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竞技体育的_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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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竞技体育的“包容性增长”的弊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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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随后,“包容性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国内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包容性增长”。虽然“包容性增长”最初只是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仔细研究“包容性增长”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实质,其中许多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相契合。本文尝试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竞技体育包容性增长的途径,旨在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及涵义

1.1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 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在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

“包容性增长”的提法引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也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虽然国内理论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界定和具体内涵仍在讨论之中,但是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有专家分析说,“包容性增长”已上升为中央执政理念,“包容性增长”可能会被写入中国“十二五”规划,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1]。“包容性增长”虽然是个经济概念,但它与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2]。

1.2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内涵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将在亚洲各地推行包容性增长作为自己主要的任务。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伊夫扎勒·阿里等人在对“包容性增长”定义中非常注重机会的公平,认为“包容性增长”不仅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而且能确保社会所有部门能平等获得这些机会[3]。除了亚洲银行以外,另一家国际机构——世界银行也对“可包容性增长”展开研究,并进行了实践探索,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Elena Ianchovichina等人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提出如下看法:包容性增长采取长远视角,集中关注可持续性的发展;包容性增长关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消减贫困必要的且“至关重要”的条件;包容性增长既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也关注经济增长模式,重视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适宜的增长方式;包容性增长关注生产性就业而不仅是收入再分配,就业机会的创造与收入再分配只是包容性增长的潜在结果等等[4]。国内理论界对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界定和具体内涵仍在讨论,不同学者对包容性增长有不同的诠释,多数学者认为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在共享过程中所有人的机会均等,在共享的同时也需要社会成员都能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基于对贫困人群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包容性增长的重点是贫困人群的情况改善;还有学者将包容性增长与就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包容性增长应当促进穷人充分就业,并使穷人的就业报酬增长速度高于富人的资本报酬增长速度[5]。

综合亚行与世行以及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概念与内涵的阐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涉及的实质问题就是公平与合理的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协调发展、共同发展,其内涵包括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增长共享两个方面,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归宿在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发展、机会公平、全面共享,最终目标将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各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结合包容性增长在我国提出的动因,本文认为“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经济的增长,因为经济的增长是“减贫”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消除“权利贫困”,实现公平与正义的基础;其二,“包容性增长”提倡“平等参与,合理共享”,即社会公众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共享社会财富;其三,在我国现阶段,“包容性增长”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中心带动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其四,“包容性增长”应以保障与改善民生为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1.3 我国竞技体育包容性增长内涵及价值 “包容性增长”所蕴含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实质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相契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创造了辉煌战绩,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体育大国。但在竞技体育快速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粗放式增长、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运动项目结构不均衡以及竞技体育运动员不能合理分享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果所带来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问题,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相似。这些问题的本质也在于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公平与共享的忽略,导致竞技体育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的不协调,并因此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而言,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运动项目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基础项目的发展;其次,运动项目的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再次,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兼顾。鉴于此,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对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思考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道路,转变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而又现实的意义。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

2.1 运动项目发展的不均衡 从均衡发展观的视角来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首先表现在运动项目发展的失衡(表1)。水上、游泳、田径等基础大项上总体比较薄弱,集体球类项目中的三大球水平较低。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田径项目与金牌无缘,游泳也仅得到1枚金牌,暴露出我国体育项目发展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集体项目中的三大球总体水平还远没有达到世界一流,尤其是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男足表现乏善可陈。在一些职业化程度高、在全球广泛开展、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项目中,还无法与美国等体育强国抗衡。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发展也不够均衡。尽管我国冬奥会的排名在近几届冬奥会中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取得了5金2银4铜的好成绩,实现了重大突破,但与夏季奥运会中我国取得的成绩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2.2 竞技体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包容性增长理念的缺失还体现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后基于我国竞技体育基础差,底子薄,国家资源紧缺的考虑,我国在体育的整体结构中优先发展了竞技体育,但各地区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是很不平衡的。董新光教授在2001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1/3”现象指出,近10年来,我国2/3省区市获得了5届全运会平均97.1%的金牌和93.9%的奖牌,而另1/3省区平均获得了2.9%的金牌和6.1%的奖牌[6]。本文对各省市在第29届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和奖牌情况进行的统计表明:东部省份的城市共获得金牌57枚,奖牌81枚,分别占全国金牌总数的71.3%和奖牌总数的71%,遥遥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7](表2)。

2.3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低效率 效率是包容性增长的前提,从效率的层面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长期以来是建立在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淘汰率的基础上。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网模式,强调在“普及基础上提高”,从而导致后备人才淘汰率过高。有研究表明:我国竞技体育队伍每年投入4000多名运动员才能产出一名世界冠军。目前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仅达6%的成材率,甚至达不到人才培养最低成材率10%以上的要求标准[8]。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低效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回报率低,成材率低,资源浪费严重。二是因为体育人才的流动障碍造成的人才使用的低效率。我国教练员、运动员的管理是按行政区划统管,人事权归所属体育行政部门,在客观上给人才的横向流动设置了障碍,造成人才资源优势难以较大限度地得到合理利用。三是运动项目的低水平重复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一些省市围绕“省运战略”“全运战略”在运动项目设置上,“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2.4 运动员文化水平的低下 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从公平发展观的层面来分析,我国竞技体育的人才培养体制没能很好地解决运动员文化知识学习的问题,事实上造成运动员与同龄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一直是困扰体育界的顽症,也成为竞技体育领域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大部分运动员从少儿时期就开始从事专业训练,训练时间长、强度大,再加上体育行政部门和教练员过分重视运动成绩的提高,忽视了运动员综合素质的培养。尽管国家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和支持通过“体教结合”的模式来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但这一初衷良好的模式由于种种原因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在实质上只是三级训练体制的变形”,[9]“文化课甚至形同虚设,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10]。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学训矛盾、九年义务教育重视不够(表3)、经费不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运动员由于文化知识的缺失和普遍缺乏职业技能,从而使其与同龄人相比处于明显劣势,造成了退役运动员就业竞争力弱,以致出现了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做“搓澡工”、亚运会举重冠军才力退役后当门卫和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摆地摊这类事情的发生。

2.5 运动员社会保障的不足 运动员作为社会特殊职业群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起到防范训练和比赛风险,安定运动员生活,保障优秀运动员的合理权利,充分调动优秀运动员的竞赛和训练的积极性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2002年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对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8省进行的《全国体育人事工作调研报告》专题调研显示:待就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人数的28.9%,占运动员编制总数的24.2%,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待就业的退役运动员占全部在队运动员的比例达78%[11](表4)。刘仁盛等对辽宁省2001-2005年运动员退役安置情况的调查结果也显示退役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