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漫画史读书报告_思想政治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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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政治漫画》的读书报告

一、简介

我的英语水平不怎么好，阅读又不得法，所以看起外文材料来总是比较费时费力。为了这篇外文原著的读书报告，在图书馆的外文书库里翻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出这本看起来比较有趣的“图书”。这本书的全名叫《美国政治漫画：民族认同的演变，1754-2010》，由Transaction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作者是史蒂芬·赫斯和桑迪·诺斯洛普，它在1996年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章节。从内容上看，本书的副标题有些不太合适。该书从时间顺序上陈述美国政治漫画的演变，内容涉及政治漫画的出版、制作和其所涉及的讽刺主题，却没有一条有关于民族认同的线索。

作者将政治漫画在这近三百年时间的发展进程分为七个阶段。1754—1865这一百多年是民族认同产生的阶段。将起点放在1754年，是因为富兰克林在这一年绘制了漫画《联合或死亡》。这幅漫画借用了殖民地的一个民间传说，据说一条蛇被斩成几段，只要各个部分在日落之前重新联合，这条蛇就还能生存。富兰克林的漫画正是用一段段的蛇身来比喻各个殖民地，号召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抵御法国和印第安人的军队。这种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号召孕育了殖民地人民的认同感，因此被视为美国民族认同的起源。此后，政治漫画中一些固定的形象标志开始陆续出现，如代表共和党的大象、代表民主党的驴子、代表美国国家的山姆大叔及代表美国价值观的哥伦比亚和自由女神像等。随着美国总统共和制度的建立，总统竞选和党派攻伐成为政治漫画的主题之一。美国的漫画家借鉴欧洲前辈的经验，对政党党魁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政策和事迹进行讥讽和恶搞，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等更是漫画家钟爱的题材。

1865年—1896年之间的三十年是美国漫画的兴起阶段。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漫画成为一种左右美国政治舆论和民众意见的传媒工具。杂志、报纸是当时的主流媒介，但下层民众却受到识字水平的限制，简单易懂的政治漫画不仅使民众得以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现状，而且受到漫画家政治立场的影响。因此两大政党都有属于自己的喉舌刊物和御用漫画家。当时的漫画家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绘画能力，更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见解。托马斯·纳斯特最初是具有共和党 倾向的漫画家，因以笔为刀大战纽约城的营私舞弊集团“头目”威廉姆·特威特的漫画系列而名声大振。从1884年起，纳斯特转而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克利富兰，使其成为1856年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纳斯特为此得到了“总统制造者”的称号，也由此在共和党人中失去声望，被看成为“骑墙派”。作为曾有“美国政治漫画之父”之称的优秀漫画家，纳斯特在奴隶制、移民等问题上的观点对读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至于当其离开早期供职的哈珀尔周刊后，该刊的发行量也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

1896年—1916年之间的二十年是美国政治漫画的成熟时期和黄金时代。首先，政治漫画的影响力受到重视和引导。在总统选举、士兵招募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漫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主流漫画家的政治主张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漫画家成了政府战争政策和大选游说的啦啦队长。另一方面，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力量一样，非主流漫画家对重大事务的关注和表达，激发了民众对民主事业的强烈责任感。其次，这一时期的漫画家享有极大的自由。一些地方漫画家和非主流的漫画家也能通过画作表达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及和平主义的主张在一战前都有表达的自由，后来由于《间谍法》的通过，一些反战的漫画家受到镇压。另外，政治漫画的繁荣还体现在其发行和印刷标准上。之前漫画大多是发表在幽默杂志上的，随着黄金时代的到来，漫画的“阵地”也有杂志转到报刊上，且有周刊转到日刊。其所占篇幅也不断扩大，主战场也由有限的专栏版面挪到了引人注目的报刊首页。

1918—1947年之间的三十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动荡不安也影响到了艺术的不确定性。这一时期，美国政治漫画关注的主题众多，但值得一提时其对非主流群体的关注。首先是黑人出版物的繁荣。黑人漫画家谴责针对黑人的私刑、强制隔离和用工歧视，一些白人漫画家也对这种种族不平等的状况提出批评。另外，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女性漫画家。在对批判罗斯福新政和颂扬罗斯福总统的个人魅力之余，一些漫画家还将罗斯福夫人的漫画形象付诸纸上，使其成为“受漫画和杂志关注的第一个第一夫人”。1917年设立的普利策漫画创作奖，成为肯定和嘉奖优秀漫画家和漫画作品的重要奖项。

