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献中的军坡剖析_中国古代诗词文化剖析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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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千年军坡

——古代诗文中的海南迎神赛社(会)

庙祀之后迎神像出庙,伴有仪仗、鼓乐、旗幡、歌舞、地方戏曲,甚至杂伎、方术、巫术,遍游神所“管辖”、“辐射”地域的街市、村巷,以达到为居民酬神还愿、神欢人娱的目的。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迎神赛社(会)。

迎神赛社(会)起源于何时何因? 北宋高承撰《事物纪原》“赛神”条言:“《礼.杂记》曰: 子贡观于蜡,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今赛社则其事尔。今人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因相与饮乐,世谓社礼,始于周人之蜡云。”(注1)《中国风俗辞典》“赛会条”的解释亦依据前书,言:“又作‘赛神’、‘赛神会’。旧时汉族民间信仰活动,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为周秦时代十二月陈酒食祭田神亦即腊祭的遗俗。每年春秋两季以仪仗、鼓乐、杂戏周游街巷的还愿酬神的一种活动。唐宋以来颇盛,……明清时仍然不衰,即含祈福、喜庆之愿,也是民间娱乐盛会之一。”(注2)至于中国的“赛神”是否受佛教“行像”的影响,尚未考实。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确有记载洛阳奉佛像出游之盛况。(注3)

作为民间信仰的一种仪式,海南军坡与历史上大陆民间迎神赛社(会)的形态基本相同。现在,军坡已列入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的民俗类中,证明民间信仰是民俗文化一部分的常识已被官方确认。军坡——这海南的迎神赛社(会)活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一、唐宋诗词中的内地迎神赛社(会)

内地民间迎神赛社(会)习俗至少在一千多年前就已形成。唐代文人官宦多有关于民间迎神赛社(会)活动的记录,在比较著名诗人中,王维、韩愈、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张籍、温庭筠等人的诗句中均有记载。(注4)其中描写较详细诗句,如王维《凉州郊外游望》:“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芻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温庭筠《烧歌》:“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持钱就人卜,敲瓦隔林鸣。卜得山上卦,归来桑枣下。……仰面呻复嚏,鸦娘咒丰岁。……”王建《赛神》:“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听神语。……但愿牛羊满家宅,十月报赛南山神。青天无风水复碧,龙马上鞍牛服轭。纷纷醉舞踏衣裳,把酒路旁劝行客。”(注5)

宋代诗词中对迎神赛社(会)也有不少描述,如苏轼词[浣溪纱]、陈师道词[少年游]、高翥词[秋日田父辞]等。(注6)诗人陆游有三首同名但不同时间、地点的《赛神》诗,其中两首生动描写了赛神的场景,其一:“嘉禾九穗持上府,庙前女巫递歌舞,呜呜歌讴坎坎鼓,香烟成云神降语。大饼如槃牲腯肥,再拜献神神不违。晚来人醉相扶归,蝉声满庙锁斜晖。”其二:“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杉绣裙舞小姑。乌臼烛明蜡不如,鲤鱼糁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驩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神归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注7)

宋代笔记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也有详细记载民间迎神赛社(会)的场面,多为都城附近风俗,不详录。(注8)有关海南的宋代笔记如《岭外代答》、《诸蕃志》、《桂海虞衡志》等,大多记载地理、气候、海况、风物、特产、军备、熟黎、生黎等,却没有关于汉族移民的生存情况的记载。(注9)

