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_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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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 扬弃 批判——周恩来与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的伟大人物，一定是吸取自己传统文化的孝子，同时又是吸取全人类文化的智者。本文就青年周恩来与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佛教、侠义、法家的关系进行分别的梳理，同时看这些传统文化对其后来的影响。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与儒家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地位无出其右。儒学积极方面择其要者：积极人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和为本、中庸、重孝、守信、重气节、重名誉、修身、自立等等。儒学的消极面也不可轻视：政治上人治，认为官吏以身作则、靠道德觉悟就可以治理天下；主张等级制度，尊卑身份；厌恶竞争；忠于君王。
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对中国几千年的士人、平民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对周恩来的影响自不待言。他在13岁时，回答老师的提问就能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4岁时，少年周恩来在那篇著名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提出“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的使命。l6岁时，和几位好同学策划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同年，在《尚志论》这篇作文中开篇讲“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班超投笔从戎之志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侯忠心事汉之志也。”同年又多次讲演、撰文、鼓吹储金救国。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周恩来这种积极参与，以国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事不胜枚举。
(一)贵和尚中
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极端，这一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周恩来不畏惧有人说他中庸。(二)美善合一的道德伦理
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处于重要地位。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还主张清廉节俭、谦和好礼、守信知报、精忠爱国、见利思义、恻隐同情等等。’
儒家主张“俭以养德”，“廉者，清不滥浊也。”周恩来一生秉持了勤谨治国、清廉为政的道德，这一点举世罕见。
儒家称赞人性中的“侧隐”，兼有此德才能成为君子。少年周恩来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种侧隐同情之心就体现得超乎寻常。1914年，写了《射阳忆旧》一篇文章，回忆9岁时的一件事：看到一个受害人的孩子，在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观者皆泣下数行。而周恩来：“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恻隐之情溢于言表。
孝道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据卢再彬、孙智悦著的《少年周恩来》一书介绍，在两位母亲先后去世时，周恩来是呼天抢地的痛哭，泪水和哀伤交织在一起，令人无法卒读。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是1942年7月在重庆去世的。好多文献记载了周恩来痛哭父逝的悲绝场面。他刚刚做完手术出院，脸色苍白，在逝去的父亲灵前放声恸哭，一边哭一边埋怨别人没及时给信，然后三鞠躬，每一次鞠躬都泪如雨下。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也没有回去休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安葬好父亲之后，周恩来于7月15日《新华日报》广告栏中为父亲去世登载了“讣告”。说：“比于昨(十三日)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据说，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唯一一位为自己父亲去世而登报发布“讣告”的人。后来，他把父亲遗像装在贴身衣袋，一装就是七八年之久。
我总觉得，周恩来对父母亲的深爱，不是物质回报的层面上的行为，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他父亲几乎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样一个平庸的长者。周恩来对他父亲如此痛哭哀伤，这是以儒教为核心中华传统孝道的精神承续。
迪克·威尔逊先生在《周恩来传》中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评价过周氏父子的关系：“很小的时候起周恩来就尝到被抛弃的滋味，周恩来后来对他生父的态度一直是苦涩和恼怒的。”可能迪克·威尔逊先生资料所限，致使他得出一个相反的评论。
(三)诚信知报
