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的现实,生的意义_死的现实生的意义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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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现实,生的意义

“死亡”系列使书界柳暗花明

记者 舒晋瑜

本报讯 陆幼青和他的《死亡日记》不但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重 新思考,也带来出版界及读者对于同类命题的关注。在此之前,美国 一位身患绝症的心理学教授将自己的讲课稿写成日记,后来成为打破 百万纪录的《相约星期二》。

本是“忌讳”的“死亡”类书籍突然间备受关注:女作家林白以 其特有的方式来面对生命,感知生命,推出散文集《死亡的遐想》; 青年哲学家郑晓江最新出版的《穿透死亡》;德国作家克利斯托夫· 施扎纳茨就德国人对罪责和罪行看法进行的一段闻所未闻的独白写出 《生死朗读》;超越科学和宗教的死亡学巨著、揭示死亡真相的《死 亡之书》也跃入读者视野。

光明日报出版社即将推出《与名家一起体验死》及《濒死体验访 谈录》。《与名家一起体验死》的责任编辑严平说,书是按教程模式 设置的,每一章节后设有关问题。本书是西方各名家作品的汇总,有 法律意义上的死、临床意义上的死等等有关死亡的经典论述和体验,重点是理论探讨、情感体验,原名是《死亡学教程》,耽心划入教程 圈子,便改为《与名家一起体验死》。这本书早已纳入出版计划,没 想到正巧赶上“这一波”。任何人可能对死亡都有感受,但《与名家 一起体验死》的内容更让人感动、更经典,表述的死亡意义也不同。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另一本新书《濒死体验访谈录》则是从不同角 度探讨死亡,作者例举了大量濒死体验的个案,根据濒死者引人入胜 的语言,客观地陈述了人在假死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该书在国外是 濒死学方面的领先著作,同时也是畅销书。编辑秦千里认为人们对于 不可避免的死亡,除了恐惧心理外还有好奇心。而此书不但能满足人 们对于有关死亡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更能使人重新理解死亡,更加珍 视生命,更加有意义地生活。

严平认为,任何书都有自己的市场,死亡类书籍的畅销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可以让人们了解死亡,因为某种原因的死亡是撼人心扉的。比如拉宾死后有关拉宾的书走俏,这跟人们的心理因素有关。致力于 研究“生死哲学”的郑晓江,在他的这部《穿透死亡》中告诉读者,一个人要获得幸福和成功的人生,就必须由“死”观“生”,换句话 说,“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

金庸: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酝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苦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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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说些谎话(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池田:《法华经》是“圆教”,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法华经》来的话,其他的佛经,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圆教”的《法华经》中,宛如“百川归海”。

您先学小乘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

良师的感动、作家的启发 金庸:这里也希望先生告知当年加入创作学会、接受佛法的动机、经过和心路历程。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法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池田:我的接受佛法,与其说是受日莲大圣人的教义感化,不如说是由于与户田城圣先生个人的邂逅而受感动。二战以后,昨天还满口痛骂“美英禽兽”的大人物们,今天就转而讴歌以欧美为主流的民主主义,实在是丕变一族。

我也同许多青年一样,对那些大人物既不信任,又迷失在价值观急剧变迁之中,就与友人去参加读书会等活动,渴望追求和究明“真理”。也因此而遇上户田先生,在初次见面时,我就劈头直率地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关于天皇制”的看法。

对我这个籍籍无名的青年,户田先生却毫无保留地真诚解答,而且这种解答没有任何暖昧之处,是十分清晰的。当然,我对于户田先生的回答并不能全盘理解,但却深受感动,烙印于脑海这中,换言之,从户田先生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生命之光”和“人格之光” 照进了我的胸间。金庸:我读过您写的自传性著作《人间革命》,书中曾详细再现了你们师徒二人见面的情况。池田:原先,我对于所谓宗教并不太喜欢,而且,说起日莲宗的佛教,少年时代常常见到的光景就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些穿着白色装束,一边调皮打着圆记太鼓,一边在街上结队游行的人们。说真的,那印象并不太好啊!(笑)

金庸:但是,直到加入创价学会之前,先生曾有过怎样的“心的历程”呢?

池田:实际上,入会之后,还有过“加入这学会真不妙”的想法。(笑)却因为户田先生这稀世之师的魅力把我留住。想来也许金庸先生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青年时代关于“人是什么”、“人生该怎样活着”这些叩问,想来比现代青年更为认真。

我也曾为之苦恼,因此就为自我摸索学习。最近,有一本在日本成为大众议论的书叫《苏菲的世界》。内容是说有一位叫做苏菲的少女,被一个迷一样的人物提问后被引入哲学森林——以少女的目光作为向导,把深奥难明的哲学史的发展变成十分容易学习的东西,因而成为畅销之书。

在这个哲学之旅的出发点上,作者这样写道:苏菲拆开两封信;一封是您是谁?另一封是世界从哪里来?多无聊的问题嘛!再说,这些信是从哪儿寄来的呢?这件事几乎和这两个问题一样,是个谜。

