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深化三议（优秀）_中国方志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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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深化三议 王志邦

一部《东阳市志》(以下简称《市志》)凝聚着人才之乡、百工之乡的文化结晶，也凝聚着东阳修志同仁的心血，智慧与精神。在众多的方志中，《市志》称得上是一部“灵悟级”的志书。从“总述”到以“人的繁衍，人的劳力流、智力流，人物及人的语言、习俗等篇目构成的完整的记人部类”，可以看到《市志》确有视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想、发人之未发、创人之未创之处。作为最早运用《市志》资料进行地域社会研究的一个用户(1)，虽害怕写书评、害怕因自己读的不精写出的书评误导了读者，但总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既是对读者，也是对为地域文化辛勤耕耘的修志同仁。

一、地方志工作者的敬业精神是方志深化的前提

修志传统的回归与中国改革的启动，几乎是同时的。修志在80年代掀起浪潮是70年代末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的产物。一批批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以战斗的政治家姿态，投身于地方志事业，不怕清苦、艰苦、辛苦，为地方传统的弘扬奔走呼喊。长期的政治经验和对传统方志编纂组织形式的总结，使得地方志工作在组织上很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从而确保了80年代地方志工作的稳步发展。浙江之所以能在10多年时间将县市志的编纂任务完成(到1994年6月底只剩8部县市志没有评稿)和修志同仁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这些修志同仁中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东阳的部分修志同仁有着较多的交往。先是《浙江名镇志》稿的编辑，然后是《东阳市志》的审稿，再是《浙江省名村志》稿的审稿。每一次的书稿往来，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他们那安于书斋，不求闻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神定气闲，专注于方志编纂的敬业精神。他们在《市志》跋中的一段修志历程的表白是颇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们说：

我等一时自忘其愚，贸然以膺编纂重寄，既无理论准备，又乏实践经验，临阵仓促，时有履薄临深之虞。寒暑数易，历经探索方志学、熟悉市情、掌握有关学科知识、搜集资料、构思整体框架、政治检验、哲学思辨等等诸多艰辛。始则东西奔波，广征博采，宁滥毋缺。继则爬梳于上千万字的资料之中，正误、补残、析疑、考察、筛选、提炼，撰写初稿。观我东阳，举凡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无不源本有自，流迁有迹。一方之志，要详今备古，穷本溯源，岂为易事！

从上述的表白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人生哲学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虚怀若谷的胸襟，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方志事业的奉献精神。

“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地方志工作者要才、学、识“三长”兼备并非易事。尤其是我们这届修志，大多数的同仁(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科教育，学理上明显准备不足。东阳修志同仁毫不隐讳这一先天不足，在跋中明确地告诉读者自己涉足修志时“既无理论准备，又乏实践经验”。这样一种诚实的心灵使这群文人能够在修志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方志学、熟悉市情、掌握有关学科知识、搜集资料、构思整体框架、政治检验、哲学思辨等等”。同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努力使一切硬伤消灭在出书之前。一方面认真听取各方评审意见，另一方面根据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关审稿制度的决议严格报审。

从读《市志》送审稿。到读成书的《市志》，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东阳的修志同仁对于省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审稿组提的修改意见，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予以吸收，融化于志书之中。比如，送审稿“大事记”第3条中认为浙江斯姓源于东阳。审稿组根据《三国志·贺齐传》的记载，指出在孙权赐东阳孝子史敦兄弟以斯姓之前，相邻的剡县已有斯姓。东阳修志同仁在定稿时就吸取了这条意见。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一个人阅读，多一个环节审稿，难志书的质量的提高是有益而无害的。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明确规定志书的审稿制度，我想我们是应当切实执行的。

二、从“知”到“倍”是方志深化的关键

90年代初，方志界同仁通过10年修志经验的总结，开始重视方志的著述性问题。如何加强志书的著述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种认为加强志书的著述性与重文化部类的记述等同。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不仅使自己编纂的志书在地情记述的重点上偏离了实际，进而还把一些重视经济部类记述的志书，说成是前些年两个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产物。这种观点的得失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东阳市修志同仁则从整体上加强志书的著述性。也就是说，在充分研究地情、掌握地情的基础上，谋篇布局。在具体的记述过程中，揭示地域发展的规律。诚如他们在《市志》跋中所写：

强化整体观念，坚持一个思路，一支笔到底；深化地方特色，时代特点；加强著述性；体现科学性。

《市志》突破了本届修志形成的“寓观点于记事之中”的所谓志体特点，使编者走到了前台，向读者直接了当地表明自己对东阳社会发展的认识，从而使读者对东阳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从《市志》中完全可以感受到：编者对东阳的地情的了解，从已“知”上升到了“悟”。如总述中写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

这特定的地形是析诸暨置吴宁的地理根据，也是东阳人口分布、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地理因素。

写人类聚落发展特点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宅居的相地营造，山林、水利的管理，文化娱乐活动和风俗民情等等无不打上血缘和门阀的印记。

如果没有对东阳自然环境、人类聚落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有着深刻认识，是不可能有此透彻的描述。