前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古井喜实1973年因致力于中日邦交反而议员落选了。l973年秋，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之际，周总理邀请他们访问北京。古井喜实说，“周总理特别繁忙，但他仍在百忙中于l0月10日半夜2点半左右接见了我们。周总理一见面就说：‘古井先生是因为致力于日中问题的解决而顾不上自己选区的事才落选的吧。’这是对我的最大安慰，他还鼓励我重新奋起。堂堂一国总理，对一个人竟然能够坦诚吐露如此的慰籍之情和鼓励之词，实在令人感动!”“不仅我深受感动，在座的家乡朋友们都哭了。”“良言一句三冬暖”，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这就足够了。在中国传统伦理中，最忌“忘恩”“负义”，而“知报”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良知，在国家伦理中更显示出它的价值意义。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故乡绍兴视察抗战事宜，毫无拘束地对进步人士曹天风说过这样一段话，“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误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合唯物辩证法。”这也许‘是周恩来对待儒家文化的基本态度。
二、“有而不恃长而不宰”——周恩来与道家 道家在治国谋略、策略、人生观、宇宙观等方面对后人影响颇大。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一)中学作文论老子
1916年3月，年仅l8岁的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作了一篇“波澜壮阔，议论崇闳”(老师评语)的文章，题目是《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他认为老子不是一味主张退让的，而是在退让中竞争。
中学生的周恩来高度评价了老子反对借“圣贤”以营私的理论。《老子》第三章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说，不乱推崇有才德的人、不抢购奇货、不引诱人们的欲望，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不把社会正常生活打乱。庄子当年也曾极而言之过，“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社会趋于常规，盗者自然消失了。“盗”者，欺世盗名者。“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周恩来运用“退让竞争主义”，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傥论何为道家精彩的话
1939年3月，周恩来因抗战机缘，来到了祖籍绍兴视察。绍兴进步人士、《战旗》杂志社社长曹天风作为欢迎周恩来的总代表。两人很投缘，论抗战，论政治，论学术，无所不谈。
曹天风提出：“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确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女关’。”周恩来立即反问：“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曹先生一时难对，周恩来接着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曹先生连称“是、是。”
老子这段精彩的话在《老子》一书中两次出现过。第十章少一句“为而不恃”。第五十一章则全。“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为玄德。”意思是，如天地一样，虽能生长万物，但不据为己有；自己德业而成功却不自恃有功；虽然滋长万物却不为其主宰，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大德。这一段话是老子一大人生哲学，没有强烈的占有欲。对社会付出而不求报答，这是道家的基本精神。
道家与治国之道有三件法宝值得人们在行为上重视：“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从周恩来一生中言与行，可以看到老子这“三宝”的积极影响。《老子》六十章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究治国之慎，和周恩来总理行为是那么吻合!“小鲜”指小鱼。据《诗经．桧风．匪风》毛传：“亨(烹)鱼烦(一再扰幼)则碎，治民烦则散(散乱)，知亨(烹)鱼则知治民矣。”所以，治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去搅动它。这是谨慎治国的原则。周恩来对于“治水”、“上天”，多次讲过自己对此如履薄冰。三年困难时期，他对国家各地调拨粮食亲自过目、计算，一条长长的大纸单类似哈达一样放到自己身边。“*”*之初，火车难以正点，他竟帮助调动，说自己成了铁道部长，如此等等。
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恩来与佛教、佛学、佛家
首次从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读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过的两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当时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其借用佛家的献身精神慷慨赴难而惊愕不已。
周恩来父母都是信佛的，少年周恩来是受到佛教影响的。佛教的消极面自不待言，其积极面也很明显：如容忍(对同志、朋友容忍起码正确)；寡欲(佛教道德对僧侣的十条戒规)，这对人们生活中的艰苦朴素、健康心理人格的培养有好处；行善(扶危济困、舍己为人)；献身(必要时舍出自己性命)等。周总理1963年10月20日同佛教徒谈话中说：“道义的力量是伟大的”，“佛教徒总是与人为善，主张和平的。”
