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坟》读书笔记_坟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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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题记》
···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文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
···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提起,也是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寿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多留一些缺陷。···
···我就要专指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在我自己···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痕迹。···
------1926.10.30 厦门
读《人之历史》
1907 《人之历史》是介绍进化论的发展,在我看来,其意义不仅于此。
文章中介绍多人对生物学进化的研究,始终未能突破长久以来的宗教束缚,对于当今乃至后代而言,都有深刻的批判与反省意义。
科学研究需要以事实为论据,敢于挑战传统权威,站在客观的立场,方能取得突破,获得成就。
读《科学史教篇》
1907
不甚很懂,因为全篇皆为文言。然而有一段话我觉得于今乃至后世有非常强的警醒意义:“昔英人设水道与天竺,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而更新者,水道始大行。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
此种心态又岂止为当时的印度人与中国人所有,我看今天也有诸多国人仍抱此种心态,全然忘记当初英国正是用我们的四大发明之中的火药打败了我们。
《科学史教篇》末段以法国大革命中科学为国防、民生等作出的贡献为例,用丁达尔之言“科学与爱国”,阐述“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
中国要想复兴,必然需要正视自己,也正视别人,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重视科学及科学的交流与学习,方能圆“中国梦”。
读《文化偏至论》
1907
“生存两间,角逐到国是务,其首在立人···”
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完美的,任何时代都会存在问题。改革往往用的都是一种极端的手段,既然手段极端,其行为也必然有着一定的偏激,结果也必然是存在偏颇的。这就需要社会的精英来反思,总结,因为绝大多数民众必然是会屈服于一种无形的压迫力下。因而,国之发展,需“立人”,提倡个性,张扬个性,而不是以世俗之力去压制。
这不由使我想起历史课本上的几个人:苏格拉底、布鲁诺。这两人均是受世俗压迫之力而死,在少数服从多数的人类思想中,必然是一种“偏至”,提倡个性,尊重并理解个性,也许只有如此,社会发展才是健康的。
读《摩罗诗力说》
1907(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
不趋于时,不媚世俗的文学作品,关于反抗的,封建保守派称之为“摩罗”。文学往往是为政治而存在的,且往往是为统治阶级而控制,为其服务的。故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大都散发着一种气息:要么写自己,要么歌功颂德。时至今日,社会是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而且还多了一个叫做“媒体”的为上层建筑所控制。
古人有云:兼听则明。只听唱好的,不听敲警钟的,如何得以明?我想去艾青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真正的爱,不仅是爱他所拥有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其不足的地方,要惊醒他。爱国,在我眼中亦是如此。
所以,我更喜欢、更希望社会上“摩罗派”的壮大,“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同,爰生自觉···”鲁迅先生所言甚是矣!
诗人作诗,文人作文,不仅仅是自己的文章,每一个读者都将受其影响。因而一个文人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作品应当不拘于形式,拘于政治等因素,当以自己独有的风格,灌注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甚至为全民而作。
普鲁士的例子:文化是一种力量,反作用于政治。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培伦之起,带动了英国文学界之争;争论一久,英国民众便会反思,于是促进思想之变,即“启人生之閟机”。故作撒旦之诗,风格文章,反抗之文,应当是文人所承载的一种社会责任。古今中外多少改革是以文人之思想改革而掀起的?
“撒旦”之悲哀:为神而生,为衬托神而存在,神死即灭,神生即贬。所谓的“神”,造出一个极为利害的“撒旦”,而后打败他,于是民众呼曰:神可颂哉。“···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做文字者,当“不为妇孺庸俗,乃以吾全心全情感全意志,与多量之精神而成诗,非欲聆彼辈柔声而作也。”做到了这一点,文字便对得起自己之心,也对得起社会之责任。纵使与众人之文风不相呼,被其视之为“恶魔”,然“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吾成文章,要承担起社会之责任,纵使“舆论以昏黑蔽全球”,也不免要“呐喊”几声,只为惊醒少数人。
修黎对真理的探索及理解,超乎常人的理解范围,我不由想起一句话:不疯魔,不成活。这也许是浪漫主义诗人放荡不羁的最好例子吧!
我更欣赏来尔孟多夫之爱国----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然不论培伦、莱尔还是普希金,其文章为心所作,自由、浪漫流露贴切。是不是可以这么大胆推测: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文学家是思想改革的先锋。
八、九>
纵观那个年代欧洲的诸国之变革,均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而思想变革源于时人的觉醒。先觉之人有责任与义务将新思想普及于众,文学便是战场,笔杆即是枪杆。
文人以“真之心声”公诸于文学作品,警醒世人,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将新文化普众,社会之维新放得以终。维新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历程,文学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先觉之人以“摩罗”主义即成文章,惊醒一部分人,先醒之人又继承,继续惊醒更多人,社会方得终以维新。
惊醒世人,引领社会思想觉醒,授人以反抗精神,成为社会维新变革之心声,这便是摩罗诗的力量吧!
读《我之节烈观》
1918.7
所谓的节烈,不过是在男权封建社会中衍生的一种虐待女性的病态思想,它成为了统治者、男人们虐待女性的一种工具。何为道德?“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自他两利”。对于一些所谓的道德,其实是封建愚民的工具,必须摒弃。因为这种道德,人人宣扬,但人人不想身受。这是一种虚伪的,是统治者让人民昏迷的,强暴的工具,是给人平添毫无意义的痛苦。
我们需要正当的幸福!
摘录《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10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直到近来,进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1923.11
据耐得翁及吴自牧,说话之一科的小说,因内容分为三子目:
1、银字儿
所说者为烟粉(烟花粉黛)、灵怪(神仙鬼怪)、传奇(离合悲欢)等
2、说公案
所说者为搏刀杆棒(拳勇)、发迹变态(遇合)之事
3、说铁骑儿
所说者为士马金鼓(战争)之事。“得胜头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四: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
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
宋市人小时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1、须讲近世事
2、什九须有“得胜头回”
3、须引让诗词。
摘录《娜拉走后怎样》
1923.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