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三农”问题_中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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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三农”问题
摘要:“三农”问题是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全局性的系统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由于农业在我国的地位较重，我国的历史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三农”问题伴随着我国的农耕文明的发展逐渐在成长。回顾历史，可以更好地为未来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好的想法和建议。
关键词:“三农”问题；历史；缓解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的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三农”问题是一个大系统，“三农”与“非农”是一个更大的且更为复杂的系统，具有易相发展关系的特征。
应对农业发展问题，不仅要着眼于三农本身，而更应注重从“三农”之外即各自对立面采取对策。农业易相发展理论对于化解“三农”问题的意义在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三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新型化、功能多元化及人本化；农村城镇化及社区化、均等化、农场化；农民新型非农化、职业化。
一、“三农”问题的历史必然性
在迄今为比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上领先过上千年。古代中国文明又称农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载体就是今天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农耕文明在哲学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顺其自然，男耕女织，精耕细作。与已经衰亡的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二是崇尚勤俭。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农耕文明区域内可以做到以较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劳节俭。[1]
但是，农耕文明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所以，农耕文明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历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众多。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在的眼光看，农耕文明允许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
当农耕文明延续到清朝，正重复着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时，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出现在西欧，那就是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工业文明。与以往的人类文明类型相比，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所有建立起工业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以强大的物质技术为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实践无情地证明:对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2]
鸦片战争之后100年，作为农耕文明长子的中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交错中苦苦挣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淖，举步维艰。其间，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国诞生。但是，就新中国成立本身而言，还只能从政治革命成败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人类文明类型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当时的农业经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对于这样的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就是我们讨论新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回归的起点:新中国诞生之时的农业(包括手工业)，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质上“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是“落后的”。这就是理解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如何从古代发展到现代。[3][4]
二、“三农”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一部农耕文明史。虽然我们建国后进行了几十年的工业化道路，但是农业大国的基本事实没有改变。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3%，即8亿多，因此农民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国人民的状况;农业的发展状况依旧关系着整个国计民生、粮食安全，直接制约着国家工业化进程;农村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依旧决定和体现着整个国家的发展状况。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清朝中期，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很高的人地比例关系;建国后，由于采取了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今天“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政权稳固的关键问题。同样，它也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首要问题。
其次，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不同步造成的城乡关系严重扭曲，城乡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城乡居民发展机会和待遇极不平等的问题。[5]“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程度严重滞后，除少数较发达地区外，广大农村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工农)发展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贫富分化加剧。由于“三农”问题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利益冲突都已浮上表面，许多不安定因素交织在一起，直接冲击着当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安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重大、最突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第三，从理论的层面上来说，三农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传统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二元经济模式下，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工业部门收益高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逐渐转移直至工业化形成。[6]当工业化形成一定规模后，工业又反过来从技术、资金等各个方面改造和提升农业，从而形成农业现代化，最终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在我国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问题，特别是实施了城乡二元隔绝的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发展模式，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支撑工业，盘剥农民，这一发展模式虽然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果是“三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或缓解，反而加重了，它所造成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很长时间里延续的体制惯性至今仍在影响着我国。因此，从工业化理论层面来讲，工业化是我国必须要走的道路，“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将伴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演变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三农问题”是涉及到全局的关键问题。[7]
三、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战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梳理中国农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对这两步的基本把握。