周恩来生母万氏给他讲过《西游记》的故事，他在万府书房里找到《西游记》，贪婪地看了。在天津南开读书时，他大致了解了佛学概宗。l914年，敬业乐群会成立，其中就有一个“佛教研究团”。l916年5月6日，他有一篇作文《诚能动物论》，对佛教精华给以很高评价，“然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其能以一己之所行所言，范围世界之人类，虔心信仰，莫余外者，仅得数人焉：儒之孔，西之耶稣，佛之释迦是也。”
19岁的周恩来，去日本留学，还带有明显的佛教影响。1918年元旦这一天日记写道：“佛说报恩为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周恩来到日本，生活困苦，思念亲人，但没看忘用佛教精华去塑造自己。元月2日，在(修学)栏里写：佛门十戒：杀、盗、淫、酒、勿妄言„„这一天，用佛家仪式焚香、静坐，念诗纪念母亲。
周恩来在日本苦恼的时候，曾寄托于佛教的“无生主义”，在他的旅日日记中记载了l918年2月间一段苦闷心情，讲了对“无生主义”的看法，“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原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我[长]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哪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
“无生”也叫“不生”，是小乘佛教的八不缘起之一。《中论．观因缘品》：“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一切事物既非自因生，也非他因生，又非共因生，还非无因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缘生，否定人的创造性，主观努力一面。当时周恩来在日本求学，经济上常陷于困境，思想彷徨，正在苦恼于不婚主义、信奉民主主义的前夜，忽然有这么一段和佛教“无生主义”结缘。这也说明，他青少年受佛教消极的影响是不能令人忽略的。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也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过佛教，这几乎是一种文化思潮。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这一专题研究中已指明，在近代有一个佛法人世的潮流。他指出：“与今文经学相伴随而复兴的另一传统文化思潮是佛学。近世佛学的复兴早可溯及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近则缘于戊戌时期杨文会的提倡。”陈少明认为龚、魏信佛是晚年可供心灵避难的一块静土，杨文会超然于世俗之外，而康有为、谭嗣同和章太炎则利用佛学积极人世。其中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是其中更激进者。谭嗣同突出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激励人们参破生死，成仁取义，众人平等，“大无畏”等等。章太炎治佛始于狱中，出狱后“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这些仁人志士都是在没有别的思想武器的时候，用佛教、佛学献身精神来武装自己。
四、“博浪踵相踪”——周恩来与侠义、侠行 侠义精神在中国源头久远、万古不绝。春秋战国时，侠义精神和侠义行为达到一个高潮，他涉及到食客、平民、刺客、诸子、豪强以及游民，形成一个广阔的任侠社会。任侠舍身急人、走死不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对这些人极尽讴歌。侠客精神当然在任何时代都是秩序的反对者，所以在民主法制的社会是不能提倡。在专制王权笼罩着人问的时候，人们无法从法律的程序中伸张正义、获得公平，只能寄希望大侠的出现，颂赞侠义精神。墨子讲究正义、．和侠结缘。
青年周恩来确实和侠义、侠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中学创作了小说《巾帼英雄》，这篇8000余字的作品发表在1914年10月至1915年4月出版的《敬业》学报第1、2期上。写小说这一年，周恩来仅l6岁。小说故事曲折，对洪青儿之父、青儿的侠义给以赞扬。如说青儿父“慷慨好义、性和顺、嫉恶济贫，有古大侠风”。说青儿“本其父一片侠烈心肠”。通过梁生之口赞青儿是“天外飞来奇侠，救我舅妗，越出网罟，而女舟子又复能济人之急，独力鼓桨，免我舅妗于追捕之娲，且不取舟资，尤为难得。”这篇小说，塑造了集善、侠、义于一体的女性侠客形象。说明在周恩来青年时代，侠义占着相当大的思想空间。
1914年还有这样几件事。春，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观察燕赵之习俗，复有昔日所谓慨感悲歌之士者乎?”在《春日偶成》五言绝句里有“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歌吟古代荆轲、张良义无返顾的大侠之魂。
周恩来一生许多行为体现了侠义侠行。1920年天津兴起的声援福建各界的抵制日货运动。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到直隶省公署请愿。当局拒绝接见，周恩来和其他四人从公署门槛下钻进去，强行进入公署，里面是托着刺刀的军警。
1916年他l8岁时，给同学蓬仙诗中日：“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十多年后，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勇气体现了侠气。太原撤退，夜出水西门；长沙大火，在火海中沉着应变；在绍兴，号召青年学习鉴湖女侠之精神；重庆拜访民主爱国人士，甩掉车后的“尾巴”„„在他朗朗笑声背后，革命家的气质带着古侠之风，令各界朋友赞叹不已。
1946年政协会议闭幕，周恩来乘飞机飞往重庆，遇寒流飞机结冰下降，大家都系降落伞，周恩来把自己的伞包系在小叶杨梅身上。据何谦回忆，美军飞行人员又给周恩来拿出新的伞包。
