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历史典故类议论文：梁任公的启示

事情还出现了更动人的一面。当年梁任公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但术后发现，误将健全的右肾除去，而梁氏此后只能以另一只残留的坏肾维持生命。一时舆论大哗，西医陷入危机，甚至出现了“科学杀人”的论调。梁家人也非常愤慨，准备诉诸法律途径。但就是在这时，任公主动放弃了院方的道歉和赔偿，而且强撑病体撰写出短文，其中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他还嘱咐家人，“以其尸身剖验，求病源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

这令人肃然起敬。梁先生始终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这一点毫不因他的`个人遭遇而动摇，他贡献出生命的最后力量，为科学的进步做出了自我牺牲。他早已表明过他的志向：“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台。”他将个人的利害置之度外，而一心披沥为大众谋求将来的路。这种人文关怀本便与科学的初衷相通，却又是对其的无上升华。梁任公守护住了科学的尊严，而这种守护本身就带有人文的崇高;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科学的价值，更为珍贵的是这背后闪耀的人文光辉。应该说，这些来源于他在精神境界上的裁判和追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中，一派提倡“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一派力主“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在这种局面中，梁任公温和庄重地申明了他的见地：“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不能说理知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的部分——或者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在一片的对立和动荡中，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理性的声音。他回避论争，因为本身已圆通无碍;他无意深刻，而永远能调和自新。基于此，我们就能理解他全部的行动和生活，他终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

梁任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他用他的生命体践，完成了理想人格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