是谁把苏菲从平平无奇的日常生活抽离,突然强迫她要寻根究底于宇宙的大谜题?“我是谁呢?”“世界、宇宙从哪里而来呢?”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是谁也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不能说因为谁也不明白,也就不去追问。士为知己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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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所谓知己,就是能互相理解、信赖、尊重对方、引为朋友。我们另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化妆、打扮的目的,乃是为了令喜欢自己的男性高兴,得到满足,男性,则以相知者为重,可以为之种知己者牺牲自己的生命。池田:这可见于《战国策》中“赵策”。

金庸:在中国古史中登场的许多富有侠义之心的英雄,他们往往可以知己而不惜身家性命,但是却不理会是否正义,不重视是非之分,这主要是在儒教思想还未传布开来之前的情况。例如聂政杀侠累,专诸杀吴王傣,侯赢为信陵君而自杀,豫让行刺赵襄子,都是为报知遇之恩而为,怎么也谈不上以正义为主要目的。这种情况应该近似日本的武士之一理想吧!弁庆的忠勇是为“知己者”献身,但特别突出了富有侠义之心,不用说,与后来(二次大战时)的“神风特攻队”的愚忠在性质上有明显不同。池田:怎样界定“正义”的内涵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柏拉图的巨著《国家》的副标题中明“关于正义”却并未谈及正义之义。可见这是难题中的难题。

但是有一点却决不可忘记,所谓的正义,不可单凭个人切身的、主观的感情为主来决定,如果忽视这一点又歪曲之,则必然变得勉强。那些为了鼓吹战争而喧嚣一时的“正义”、“大义”,就是这种典型。

战争当时,“活在悠久的大义之中”等口号对战死礼赞有加,但现实的年轻人们,特别是对事物能真挚思考者,就一定会认为这些宣传是一种空洞无力的口号。

当然,人不能忍受无意义地死去。读读《听着,海神的声音》等战死的“学徒兵”的笔记,就要了解到,那些拼命摸索自己的死亡意义的年轻人们,他们所关心的事,首先是父母兄弟、姐妹,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亲人们所住的祖国。为这个祖国而牺牲,强制说服自己将这种“死”赋予有意义的所谓“散华”(意谓成仁取义的“落英”)。最严重的问题是,注意在那种高喊“永久的大义”的口号之下,强制要求年轻人以必死的决心去做什么“神风”等愚行的(国家的)领导人的无能与鄙劣的行径。不止在战争中如此,在任何时代中也有“大义”之声呼喊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必须认真认清其本质。请恕我把话题扯得太大„„ 金庸:您的这个看法,我颇有同感。

池田:不管怎样说,我同您在年轻时都读过相同的外国文学作品,并且在心中向往的那些英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等等。以此而论,则我们的“文缘”似乎早就结下。

金庸:我们都曾有过在战乱频仍的战争中度日的经验,假设我们都在战时入伍,说不定会在战场上碰面吧!(笑)我因此想到,这也是我个性中常常有不谋而合之点的原因罢。

池田:与金庸先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单是想想就要打个冷战。(笑)但是,日中战争说到底也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前回我们曾说过,当时我也不能例外,深受“军国少年”的时尚风气所蒙蔽,可是听到从中国在大陆战线回到日本的长兄说:“日本太过份了,中国人实在可怜!”

因而才对战争生出了怀疑的念头。虽然日本的军部曾宣传说:“这是创造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的民众从欧美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等等,但战争的本质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战争的大义与现实是多么乖离呢?——在面对日本战败之后,这种想法不断地膨胀起来。

减低欲望 心锁易脱 金庸:英国知识分子现在重视佛教的人很不少,伦敦出版一本佛教杂志《中道》(Middle Way),内容相当好。英国若干著名大学,如牛津、剑桥、伦敦大学等,都有佛学会的组织,会员有教授、讲师,也有年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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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第一,佛教重视自力修为,不靠外力恩赐。二,原始佛教教义,着重降低自的欲望,以求解脱。三,佛教主张全人类一律平等,主张慈爱。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说香港人、日本人对“拜金主义”值得警惕,决不是轻视金钱与物质的谷值。

在香港或东京,穿衣吃饭不难,要拥有一所居屋就困难得很。我并不是说风凉话,劝人不要努力赚钱。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

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十分伟大,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也崇高之至,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东京除了日本的政治中心之外,和香港一样,也是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运输中心,本地的工商业也非常繁荣,生活于斯之人,将整个生活集中于商业活动,原为情理之常。

只不过在努力经营赚钱之余,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时间也决不会是白花的。

中国传统的处世之道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是十分高明的自私自利。一个人能克制欲望,能够知足,能够适可而止,做事不太过分,就不会受到羞辱,不会垮台,倒也合乎自私自利的原则,终究对已对人都大有好处。

如果虽然少赚了一万两万元的金钱,却多赚了内心的平安喜乐以及别人对你的尊敬与爱心,内心的电脑一算,恐怕还是大大占了便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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