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中，也充满着惊心动魄的险情。“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已说明蒋帮特务的阴谋之毒辣。当时还了解到，美国虽不参加会议，但有一个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间谍、军人、警察。台湾国民党也派往雅加达好多骨干特务，组成铁血团，印尼国内还有反动武装准备袭击亚非会议。如此险象环生，周恩来毫不畏惧，依然冒险前往11964年1月加纳发生政变，总统遇刺，事件尚未平息，周总理又是冒险前往。这件事，不但震动了非洲，也震动了世界!这样敢冒大风险的国家领导人，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动用了各种有效策略伺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人们几乎涉及到周恩来各种各样策略，恐怕没人注意他运用侠义的藏隐一策。《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朱家“所藏活豪士数百”的记载。郭解这一游侠又被人所藏。春秋战国这类藏士、藏友的侠风很盛。这种行为为当政者视为“不轨”，用今天话说，不符合程序、规则。当程序、规则背离正义时，人们则完全可以玩一玩任侠的藏隐之策。
“*”开始时，红卫兵揪斗老干部，使老干部面临各种迫害。周恩来把一些人接到中南海、京西宾馆、北京医院等处藏起来。更有甚者，他把贺龙元帅夫妇接到自己家中藏起来。他家里藏不了，又把贺龙元帅夫妇藏到西山象鼻子沟里。
1968年4月13日，周总理把陈毅小儿子陈、鲁托陈锡联亲自秘密安排在部队。总理同时坚决地告诉陈小鲁，“为了保密起见，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三年后，陈小鲁拿着三张五好战士喜报出现在父母面前。当然，以上这些主要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固有的思想情怀以及政治风格!
五、“专制之恶焰”——周恩来对法家持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于法家自始至终是持批评态度。法家的理论主张国王要绝对集权，必要时焚书坑儒。秦始皇彻头彻尾地实践了法家这一套理论。
周恩来在中学时期1915年写的《陈涉亡秦论》，对秦始皇的暴政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青年周恩来认为，秦朝世不三传，“不得不归罪痛恨于始皇也。”他认为，赵高登上宝座、陈涉起义这些问题都是秦始皇造成的。他评价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是遗爱在民，人心没有理由离异。秦始皇造成的二世而亡是“顾虑其子孙之甚”，反而不如周武王遗爱在民。青年周恩来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指出：第一，秦始皇在“民生元气凋零已尽，苟能以仁义自绳，惠及黎民，则陈涉无由而兴，„„乃计不出此，徒肆专制之恶焰，施其暴烈之政策”。第二，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北筑长城，劳民伤财”。第三，“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书，坑儒士，杀豪杰。”第四，“铖元元之口，胜于防川。”另外，周恩来又指出“弃仁义之扶苏，英勇之蒙恬”，“焉有不速其亡者乎?”这篇作文，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亡秦者始皇也”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确实是一篇警世之作。
在1916年《读孟禄教育宗旨注重人格感言》一文中，周恩来把历史上列出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一条是开明专制的路线，即文、武、周公的路线；一条是暴政的路线，即：“桀、纣、幽、厉、秦皇、汉武路线”。因为秦始皇造成“宗教厄矣!政纲堕矣!”在中国人的评价中，把暴政作为一种现象的表述，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劳民伤财、焚书坑儒等等。而暴君是暴政的代表者，除了以上几端之外，还有屠戮功臣、骄奢暴孽、荒淫无度等。而在洛克看来，暴政是“越权行使任何人都无权行使的权力”。洛克又说：“暴政就是一个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是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特殊利益，而不是为这个权力统治下的人们谋福利。不论统治者具有什么资格，只要不是按照法律而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准则，只要他的命令和行为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欲望，那就是暴政。”周恩来正是从中国人的评价尺度来评价秦王朝和秦始皇的。历史上的开明专制虽然也是专制体制，但总是好于暴政。青年周恩来揭示了专制暴政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虽然当时还使用开明专制的武器。
总之，青年周恩来对儒家、道家、佛教、侠义都是采取了吸收和扬弃的态度。对于专制主义的法家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在日本接受了民主主义，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的思想武器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青年周恩来用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激浊扬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一直以民主的风范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他具有健康的文化人格。既有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又有现代的进步思想；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具有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是他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