悟性高低决定着志书内容的深浅。本届修志掌握了字数以千万计的地域资料。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学理上的准备不足，不少志书只是停留在“知”的状态，即资料的堆积，而没有上升到“悟”的状态。这需要我们边干边学，不断地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就是这部已很有悟性的《市志》来说，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编者还可以悟出很多东西。例如，明清时期东阳民居的独树一帜和聚族而居的关系，东阳古建筑保存之多和宗族观念强烈的关系，东阳宅居从历史上凹字组合到本世纪60年代的三五间一排与家族观念变化、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的关系，等等。许多时候“不少庐山真面目”，恐怕主要的还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市志》悟性联想到数月前一家举足轻重的大报刊登的一位史家呼吁当代人要治当代史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个论点：“不知始于何年，在我国史家中间悄然奉行起一种信条，即当代人不治当代史，当代人只能修志，后代人才能撰史。”虽从文章可以看出这位史家对本届修志的缘起、发展及其与史学界的关系并不很清楚，但他用“修”“治”区别“志”“史”，则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恐怕和我们一些志书停留在“知”的状态，使地方志在学术界很长的一个时期未得到应有的评价是很有关系的。

三、人应成为方志研究的重点课授

过去需要方志，现在需要方志，未来需要方志，方志的生命源泉在于炎黄子孙的生命海洋之中。一个地域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活力，人的智慧、效率及其创造力。方志研究一个地域的人，是对一个地域的人做出综合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探索人作为主体与其地域发展的关系。在这方面，《市志》以“东阳人主宰东阳”的观点大胆作了探索。她是80年代掀起修志浪潮以来第一部明确将人为主线记载一地的历史与现状的地方志书。

在现实修志工作中，我们对一个地域人的研究往往重视的不够。有一句行话叫做对事不对人。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人物太敏感，不敢多触及到具体的人，在写人的问题上心有余悸。其二对于研究地域人物群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然而我们从纸格子上抬头放眼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世，华侨、港澳台胞到大陆投资或捐资办学、捐资福利事业，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大陆人民同为炎黄子孙。而方志则是炎黄子孙的一本“根”。象《市志》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记人部类，无疑有益于激发炎黄子孙的爱乡爱国之情，在增强地域凝聚力的同时增强民族凝聚力。

志书如何加强记人部类？这又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市志》是一种形式，新近交付出版的《台州地区志》又是一种形式。后者“人物章”分综述、科举、传略、简介、名录5节计17．4万字，占全志总字数的11．．．6%。

前者对人的记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总述”中有关东阳人社会心态的记述。在以往的志书中很少写人的心态，仅我所见，在《市志》之前只有《桥头镇志》写的较具体。诚然记述社会心态的难度是很大的。首先要对一个地域渗透在人们社会行为中的心理因素和精神表现有个透彻的了解，否则无从写起。在这方面市志的编纂者是花了大精力的。《市志》的“总述”，实际上运用的是社会心态史研究的方法。它涉及到社会心态史研究的三个方面：即思想系统，包括东阳人的价值观念、目标追求、认知能力、思维方式等；行为系统，包括东阳人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社会交际、行为规范等；环境系统，如社会结构模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氛围等。作为人才之乡、百工之乡的《市志》，不仅注意社会精英，而且更注意那些不知名的百工的精神表现。例如“总述”中有这么一段：

在“百工之乡”、“人才之乡”的形成、发展中，东阳人对自我环境的理解，明显地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观念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许多全局性变化。显著者有：

价值观的变化。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东阳人，一方面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中受到老天爷几乎是均等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在大自然赐予的均等的进取机会——家庭手工业中获取一些温饱的满足。这种反差现象在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中产生巨大的驱动力，于是以工求生的意识强化了。这种意识的社会化自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东阳人评价一个人有无出息的心理杠杆就是“肯读书”，就是“有手艺”。“有眼光”的父母，即使典物卖田也要让子女“出山”。

由封闭性到外向性的意识转变。百工工艺队伍中那些离乡别土，浪迹天涯者被称为最有出息的人，没有闯劲的则往往被世俗讥讽为“田乌龟”。在数以万计“闯天下”者的催化下，酿就了追求、自主、竞争、外向意识；形成了劳务输出、技术商品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环境。

由“匠作”到“工艺”的转变。由于自主、外向和竞争意识的参与，有效地推进“工”与“艺”的结合，加速由“匠作”到“工艺”的发展，从而滋乳出绚丽多彩的实用与欣赏结合的众多的工艺门类。

这里编者特别注意到了东阳历史的创造者——那些不大可能用系统的文字来表现自己思想的一般民众的社会行为。这是传统志书所不去注意的内容。

倘若我们的修志同仁都能象《市志》的编者一样去观察社会心态的变化，近40年的民情风俗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比如，在农村卫生间由“毛坑”到“厕所”称谓的变化，实际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带来的社会心态的变化。现在再称“毛坑”，人们心里就有一种不好意思叫出口的感觉。又如过去山区农村夫妻通常是分头睡，现在大多是一头睡。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农民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家庭人口、伦理观念的变化。

《市志》给我的感受远不止这些，而我之所以特地要将这三点写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修志人员的敬业精神，智能素质和思想方法对方志深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这三者的不同，同样的条件但志书的价值却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作者为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注：（1）1991年撰写《东阳郡》时曾引用了《市志》（送审稿）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