二、苏轼诗中海南的社祭与雩舞

唐宋时期的贬官至海南,影响了海南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汉族移民也将内地民间信仰传播到海南。由于明代以前地方志大多散佚,无从得知汉族移民详细的生活状态及民间信仰活动。经过查找,在苏东坡的诗中见出端倪。苏轼居儋期间作《和陶劝农六首》之六,有句:“大作尔社,一醉醇美。”(注10)《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之二,有句:“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注11)诗句中的“社”即社神,也称土地神,其功能为保佑农耕民族的丰收,社神崇拜源于上古三代,是中国百姓最基本的神灵,延续了几千年。诗句中的“雩”就是祭神祈雨仪式,殷墟卜辞与甲骨文中对雩舞有大量记载,可见当时已很流行。由祈雨产生的雩祀、雩礼,也沿续了几千年。社祭与雩祀、雩礼本来都是国家、地方官员与百姓都要举行的祈祷神灵,护佑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的仪式,但随着民间信仰逐渐游离于国家信仰之外,并在道教的整合、佛教的渗透与儒家的影响下,各地方出现的神祗数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势,以至于宋代(尤其是南宋)大批赐封民间神灵与祠庙,在精神上安抚地方官员和百姓,稳定外忧内患的局面。唐宋及其后,乡村社神的主导地位被其他神灵取代,乡、里甚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主神和配享神,形成了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特点。这些神灵包括道教、佛教神祗、先贤神(文、武官员等)、山神、水神、神话传说神等等。雩祀、雩礼也走入民间,除了官方在旱魃之年行雩祀、雩礼之仪式,民间多由百姓自发请道士作祈雨斋,原本具有礼治性质的雩祀、雩礼,被道教改造为斋醮活动,而广为民间接受。(注12)

苏轼的诗句证实了北宋时期海南存在民间社祭和祈雨活动,而这些活动属于民间信仰范畴。但从苏轼诗句中看不到迎神赛社(会)的场面,可以判断北宋时期海南尚未形成具有仪式性的迎神赛社(会)。

三、李光诗文中的海南迎神赛社(会)

南宋贬官李光居琼、儋十一年,其《庄简集》中记载了当时民间信仰活动。《儋耳庙碑记》有描写庙祀的场景:“每岁节序,群巫踏舞,士女軿輳,箫鼓之声不绝者累日。自郡守已下,旦望朝谒甚恭。”(注13)当时儋耳庙祭祀已形成一定规模,但是否迎神出游,碑记中没有记录。另外从李光的《昌化军学记》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海南的风俗,其文有句:“丧祭冠婚无悖礼之失,禨祥巫觋祛习俗之蔽。”(注14)其意大概是:通过学习儒学,改变了地方风俗,办婚丧大事没有违背礼教,去除了神鬼占卜吉凶的陋俗。

重要的是在李光的诗中发现了对海南迎神赛社(会)、类似今天军坡场面的记录。《庄简集》五言古诗《元夕阴雨孤城愁坐适魏十二介然书来言琼台将燃万炬因以寄之》:

海滨遇元夕,况值愁阴天。重阴障佳月,微雨杂瘴烟。孤城欲黄昏,里巷已萧然。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蹁躚。挥杖眩村氓,捩齿传神言。异城俗尚鬼,殊形耳垂肩。邦人素敬畏,香灯竞骈阗。使君招我饮,老病不得前。有如伏枥马,硉兀难加鞭。遥知琼台上,万炬照绮筵。幽人正愁绝,跏趺坐深禅。雾霭埋群山,不礙孤月圆。茅庵一灯留,照我独不眠。夜阑香篆销,息息火自传。何当访羽客,同上罗浮巅。(注15)

孤寂中居儋的李光在元宵节接到友人信件,得知琼州府要“万炬照绮筵”,更感愁绝。看看自己所处的环境:“微雨杂瘴烟”、“里巷已萧然”、“茅庵一灯留,照我独不眠。”而城中敬畏神鬼的百姓正在迎神赛社(会),祠庙中“香灯竞骈阗”,街巷“老巫舞蹁躚”;神附体的人“挥杖眩村氓,捩齿传神言”。……

此诗描写的迎神赛社(会)大多与内地的一致,唯有“挥杖眩村氓,捩齿传神言”这一句,在描写内地迎神赛社(会)的历代诗词中尚未见到,而这句与今天海南军坡的穿杖场面极为相似。由此,可以推断南宋时期海南已形成仪式性的迎神赛社(会),并具有地方特点——穿杖,这种特点一直传承到今天。

元岭海廉访司照磨范梈有《高山毗耶神祷雨有应记》一文,述毗耶神之来历及显灵诸事,其铭曰:“……天造石室,有神居中。灵妙变化,机神感通。英物呵护,三边息烽。阳沴而和,十雨五风。民受乃赐,报彰神功。岁有常祀,爆牲致恭。……”(注16)高山毗耶神坛延佑年间立碑纪功,至正年间封为显应侯,入祀典。虽然“岁有常祀”,但其性质与民间迎神赛社(会)活动仍有不同。

