独裁和强权大于一切的时代，那么问题刚好有了一个答案，孔子提出“可杀不可辱”这种极端思想是自觉的，是愉快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思想内涵是平和，温情的。但谭嗣同的极端；“绝对”是迫不得已，是悲愤的，是具有强烈情感冲突的极端和绝对。
从孔子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走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心灵中庸之路，就是司马迁身怀家国之屈辱，但依然只体现出了哀而不怨。至于其他身处强烈个人恩怨的中国知识分子，无非表达出了一种相对谭嗣同来说已经是皮毛之痛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式的超然和洒脱。既是说；自由精神倍受压抑的魏晋南北朝，也不过是出现了旷逸不羁玩世不恭的”竹林七贤”。甚至于后来，有着亡国破家之痛的文天祥也只是表达了一种“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忠孝圆满后的淡然和视死如归。
可同样的情况下，元和清都是汉文化被侵入的时代，可就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谭嗣同石破天惊的“绝对”的选择了死亡。
事实上，满清文化入关和汉文化交汇后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为汉文化带来了一个质变，也就是说从清一代开始，中国历史社会上一直做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士”阶层，突然间完全断裂，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消亡。中国文化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奴才文化，从而结束了中国文化历史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高贵的人文精神。同时也开始了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的时代。
尽管，谭嗣同的时代已是满清王朝的中晚期，谭嗣同的父亲和谭嗣同都曾是满清官僚，又从谭嗣同个人的成长经历上讲；谭嗣同又是满汉文化完全交汇融合后的一代知识分子，但强烈的、绝对的、极端的冲突还是不可调和的发生了。
——节选自《谭嗣同为什么选择死亡》
我中华也有过这样的人类骄子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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