二战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电视成为漫画家最大的竞争对手。电视的发明和普及虽然影响了漫画家的重要性，却也不至于致使漫画作品的消亡。这是因为漫 画不宜言表的讽刺效果和幽默风格是电视难以取而代之的。这一时期，漫画家除关注国内的政治事务（如民权运动、麦肯锡**、校园反越战运动等）、刻画历届总统的形象之外，也对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如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等的形象进行恶搞和刻画。值得指出的是，菲勒用组图和独白创造了新的漫画形式；越南战争中，主流漫画家第一次与政府在战争事务的政策上唱反调；水门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漫画在与电视竞争中的劣势地位。1975年—1996年间的二十年是政治漫画走向圆满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人质危机、里根政府的环境政策、妇女权利问题和国际上的“沙漠风暴”都是政治漫画家关注和批判的焦点。同时在当时流行的“政治正确”对政治漫画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将在后面部分重点讨论。千禧年前后的十几年，政治漫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电子产品和网络技术向纸媒和印刷漫画提出了挑战，全职漫画家越来越难以自我维持。另一方面，部分漫画家也在网络发行和动画制作中找到了出路。除了一直供养漫画家的总统选举，1998的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桃色丑闻、2001年的“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都为漫画家带来了大量的创作话题。数码时代的电子潮流并未击垮漫画创作，在传统媒体和新潮媒体各放异彩的新时代，漫画家同样站在了漫画创作的十字路口。

二、思考

所谓开卷有益，不仅是指读者在阅读中积累了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指阅读给读者带来的启发和反思。由于疏于阅读外文资料，所能抓住和理解的知识与观点也多半是一爪半鳞、难成体系，所以由此而生的思考和感悟也便成了碎片化的了。

记得在有关亨廷顿的那篇读书报告中曾谈到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这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漫画是关于幽默的艺术，凯瑟琳·派克说，“幽默是在考验个人对所持原则的忠诚时最愉快的方式。一个社会自由到何种程度，这个社会中的人就能在何种程度上包容他人对其最深信仰的调侃。”20世纪70-90年代，美国人喜欢用“我被冒犯了（I’m offended）”代替“我不同意（I’m disagreed）”来回应自己不赞成的观点。政治自由成了围堵悠悠众口的至圣法宝，这种自由有点像是由社会潜在约束机制塑造的自由，而非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与包容。一个不敢妄议种族歧视的人，并不一定认为不同肤色 的人享有生而平等的权利。当然人非圣贤，非智非博的凡夫俗子能够在强力制约下参与构建自由的环境也实属不易。但我觉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小善的敬和对小恶的畏。在本书的体现有以下两点。一是，漫画家对黑人领袖漫画形象的刻意回避。按说民权运动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大事，从马丁·路德·金到马尔克斯·艾克斯，民权运动中也不乏杰出的领袖，但美国政治漫画家却不去刻画这些领袖人物。直到1984年杰西·杰克森成为第一个竞选总统的黑人，漫画家才将黑人领袖的形象付诸笔端，到现在奥巴马的漫画形象随处可见。仿佛也只是在黑人与总统搭上线后，漫画家才敢在总统的圈子里对其进行嬉笑怒骂。美国媒体对政要和首脑都毫不顾忌地调侃（想想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刺杀金正恩》），甚至本国总统都被称为漫画家的黄油和面包，却为何对黑人领袖三缄其口呢？到底是不屑于还是不敢？二是，漫画家在刻画罗斯福的形象时，并不揭其残疾之短。按照美国政治漫画的传统，总统是漫画的一个主要话题，其中包括对总统大选、总统的政策和执政能力、总统的轶闻的关注。罗斯福新政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两方面的攻击和批评，但漫画家们并未像之前攻击其他政客和总统一样，把这种政治批评转化为人身攻击。我想这一方面是罗斯福个人的人格魅力所致，另一方面则是漫画家在面对弱势人群时采取了惊人的一致态度。他们可以用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形象来刻画托拉斯和政客，却没有用任何可以暗示小儿麻痹症和残疾的标志来刻画罗斯福，因为越是在弱势群体面前他们越懂得表达自己的敬畏和尊重。

其次，漫画家在表达自己主张时的一些细微之处也值得思考。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漫画家自然有针对这一事件的画作，但是他们在对大萧条中个人悲惨境况进行描画时做了淡化的处理，这背后的用心值得注意。大萧条固然是由垄断资本家的贪婪和国家监管不力引发的，但在当时的艰难处境下，告诉人们事实远不如带给人们希望来的有价值。犹如漫漫冬夜固然寒冷，在取暖不可得的情况下，淡化这种寒冷、强化对温暖的希望和追求更有助于度过寒冬，所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意图大抵也是这样吧。同样的态度在“911事件”后又得以重现。政治漫画的主要目的在于讽喻和批判，但一场空前的“国难”冲淡了漫画家的理性，这时的爱国热情远远优于社会批评，对政府官员的态度也由批评转为赞扬。由于整个国家的悲伤情感无法用幽默、喜感的形式来表达，所以这时的漫画更专注于描述存在而不是表达批评。而一旦悲 伤的情感慢慢淡去，就会有人用清醒、理智的头脑对现状作以思考，并借由漫画表达担忧，克莱·伯纳特的画作就是这样。他在一幅画中画了一对夫妻绝望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拆除以供建筑一道安防藩篱，这暗示着美国政府打破了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自由的平衡，提醒人们思考美国最大的威胁到底是恐怖主义还是政府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当民众都还沉浸在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之中时，漫画家清晰地提醒人们不要因为外来威胁而忽视了来自内部的侵犯。说到底，长期存在的社会、个人和国家、政府的对立传统，即使是在面对不可知的外来危险时仍在发挥作用，这恐怕是威权主义传统影响下的国人所不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