四、明代海南先贤诗文中的“神道”环境

从明代开始,海南出现一批由学入仕的文人与官员,这些先贤遵循着儒家治学安邦的理想,他们的诗文中极少涉及“怪力乱神”的民间信仰活动。但历代统治者以神道立教,明代也如此。《明史》礼四“诸神祠”载:“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祗。名山大川、圣帝名王、忠烈臣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命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祗,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注17)尤其明中期以后,朝廷对民间神祠疏于管理,各地方祠庙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海南也不例外,据《正德琼台志》载,明代所建祀典内外的祠庙神坛远远多于宋元所建。

因此,从海南先贤们的诗文中还是能看到当时海南的“神道”环境。如成化年间任左、右佥都御史的邢宥,老年归乡时所作诗《安乐乡长寿歌》有句:“日落春山社散时,少年醉卧老扶归。”(注18)迎神赛社(会)到天黑才结束,少年酩酊大醉,由老人扶伴回家。明代海南著名文人王佐《鸡肋集》卷五《三圣堂记》载:“琼之西九十里濒海澄迈南楚都那托村有三圣堂。所谓三圣,未究其何神。……水旱火伤,有祷即应。……”(注19)是否有求必应,是民间为神灵建祠修庙的前提,而神灵的来历并不重要。又《鸡肋集》卷八《鬼物辨》载:“辩鬼物何辨?琼俗所谓北天佛也。盖国初海上有炼形者,自焚其身,土人肖像事之,有‘东天’、‘南天’、‘北天’之号,俱谓之佛。北天旧有木像,在临高居洋山庵中。成化初,适有神物来凭其像,事甚奇异。吾友王聪子达始事之虔,每欲神降,即置像竹舆中,令二人手舁,以扳布灰。神至,用舆脚书诗辞,甚有声响。……其诸阴阳术数书皆能通之,与专门术士无异。乡之人士好事者爱其诗词,亦争肖像事之。未期年,建遍阖郡,……”(注20)琼俗将神鬼冠以“佛”号,但又具有道士阴阳术数的本事,人们争相为神灵造像并崇拜之,不到一年神灵造像遍及全郡。明代海南大儒之一的钟芳,在其《钟筠溪集》卷九《琼州府城隍庙碑》中言:“若城隍则浚筑所为物焉耳矣,顾崇之者何?盖阴阳至灵之气,无往弗贯,人心所注而神在焉。”(注21)明初,城隍神被纳入祀典,成为对应各级官府的冥界统治者,是直接管理一方百姓的神。碑文中钟芳站在官府立场上,把城隍神说成无所不在的阴阳至灵之气,统辖着百姓的人心。正德甲戊进士、官至按察使的林士元在其《北泉草堂遗稿》中有《员山里记》一文,记述了今定安县境内的员山里依山、旁湖、望江、涌泉,物产丰富,“岭下有水田数十顷”、“狐兔鹧鸪麋鹿野雉之属,未尝不有,故一时刍荛苫盖畜牧祭祀之用,多取给于此。”并记录了该里之俗为:“岁时伏腊,祈报登科。”(注22)《海南省志.文化志》载:琼山龙塘镇仁庄村有丘文庄公所撰《祭抱元境神碑》,记述丘濬祭祀抱元境神,祈求退洪水、保农田。(注23)该碑《广东碑刻集》未录,《民国琼山县志》亦未录,应是近年所发现。(注24)一代大儒竟也祈求神灵退水护田,可见神在儒门官宦人心中的地位。

