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琐语_周易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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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琐语
——浅谈《周易》的命名、作者、年代及现状
20世纪以来,现代易学发展的几次热潮,往往都和《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相关。如,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属于“新史学”的古史辨派学者发起的,学术界关于《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周易》的形成年代、性质、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等等。
一、《周易》的命名
《周易》一词,最早记载于《左传》。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襄公九年》:“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都可证明在春秋时代,或者更早,已有《周易》的书名了。①那么,这部书为何叫做《周易》呢?古代对此就做过不少讨论。早在汉唐时代,仅《周易》的“周”字就有两种代表性的解释。
一种是汉代的郑玄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郑玄解《周易》的“周”字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这与《系辞》之“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及《韩非子·解老》所说“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相一致。
另一种是唐代的孔颖达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代的代称。他在《周易正义》序文里说:“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
对“易”字的解释古今不一。
《易纬·乾坤凿度》:“易名有四义,本日月相衔。”
郑玄:“易者,日月也。”
《说文》:“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
《参同契·乾坤设位章》:“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经典释文》:“《易》,经名也。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
现代《周易》大家刘大钧先生通过对各种经典原著的研究、剖析,基本认同“周”字“遍也,备也,今古书,义取周普”和“日月为易”的说法。
二、《周易》的作者及成书年代
《周易》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是《周易》研究中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从古至今有种种异说。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断定“重卦”即六十四卦始于何时,在古代已有伏羲、神农、夏禹、文王几说。《汉书·艺文志》说:“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但对于孔子作《易传》之说,后来受到了北宋欧阳修的怀疑和清代姚际恒、康有为的批驳。②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周易》本经的成书年代上,有以下见解:陈梦家、李镜池、宋祚胤以为他作于西周末年;廖平、皮锡瑞、陆侃如、梅应运以为它成于春秋;本田成之、郭沫若则认为它作于战国初年;近年来陈玉森、陈宪遒更发高论,认为先秦无《周易》,《易①
②刘大钧著:《周易概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页。胡道静 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经》成于西汉昭、宣间。①
关于《周易》的作者问题也有相当多的争议。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年代》中提出《易经》作者为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并推测《易传》的作者大部分是荀子的门徒。陈梦家在《〈周易〉哲学时代及其性质》中主张:《周易》是殷亡后的遗民所写的。李镜池在《周易探源》中认为“《易经》卦辞、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而《易传》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靠。”当代易学家金景芳则力主《周易》是孔子所作(见《周易讲座》)。②
个人比较赞同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的观点,他在《〈周易〉经传十五讲》中指出,“讨论《周易》的作者问题,第一是要从《周易》本经出发,第二是尊重而又合理地吸收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在研究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他认为,“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周易》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但其“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录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致最后形成《周易》本经。《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爻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③
三、《周易》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的易学,较之古代任何一个时期,研究方法更为科学多样,领域更为广泛,标新立异者更为繁多,成果更为突出。这一时期的易学流派,按治《易》方法,可大致分为三派。一是义理派。现代易学中的义理派,虽然不乏囿于传统者,但主流是用欧风东渐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为工具去阐发《易》理,因而在《周易》哲理的探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二是象数派。这一时期的象数派,既有同于传统象数学者,更有以新的自然科学知识治《易》,即所谓“科学易”者,而且后者时下愈演愈烈,由海外、台湾而大陆,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三是考据派。这一时期的易学考据派,既有同于乾嘉学派用训诂、考订的朴学方法治《易》者,更有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周易》者,从而在易卦的起源、传本等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总之,现代易学中的义理、象数、考据,较之古代易学,无一不具有崭新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现代色彩。④
第一、国外周易研究
《周易》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备受历代学人的重视,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在古代就已经流传到与中国相邻的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从17世纪起,《周易》的内容和思想,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到欧洲,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与喜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周易》在许多国家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周易》西传是以来华传教士的翻译为肇端的。在传教士的传播过程中,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出现了“易学”史上令人振奋的重要事件,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显示出了诱人的魅力。
《周易》的最早英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卖格基(Meclatchie)在上海翻译的,其书名为《〈易经〉之译——附注解与附录》。《周易》的最早法译本是由法国军官霍道生(P.L.F ①
②廖名春著:《〈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胡道静 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③廖名春著:《〈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④廖名春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59—260页。
Phisatre)完成的,译稿名称为《周易是此法译本——附程子和朱熹的全部传统的注释及主要注释家的注释摘要》。而在西方较有影响的《周易》译本则是德文版的《易经,或变化之书》,1924年出版,由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作序,曾被转译为英文本出版。《周易》的其他译本还有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荷兰文、南斯拉夫文等语种。
进入近代,外国学者在进行《周易》翻译的同时,掀起了一股《周易》研究热,出版了一大批各种语言的论著,并建立了“易学”研究组织。仅在美国就有国际《易经》学会、美国《易经》考古学会,还有一份《周易网络报》„„。随着国外《周易》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周易》热”正以方兴未艾之势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变化莫测的《周易》已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典范。