历史性成就之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并且有效地防比了其死灰复燃，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农耕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主要是从生产力方而区分的。鸦片战争后，包括清王朝统治者在内，中国的精英阶层都认识到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必须赶上去。但是，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如何赶上去，不要说清王朝统治者，就连蒋介石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他们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搞清楚。而毛泽东真正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毛泽东正是因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生产力的落后只是表象，落后的病根在于封建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弊端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地主在确定地租率方而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剥削程度十分严重，从根本上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8]
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土地变成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土地私有制在中国被彻底废除。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村实行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最伟大的成就，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历史性成就之二。农民摆脱了“皇粮国税”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取消，农民获得了充分发展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在全而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于20%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负担。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农民不再是一种受到超经济强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9]
历史性成就之三，农业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与非农产业的关系日趋和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了全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近几年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文盲在中国正在成为历史性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已经有根本性好转;90%左右的行政村已经通了乡村公路。
四、更好地求解“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是一项政策，一条措施或者一个战役就能够解决 的问题，缓解“三农”问题，需要建立“三大系统”。
(一)建立政府支持系统
1.建立政府支持体系。政府对“三农”的支持是所有政府，不管是古代政府，还是现 代政府的主要职能、职责。在现在“三农”问题陷人困境的时候，我们也要强化政府的支持 力度，运用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等工具，全方位、多层次的帮助农民、支持农 业、扶持农村。一是进行长期性的轻摇薄赋、休养生息。要减少农民的负担，必须把轻摇薄 赋、休养生息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措施。二是加大农业的基础性、应用性技术 的研究，不断为农民免费或者低费提供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农产品。三是加大农业基础 设施、水利设施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减轻农民、农业的非生产性费用。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防止社会震荡的减震器，也是人权得以体现的重要 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有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土地保障，即家庭承包责 任制;二是养儿防老，即前代养后代;三是农民自己储蓄保障，自己养自己。这三种形式都 是一种农民内在的自我保障形式，极为不稳定。也极没有保障。所以，我们要解决“三农” 问题，要从农民最基本的保障问题上下功夫，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辅，不至 于农业经营失败而难以生存。首先要将以土地为主的保障方式向社会为主、土地为辅的保障 方式，直到最后完全过渡到社会保障体系。其养老基金的筹集要多元化，以个人、集体和国 家为主，各筹集部分费用。个人每年必须强制缴纳；集体以集体收人的一定百分比缴纳，集体收人主要是集体土地的承包费用，这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国家要将 农民养老基金的筹集纳人预算内容，定期拨付，足额到位。其次是帮助农民建立合作性的医 疗大病保险，鼓励有承受能力的农民购买商业性的疾病保险。最后是建立法制化、制度化的 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二)建立社会扶持系统
1.建立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产业利益共享链条主要指农业生产环节与农业生产资料的 供应环节，农产品的销售、加工环节之间的利益转移链条，从目前来看，主要应该是后者。这种利益共享并不是无偿的，而是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是通过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以增加农产品需求来扩大农产品的市场容量增加生产环节的 收益；二是通过加工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三是通过加工的规模 外部效应和技术溢散效应、基础设施建设的外部效应使农业受益；四是通过农业加工环节的 适当让利来“辅农”。[10]
2.建立农业保险防损机制。农业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产业，必须有一定的防损、防震 的保险机制。但是农业特殊性决定了，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但是农业保险又是缓解“三 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商业保险不愿意涉足的前提下，必须创新保险制度，重构农 村、农业保险市场。一是引进外国保险公司;二是建立国家支持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三是建 立农民合作性的保险公司。
3.培植中介风险规避网络。“三农”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弱小的、分散的农 户无法与社会化的大市场无法对接，而产生利益损失、成本损失和风险损失。如果在农户与 社会化的大市场之间有一个连接媒介，将风险扩散到其他主体，或者由其他主体承担一些风 险，则农民的利益损失、成本损失、风险损失都将会大幅下降，这也有助于缓解“三农”问 题。所以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组织也是缓解“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当前要重点培 植信息服务、营销服务、技术服务、种苗服务的中介组织。
(三)建立农民自解系统
缓解“三农”问题、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依靠农民、农业以外的力量非常必要。但是 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这些力量，还要充分发挥农民自己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积极性和创新 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依靠内力，还要将外力转换成内力。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农 民自觉的自解行为尤其重要。一是农民要加大自身人力资本的投人力度，增强自我解决“三 农”问题的能力。二是农民要积极主动的寻找更多的能够增收和发展的途径，如大力调整农 业结构、搞好农产品的加工、开拓国外农产品市场，等等。[11]三是主动跳出农村、农业、融入现代城市，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中国全局性的解决处理好三农问题，前景无限光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协调发展，是全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而的必然要求。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比较好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能够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从经济上看，三个中国人创造GDP的能力至少等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一个人。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达到日本的3倍，美国的一倍半。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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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子标.土地市场化与“三农”问题的出路[J].中国农村观察，2002,(5):71-79.[6] 吴康 “三农问题”内涵探析 太原大学学报 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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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晓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问题团.城市规划汇刊，2000,(4).[10] 杨云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11] 王毅敏，封铁英，段兴民 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预测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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