此外,外地任职致仕回乡的琼籍官员、外地籍任职琼州府的官员,也常常受邀撰写祠庙碑文,文中亦颇具“神道”精神。如曾任广西按察司佥事前监察御史的李珊,为琼山郡城撰写的《重建东岳庙记》中引张公诩言:“庙宇之不治,迨守土者之责。国家之礼,天地百神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神既不妥,人胡以宁?”(注25)将神庙的地位与国家礼治、守土责任相提并论。任琼州府推官的湖广人洪之杰撰《重饬天妃庙田铺碑记》云:“厥地庙祀天妃,岁时崇礼,凡鼓楫扬帆乘潮而顺渡者,莫不肃容起敬。盖俨然海天巍柱,为神称赫赫焉。”(注26)渡海往来琼州之官员,北宋始祀伏波将军以祈平安;南宋时,受赐封的妈祖其信仰传播至海南,官宦商民渡海多祷天妃(康熙二十二年施琅上表言其灵异,遂进封天后)。任广东按察司副史的江西丰城人涂棐撰《重建灵山祠记》言:“琼州以神为有功于民言,乃得正今号曰灵山之神,……惟夫天下名山,卒能兴云致雨,而利济民物,然亦莫不有神以尸之。”(注27)天下利民济物的山必隐有其神,灵山便如此,其神有功于琼州百姓。另有有琼州知府湖广罗田人程莹、同知广西陆川杨启等外地籍官员撰文,海南籍致仕官员唐舟、周绍廉篆额、书丹的碑记《重修天妃庙记》,均为赞颂神灵之辞,不赘言。(注28)

上述诗文碑刻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民间迎神赛社(会)的场面,但乡野有民间神,府厢具城隍神,祭祀祈报于图里,祷神献奉逢伏腊。官宦文人、商人百姓均离不开 神的指引与护佑,那是什么样的“神道”环境啊!

五、王弘诲诗文中的军坡

王弘诲是明代海南先贤中名气较大的一位,《咸丰文昌县志》载其所写《祭铜鼓山灵文》,言:“而神又聪明正直,屹然镇之,宜其孕灵毓异。时能兴云雨而振起文人,如世所称嵩岳降神、尼山毓圣,非虚语也。”(注29)屹然矗立的铜鼓山神聪明正直,不仅能兴云雨,且钟灵毓秀,孕育出才人;如同尼山降孔子,嵩山生甫侯、申伯二位周朝贤臣。可见其对神的认识与其他先贤同出一辙。

由于其诗文中有军坡活动的记载,因此单列一节。

几年前曾遇《话说南建州》的作者、定安县龙河镇副镇长邓学贤先生,询问:历史文献有没有关于军坡的记载?最早是什么时候?这位地方民俗学者显然已查阅不少资料,肯定地说:所有文献包括地方志均无记载,只有王弘诲的诗文中有载;并推荐阅读《话说南建州》,之后便一目了然。该书引王弘诲《天池草》记载祭祀冼夫人的场面,并对军坡的性质、特征、形式、过程、时间、境域、功能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查王弘诲《天池草》卷九,确有碑文记载祭祀冼夫人的场面。

《新建谯国诚敬夫人庙碑》:“每令届期,即云集飚附,若三军之奉主帅,曾无敢有越厥志者。……且系以诗曰:……年年诞节启仲奉,考钟伐鼓声渊阗。军魔俨从开府日,杀气直扫蛮荒尘。高阁飞甍新启宇,百灵拥扈神戾止。岁时伏腊走群氓,祝禧报赛歌且舞。羽衣绛节来云房,即之若无视洋洋。奉帝威令俾勿爽,鲸鲵戮死魑魅藏。……”(注30)

其场面与今天军坡一样:庙祀、抬神、装军巡游、降神、鼓乐、歌舞……。除了装军巡游,其它内容与内地的迎神赛社(会)也一样。民间迎神赛社(会)不同于一般祠庙祭祀的烧香、上贡、礼拜,还要有游神,游神队伍有仪仗、鼓乐、歌舞、民间伎艺、杂技表演甚至还会有方术、巫术的呈现;重要的是大部分地方迎神赛社(会)中的神不止一个,根据赛社(会)区域的大小,可能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神。

可以推断,到了明代中后期,海南的民间迎神赛社(会)即军坡,已经形成一套较完整、规范的仪式,这个仪式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军”的体现。由于各区域境峒所崇拜的神不同,“军”的体现有些地方是装军巡游,如冼夫人崇拜地区是依照军队出征仪式进行装军巡游;而在大多数地区则体现在军人勇武精神与方术巫术结合的穿杖、过火山等行为中。体现“军”的活动与行为,是海南军坡与内地民间迎神赛社(会)最显著的区分。

