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党代会的历史细节_党代会的历程

陈独秀与党代会的历史细节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党代会的历程”。

陈独秀与党代会的历史细节 原创 联合日报 2018-10-11

提到会议，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枯燥乏味的。但事实上，众多重要会议可谓曲折复杂，惊心动魄。历史上多少惊涛骇浪，往往涌起于看似平静的会议桌旁。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一大到五大时期的党内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与党代会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一大就有 “左”和右两种倾向吗

1980年，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发表几万字的长文《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披露了陈独秀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和见解，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篇文章中，濮清泉谈到陈独秀对党的一大的评价：“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

实际情况如何呢？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当天，参加大会开幕式的13位代表全部到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会议。

会议原预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就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在开幕式上，首先由张国焘向代表们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接着，张国焘提出大会的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党的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偶尔也补充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话后，由马林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会议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同意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的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代表们在讨论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时，意见基本一致，但在个别问题上也有分歧。上海代表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后，才能决定。他认为，目前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北京代表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对于李、刘二人之间的争论，濮清泉如实记录了陈独秀的评价： 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定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应该说，陈独秀对一大“左”、右两种倾向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他对一大纲领的评价今天看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由于强调遵循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建党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避免了第二国际式的社会民主党的弊病。

中共一大会址

杨帆 摄

一大中央局选举 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3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刘仁静之子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总的看，这一票投者无意，闻者有心，后来似乎成为大会的花絮流传。几年后蔡和森还开玩笑地说这票有历史意义，这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折射出当年选举的一些特色。无论当年酝酿候选人名单的具体过程如何，张国焘个人当时显然还不具有使选票高度集中的威望与能力，所以当他后来与代表们逐个商谈时，势必要借马林的权威来说服人。在这种情况下，刘仁静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谈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说成有历史意义，亦即被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刚诞生时对共产国际也并非唯命是从，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选举是否根据马林的意见规定了候选人，并由张国焘在选举之前与大家做说服工作呢？陈独秀后来在南京监狱中与濮清泉的一段谈话，似乎可以作为印证：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因何原因 陈独秀未出席六大

按照惯例，上届党中央总书记必须参加下一届党代会，而且应当向大会报告上届中央的工作。然而，陈独秀却没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呢？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趁机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是他们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们应当为失败负责。斯大林为了回击托洛茨基，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自己辩解，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他们指责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来负，对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全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满，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拿他和谭平山当替罪羊。陈独秀还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组织处理十分不满——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就把自己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192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后，实际上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独秀自此便不视事”。八七会议召开时陈独秀在武汉，但不通知他到会，对他缺席审判，不给他辩解的机会。

最重要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应当在中国进行，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陈独秀最终没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但在六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时候，由于汪泽楷和刘伯坚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又意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汪泽楷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不论是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一律提出。……还在党内的同志，我们不可以因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陈独秀最终未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过去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大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可是我们党并未从此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