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适度扩大解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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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适度扩大解释论文

论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适度扩大解释论文

[内容摘要] 《合同法》将缔约过失责任界定于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并作“合同成立之前”的理解，本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对其作适度扩大解释，灵活运用于合同的订立阶段、未生效阶段、履行阶段、变更、转让阶段、解除阶段，同时，本文对缔约责任与违约责任界限进行了论述。

[关 键 词] 缔约过失责任 适用范围 违约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又称先合同义务，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违约责任，指当事人违反合同所承担的责任。

立法界与理论界一般认为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确立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和违约责任制度。笔者认为，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亦应归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范畴，即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之情形。

笔者拟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入手，试对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界限予以探求。

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界定在“订立合同过程”，并安排在“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中。理论界一般将其理解为“合同成立之前”的阶段。对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对其作适度扩大解释，即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的订立阶段、未生效阶段、履行阶段、变更、转让阶段都可能存在。

以物权范畴为例：

“甲乙就甲享有的某项物权受让于乙达成一致，此后，甲又将该物权转让于丙。问：甲对乙应负何种民事责任。”

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甲乙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甲乙并未达成书面形式或未签字、盖章之前，且乙已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甲方恶意转让于丙。

此时，甲、乙合同仍处于订立阶段，只有甲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时，方可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区分不易扩大解释，否则，不利于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缔约过失责任处于合同未成立之前的阶段。

二、甲拥有的该项物权属交休即转移所有权的物权。

当甲乙就转让达成一致意向时，合同成立并生效。此后，甲又转让于丙。此时甲、丙合同已履行完毕，而甲、乙合同尚未履行。只有在乙自愿放弃主张物权而主张侵害债权责任时，甲对乙应承担违约责任。其以成立并生效的情形为界定标准，缔约过失责任处于成立并生效之前的阶段。

三、甲、乙对合同生效有特殊约定，即附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

在此情形下，甲又转让于丙。此时，甲、乙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而甲、丙合同成立并生效。

其属于一方积极为合同生效做履行准备，故属于信赖利益损失。甲对乙负缔约过失责任。其处于合同成立至生效的阶段。

四、甲拥有的该项特权属登记后转移所有权的物权

（一）甲交付乙标的物，而将所有权移转于丙，此时，甲、乙和甲、丙之间的合同均已成立并生效。

1．只有在后买受人丙是以故意致前买受人乙损害为目的，采用违法的、违背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的方法致前买受物权或债权的侵权责任。故在排除丙存在此情形外，甲、丙合同合法有效。

即使后买受人在明知道前买受人享有债权而仍向出卖人购买的情形下，这仍符合交易自由和自由竞争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对某一标的物尚未交付时均可向出卖人提出购买，这是当事人享有的正当的自由，不能因此而认定其有恶意。况即使后买人以出高价、诱惑、给中间人佣金等方式而购买标的物，其行为也并不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购买已经出售给他人的标的物，其目的在于他人因不能得到该物而受到损害，则后买受人滥用了其享有的交易自由权，从而构成了侵害债权的.真正恶意。

对于甲、乙合同，虽乙作为前买受人，依合同履行而占有该标的物，且在合同未被确认无效之前，不能说其对该标的物的占有无法律根据，然该标的物并非以交付作为移转所有权的方法，且原则上也不适用善良取得规则，乙只能返还该标的物于甲或丙。

对乙来讲，在甲仍对其负有移转所有权义务时，乙单方支付有关履行费用未能及时行使一切抗辩权，尤其乙的支付已超过合同履行期待利益，乙就应负有预见到甲仍有可能再次出让物权的可能，而丙做为善意第三人且支付相应对价后，其并无对乙的注意义务。故在保护丙合法权益前提下，甲向乙移转所有权已成为履行不能，甲、乙合同已无成立必要，故应予解除。乙则承担因其最终不能取得所有权而担负的经济风险，并返该物权。

2．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1] [2]

篇2：论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范围论文

在现代社会，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责任社会化虽然在解决环境污染损害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并非解决环境污染损害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强化环境保护法的预防功能的同时，还应注重不可或缺的侵权法的二次规范作用。

[1]可喜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章对“环境污染侵权”作出了专门规范，其中第65条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的规定，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较为简略且内容含糊，因此给人们理解和适用该条规定带来了困难。鉴此，笔者拟结合环境保护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作些阐释，以便为环境污染责任的司法适用提供参考。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

[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

“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

[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