六、清代海南先贤诗文中的“神道”环境清代海南先贤对儒家“道统”并没有严格的坚守,其诗文中已然关涉到民间神祗。如王弘诲曾孙王懋曾的诗文集《松溪小草》中所收《重修庙宇题名记》一文,言:“治民事神,其道恒相需而不缺也。那危镇原有南天火雷娘娘庙宇,阅久剥落。虽岁腊牵牲献醴,祷祀缤纷,然榱桷倾圮,雨矢风轮,斜飞迅卷,神之怨恫实甚。……”(注31)南天火雷娘娘应该是民间神祗,而儒门之士能为民间神庙题记在明代的先贤中不曾见到。受赐六品官衔的王承烈《扬斋集》收《拟王赞襄琼南人物风俗对》有句:“春逐疫而行傩,夏和水而浴佛。冥衣焚去,为赈孤魂;灵丹祈来,皆名辟瘟。”又有《孝贻祠堂纪》言:“南人信神,始祈终报,必筑祠以祀之,惟恐其不至。”(注32)所言实为当时海南民间习俗的缩影。

如果说道光甲辰进士林燕典为文昌东郊墟关帝庙重修题记尚不涉及“怪力乱神”,(注33)但其另一文《琼山仓一图兴贤社宾兴序》言:“图旧有冼夫人庙……相传前明丘文庄公过此默祷于神,迨公显贵,大而新之。图人岁时祈报,以行乡约,故至今益盛。”(注34)文中见出海南大儒丘濬的显贵与笃信先贤神冼夫人相关,有使文庄公失儒门风范之嫌。王承烈长子道光年间拔贡王廷傅《海南竹枝词十二首》有句:“鸣钲击鼓日喧阗,听说田家赛社神。何事村翁忙太甚,羔羊朋酒乐豳民。”(注35)显然是记录迎神赛社(会)之事。王廷傅之子增贡王沂暄《海门竹枝词三十首》之十二:“海南神显羡真君,最是潮行祷真殷。袋裹炉灰身上带,舟人每日把香焚。”之二十:“海渡神祈圣母多,人人喜愿拜娘婆。低头默祷无他语,惟欲天清海不波。”(注36)所咏为渔民与渡海人的海神信仰行为,句中所称“圣母”、“娘婆”应是妈祖。

清代外地任职致仕回乡的琼籍官员、外地籍任职琼州府的官员也承前朝传统,为祠庙题碑记。康熙四十八年任文昌县知县的旗人马日炳,撰有《创建龙王庙碑记》、《玉阳山神坛记》,《创建龙王庙碑记》言:“余惟神与风、雷、雨相呼吸,实司民命。…..乃买田五丘,以为香火之资,蓄其赢余,以供递年迎神办会并祈祷所需礼物。”(注37)神与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相通的,是关乎百姓的生计和命运的。康熙四十四年按察史司奉天人黄国材撰写的《重修灵山祠记》言:“盖神之灵诚足以捍灾御患,……于以邀福于神,奠我黎庶,……咸庆年丰而荷神庥欤!”(注38)神能抵御天灾人祸,于是祈福于神,保佑黎民百姓,在神的荫护下获得丰收。进士谢宝于《南天闪电水尾火雷夫人庙碑》一文中言: “实理者,在诚不可掩,有声有光,其光其诚也,即其神也。先儒有诚精,故明神应,故妙之解,今观火雷夫人而益信。”(注39)雷声闪电,就是人心的致诚使神发出的;先辈祷神之心颇诚,因此能得到神的响应,这就是其中的奥妙,今天闻见火雷夫人的神迹,更加相信了这个道理。康熙十九年任文昌县知县的浙江人何斌,在其撰写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中言:“城隍之神庇佑兹土,以无灾害,乃享其祀,而无忝一也。……上下休和,神人共协之怀,若有所不容,已而今得以告无憾也。神式鉴之,庶其无怨无恫欤。”(注40)城隍神保佑着这块土地没有灾害,因此享受着百姓的祭祀,没有辱没城隍神的名声。神与人的共同努力,使管辖之地官民融洽,如果我和士民做的还不能让您满意,那是能力、条件所致,今天告诉您我们就不遗憾了,城隍神明鉴,不要怨恨更不要恫吓我们。

从上述诗文碑记中可以见出,清代官员、文人、百姓对祀典内外的各种神的憬仰与膜拜是非常虔诚的。因此清代海南的“神道”环境仍然是宽松的,迎神赛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与传承。

