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后感_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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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访谈录

今天，读了《费孝通先生访谈录》。

费孝通这一代人是很有活力的。作为知识分子，其最主要的特征应该是责任，是社会责任，无论他从事那一方面的工作。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先生逝去了，他们赢得后人的敬意。费孝通先生对郁达夫评价很高，他说：“我最佩服的是郁达夫。”因为他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来的”，只能体现于人性，而“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人性的。”（《费孝通先生访谈录》）。

郭沫若的学术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质胜文则野，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先生赞许的“郁达夫有文人的东西表现出来。”因此而看低郭沫若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来自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学学者的特性，在这一学科看来“社会活动家他们讲不出道理的。”

费孝通先生是属于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求实的一派人，他认为：当时那些人实践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非常实在。。，像丁文江、翁文灏这样的人。

对于政治，费孝通先生主张的是“为王者师。”费孝通先生身上有很浓重的中国仕子观，这一观念在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胡适身上也有这样的特征。大约只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一群体才有了崩溃之象，都出来当官了，能坚持者稀。*之后，本来是官僚体制的溃散，却出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失色，不知道是历史嘲弄了人，还是人们嘲弄了历史。

费孝通先生说：“吴晗、闻一多同我们都一样的，反对做官的。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不为做官，回来教书，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

费孝通先生承认自己的特性，蒋介石对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他回答：“我中国东西不通。”他以为蒋介石以“邪”治中国，不足与论。事实上他受到宋代理学家们的影响：“想执政的。我们是想影响政治，听我的话。冯友兰也是这样，为王者师。”

对于“庸俗”派，最为费孝通先生看低的了。他说：“我对这个队伍看不大起。但也没有垮，那时顾颉刚等人还在。真的像顾颉刚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多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

费孝通先生对“庸俗”派确实十分厌恶，他说：“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他说：“是的。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到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我认为他有点本领的。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批人太少了。”

费孝通先生认为，二三十年代就这么几个知识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他说：“都没有本领。在外国没有学到东西，回来骗人哪。”

费孝通先生这样解释：“庸俗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部分。现在我又有个想法，我讲讲最近我的变化。前面的事情我还要同你好好讲，我现在身体不行了，老了，要用你的笔来写了。最近我搞了一个题目，石头变成个玉，石器变玉器。”

如果说，当其时，知识分子中有“庸俗”派，有实干派，有理想主义者。费孝通先生属于实干派，因此也就有了“„飞机上‟掉下来的血人”之类的科学救国类的实践。从费孝通先生的讲述中看，这一派人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这一派人直到现代仍然是一个颇具实力的派别，与郭沫若之类的理想主义者互为表里而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至于那些“庸俗”派，大约没有人能够记得了。

人间自有正气在，中道而立也浩然。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滾滾来。

壶公评论写于09－07－1

2费孝通先生访谈录

1999年秋天，费孝通先生应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聘请，出任上大名誉教授兼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0年3月底，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先生重访吴江县开弦弓村（《江村经济》所在地）。2000年4月1日、2日、13日，费老（文中简称“费”）在吴江宾馆及上海衡山宾馆与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文中以●表示）长谈三天，在座者包括：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女士，上海大学李友梅女士（文中简称“李”），费老女婿、秘书张荣华先生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社会学家，1936年费孝通留学英国，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脚踏实地地进行中国农村研究，著作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费孝通谈美国式民主，是非常精彩而令人向往的，谈到他在1944年的美国之行，他这样说到：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费孝通的白描纯朴无奇，费孝通对美国民主的解释却入木三分。费孝通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在这里费孝通有一个彻悟，否则他不会从美国回来后就加入民盟，投入反蒋的民主爱国运动，他回忆：

“见蒋介石是在美国，他请我们吃饭。他问我，费先生读什么书呀？我说我读我这一行的书。他说，你得学点中国东西呀？我说我中国东西不通。我根本看不起他，因为从我大哥开始，都是反国民党思想，反对做官的。我们当时都讲清楚的，不为做官，回来教书，知识分子要还我知识分子本来面目。”

费孝通的晚年几乎是大彻大悟的了，他有为民族担当的意气和思维之理性的透彻，他或他们的自责令人感动：

费孝通先生说：

“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费孝通先生说：

“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很厉害，很深。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没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历史里面。现在可以看得清楚，所以你出来看看，你经过这一段，我经过那一段，我们可以在一起搞点东西出来。”

震撼！卢梭式的忏悔，发自内心的力量，很能说明梁潄溟等人那种严厉的自我批判的精神，这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之主体的自赎意识，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