第二、港澳台地区研究现状
近40年来,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周易》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数量众多的《易》类出版物中,既有《周易》白话翻译的通俗读物和各具特色的研究性专著,也有五花八门,内容驳杂的所谓《易》理运用读物。目前,台湾的主要“易学”学术团体有“易经学会”、“河图洛书学会”等,并出版了《中华易学月刊》等刊物。总的来说,台湾的“易学”研究除了具有强调传统性的特点外,还注重吸收西方学术、博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理论,有较强烈的“易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意识。台湾的《周易》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大学、文教团体和社会上的易术人士。虽然前者是“易学”研究的主流,但它对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力却小于后两者。
台湾学者对“易学”文献资料做了许多整理工作,推出了《易经集成》(195册)、《大易类聚初集》(20巨册),还有《皇清经解易类汇编》、《续皇清经解易类汇编》、《清儒易经汇解》等专题丛书,并在《中国历代艺文总志(经部)》和《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这两部书目工具书中,将古今各种“易学”资料一一胪列在册。这些基础工作为学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力地推动了“《周易》热”的发展。在台湾众多的《易》类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编的《六十年来之易学》和陈立夫、周鼎衍主编的《易学应用之研究》较有代表性,前者全面评价和总结了民国以来中国“易学”的发展,后者为论文集,共有三辑,其作者均是台湾“易学”界的代表人物,集中反映了台湾“易学”研究的主要成果。①
第三、大陆地区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中国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历程。按照刘大钧先生的看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易学研究的转型期。这一阶段,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创新。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的藩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同时,此一时期,易学史研究也达到了新的成就,尚秉和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的汉易研究之后的最为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此外,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的传入,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人,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也成了新的时尚。
(二)1949年至60年代初,易学研究的短暂辉煌期。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景春、高亨、李镜池等人的相关著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不朽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的某些观点虽颇值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一致认可的。①胡道静 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三)60年代中叶至1977年,徘徊期。由于发生了十年“*”,易学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乃至倒退状态。
(四)1978年至80年代初,易学研究的恢复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正常的易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此一时期,高亨修订再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与《周易通义》、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得以出版。尤其是这一时期,在考古学领域有了重大发现,即张政烺根据对商周之际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及占卜甲骨上的奇特数字符号的研究,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80年代中叶至今,易学研究的空前繁荣发展期。
这一时期,考古学领域又有新的奉献。《文物》杂志继1978年发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内有《周易》的卦画和卦爻辞)之后,又于1984年发表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释文,揭开了新一轮易卦起源、三《易》问题、《周易》作者及成书年代以及卦序问题深入探讨的序幕。其后,帛书《周易》的传文,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陆续发表;后来,郭店楚墓竹简又整理面世,等等,为《周易》经传的研究提供了全新、可贵的资料。
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国内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1987年12月,在济南召开了首次“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进到空前繁荣发展的阶段。济南会后,1988年,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同年,国内首份唯一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学刊创刊,对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0年代中叶,国内兴起“传统文化热”,“周易热”也随之兴起。但在学术界兴起“周易热”的同时,伴随着又产生了“科学易热”及民间的“算卦热”。“科学易热”在很大程度上进人了牵强比附的误区,“算卦热”则导人了将《易》视为纯然的算卦之书。其后,“周易热”的偏差,慢慢得到矫正。
在“周易热”中,国内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各级易学学会也相继成立,有力推动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198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经民政部批准于1996年成立了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1993年 “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后来,由原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热情倡议,经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积极促成,自1993年始,每两年一届,在海峡两岸交互举行易学学术讨论会。可以说,两岸之间像这样持续开展的双向交流活动在国内学术界是仅有的,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有力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和两岸学人的相互友情,对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此一时期,逐步突破了建国后易学研究基本局限于《周易》经传及哲学史上少数几位有影响人物的易学思想的局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史研究。在《周易》经传、易学哲学与文化、以及科学易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诊释学、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地综合交叉研究易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激活易学研究,赋予易学以全新的学术生命,使其真正融入现代学术和现代生活,找到各种合宜的学术生长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
我们相信在实现21世纪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周易》这部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将继续为人类的文明贡献智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刘大钧著,《周易概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版
2、袁庭栋著,《周易初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版
3、胡道静 戚文编著,《周易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廖名春著,《〈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廖名春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齐鲁书社,2001年版
6、牟宗三著,《周易哲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干春松,《周易:中国文化之源——访刘大钧教授》,《哲学动态》,1997年第11期
8、刘大钧,《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