七、云茂琦文章中的军坡

文昌人云茂琦曾师从探花张岳崧,道光六年进士,历任兵部郎中等职,道光二十四年乞养回乡,翌年主讲琼台书院,五年后便病逝,年仅58岁。

云茂琦是清代先贤中少有的极端无神论者,其文章对“怪力乱神”的批判十分严苛,由此也可见当时海南炽盛的“神道”环境。《除邪编跋》言:“今天下妖庙日盛矣,左道日炽矣。高者玩心二氏,卑者趋避为心,侈谈神怪,然犹有神之名号也。吾琼乃大开名目,大帝圣母,封自道士师巫。”(注41)文中妖庙即淫祠,左道即非圣人之道、儒门之道。他继而批评:地位高的人崇佛信道,百姓为避灾祸,笃信神怪,并冠以名号。他忧心忡忡地讲:海南神怪更是名号繁多,都是民间道士、巫师所封。其《致从弟以聘书》言:“琼俗甚溺于风水时日之说,此圣经贤传所不言,先贤名儒所深斥,……”(注42)《初任须知》言: “境内如有荒诞大不经之淫祠,众所蛊惑者,即为毁去。……城内外有非祀典之庙,相其地势可以更改,则或为义学,或为书院,或为普济院,皆化无用为有用。”(注43)

云茂琦对鬼神论的批判态度和坚决破除陋俗的行为得到张岳崧的支持,据《除邪编》序、跋中所述,《除邪编》乃记录云茂琦的二伯父云崇维(字道枢,号定岸)在乡几度烧毁神佛雕像之事,而序为张岳崧作,跋为云茂琦作,成唱和之势。此事陈徽言所著地理杂记《南越游记》中亦载: “嘉庆中,琼有诸生云道枢者,嫉里人惑于邪说,数以得失谂于众,冀迁其俗。众闻群咻之,反以为邪说,而莫之信。云乃先毁数像,众为惴惴,谓获罪于神,祸且不旋踵。久之,竟无恙。更为众毁其聚会最著者,久之,又无恙。于是,众憬然于妄诞相沿,知所供奉者不足以祸福,人相率尽毁之焉。”(注44)

云茂琦《除邪编跋》在批判琼人陋俗的同时,对军坡形态的叙述更加详细。文中言:“始特崇祀于家耳,继也敛金钱,创庙宇,备仪卫,野游谓出军,筮日曰军场,董事曰军首。男女杂沓,老稚奔波,卜昼卜夜,举国若狂。”(注45)家家参与迎神,户户为赛会捐钱,有主办人,有庙祀,有神灵装军出游,有军坡赛场,人们不分昼夜,神欢人娱,举境(乡里)若狂,这不正是海南迎神赛社(会)——军坡的形象写照?

从张岳崧的《除邪编序》中也证实当时军坡的规模,其言:“琼俗惑邪说旧矣,僧宇佛观之外,雕木象神,名号纷纠。甚者骤会万人,喧阗阅月,岁为常。”(46)

《南越游记》亦言:“琼州土俗多淫祀,梵宇之外,木俑、土偶、雕塑者不可胜计,其神名号亦夥,迎神时,銮舆彩杖,炫耀道周。如上帝、天妃、邓天君、羊元帅等,动聚万众,男妇喧阗,举国若狂。每会各自为群,大乡于村中,月余始罢,耗材荒业,莫此为甚。”(注47)能达到上万人祭神活动,显然只有军坡;每年定期一次,为何喧闹一个多月,是一个区域中各境峒军坡日期的不同,前后延续超过一个月。

八、结语

无论是记录、批判、赞颂,无论是旁观者抑或参与者,我们从儒家士大夫的诗文中,寻找到海南民间迎神赛社(会)萌生、形成、传承的脉络。

为何大部分传统儒家士大夫并未完全摈弃民间信仰?“传统儒家所主导的社会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消灭部分民间信仰,但更主要的是要借助民间诸神的象征空间,将其意义铭刻于民间传统之中,从而实现控制与改造民间信仰的目的。”(注48)这的确是学界研究民间信仰时需要思考的。

2013年12月15日初稿 2014年2月19日定稿

释:注1:[宋]高承撰:《事物纪原》,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9页。注2:《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5页。

注3:见[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M],中华书局,1963年版;“长秋寺”条:第52—53页;“昭仪尼寺”条:第59—60页;“景明寺”条:第114—115页。

注4:[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全唐诗》卷343韩愈《游城南十六首·赛神》,第3850页;《全唐诗》卷298王建《赛神曲》,第3377页;《全唐诗》卷436白居易《春村》,第4841页;《全唐诗》卷396、398元稹《赛神》二首,第4453页、第4465页;《全唐诗》卷359刘禹锡《阳山庙观赛神》,第4057页;《全唐诗》卷382张籍《江村行》,第4291页;《全唐诗》卷577温庭筠《烧歌》,第6708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注5:见注1中王维、温庭筠、王建诗。

注6: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一册,第316页、第591页,第四册,第2284页。

注7: [宋]陆游:《剑南诗稿校注》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卷16,第1282—1283页、卷29,第1975页、卷48,第2891页。

注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页。[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卷十九(社会),《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页,第299—300页。[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东 13 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注9:见[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南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71—179页。

注10:[清]王文诰 辑注《苏轼诗集》卷4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57页。注11:[清]王文诰 辑注《苏轼诗集》卷4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23页。注12:见诸下列文献:

一、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礼记.祭法》第1304页、第1295页,《礼记.郊特牲》第788页。

二、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司巫》第687页,《女巫》第691页。

三、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章“两汉民间信仰与神祗崇拜”,第332—372页。

四、储小军:《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民间巫术、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民间神祗崇拜,西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五、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第158页。

六、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第三章祠赛社会、第四章 祈雨与宋代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七、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页,第162页。

八、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50页。

13、注14:[宋]李光:《庄简集》卷十六,《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七七集,沈阳出版社影印本,第3567—3568页

注15:[宋]李光:《庄简集》卷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七七集,沈阳出版社影印本,第3401页。

注16:[元]范梈:《高山毗耶神祷雨有应记》,载《光绪临高县志》卷十九艺文类,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452页。

注17:《明史》礼四.吉礼四.诸神祠,《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06页。

注18:[明]邢宥:《湄丘集》,《湄丘集等六种》,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注19:[明]王佐:《鸡肋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注20:[明]王佐:《鸡肋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注21:[明]钟芳:《钟筠溪集》,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注22:[明]林士元:《北泉草堂遗稿》,《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注23: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文化志》,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523页。注24:

一、见谭棣华等编著:《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海南地区,琼山县,第909—913页。

二、见《民国琼山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卷

14、卷

15、卷16,第741—911页。

注25:《民国琼山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卷15,第808——809页。

注26:《康熙琼山县志》[康熙四十七年本],《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卷10,第352页。

注27:《民国琼山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卷14,第789——790页。

注28:见《民国琼山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卷14,第768—770页。

注29:《咸丰文昌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卷15,第669页。

注30:[明]王弘诲:《天池草》,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242页。注31:[清]王懋曾:《松溪小草》,《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注32:[清]王承烈:《扬斋集》,《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注

33、注34: [清]林燕典:《志亲堂集》,《北泉草堂遗稿等七种》,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第345页。丘濬祷冼庙事,县志亦载。

注35:[民国]王国宪编:《琼台耆旧诗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注36:[民国]王国宪编:《琼台耆旧诗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388页。

注37:《咸丰文昌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卷14,第648——649页。

注38:《康熙琼山县志》[康熙四十七年本],《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卷11,第361页。

注39:《民国文昌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卷9,第910页。

注40:《咸丰文昌县志》,《海南地方志丛刊》,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卷14,第642—643页。

注41:[清]云茂琦:《阐道堂遗稿》卷五,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注42:[清]云茂琦:《阐道堂遗稿》卷十,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注43:[清]云茂琦:《阐道堂遗稿》卷十一,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注44:[清]陈徽言:《南越游记》卷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注45:[清]云茂琦:《阐道堂遗稿》卷五,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注46:[清]张岳崧:《筠心堂集》文集卷五,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注47:[清]陈徽言:《南越游记》卷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注48:徐志伟:《一种“他者化”的话语建构与制度实践》,载《学术月刊》,2009年7月,第41卷,7月号,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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