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事件研究：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_新媒体研究的三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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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事件研究：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

——基于“邓玉娇”事件的个案分析

内容摘要：新媒体事件是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本研究以“邓玉 娇”事件为个案，选取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南方都市报》报道、地方政府公开的文本分别代表公众、媒体、政府信源的意见，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了新媒体 事件的议题建构。研究发现，在“邓玉娇”事件中，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动，公众和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议题 争夺，在社会问题上，公众和媒体具有共同话语。公众和媒体在讨论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虽然政府对公共议题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但 是，它同样需要公共议题。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公共议题的共同需求使得公共议题得以生成和存在，而公共议题的存活则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 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最终，由公共和媒体开启、政府认可的话语运动推动了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促成了“邓玉娇”事件的解决。能够引发 公共议题的部分新媒体事件具有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巨大潜力，但是，个案如何触动体制性变革，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关键词：新媒体事件“邓玉娇”事件 议题建构 公共议题 话语运动

一、前言

新媒体事件又被称为“网络事件”，指的是经 过以网络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参与和传播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事件（陈浩、吴世文，2008；杨国斌，2009）。这一概念脱胎于美国传播学者丹尼 尔·戴扬（D.Dayan）和伊莱休?卡茨（E.Katz）于1992年提出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的概念（Dayan & Katz,1992），2006年被首度用来指涉“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环境下的媒介事件（Qiu,2006；Qiu,2008；邱林川，2009）。

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系列新媒体事件，如沈阳刘涌案、孙志刚事件、深 圳妞妞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厦门PX事件、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躲猫猫事件、邓玉娇事件等，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诸 多触动与变迁，集中体现了网络媒体的社会力量, 标志着我国网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转型（邱林川，2009）。因而，新媒体事件成为当前学界热衷探讨的重 要话题之一，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地解读新媒体事件是一项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目前，新媒体事件研究尚处于“系统分析尚处草创阶段”（邱林川、陈韬文，2009），未能形成清晰的脉络和完备的体系。在现有研究中，概念和分类等描述性问题是较多讨论的议题（尚香钰，2008；邱林川、陈 韬文，2009；周葆华，2010）。针对其传播机制的研究发现，它主要采用了 “悲情”和“戏谑” 两种“情感动员”手段（杨国斌，2009），以及 “共意动员”的动员策略（高恩新，2009）。最近，有专论探讨了新媒体事件中的受众角色（龙佳，2010），还有论者尝试开展跨学科研究，从社会学视角 研讨了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效果、传播模式与社会影响等（刘箐，2010）。研究者们大多对新媒体事件的社会影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它能够打破官方的话语 垄断权（蒋建国，2009），实现网络社群的自我赋权（陈浩、吴世文，2008），以及推动社会权利的重构等（李赢、刘真，2008），具有制度变迁和社 会导向意义，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连水兴，2009）。当然，也有研究者担忧它容易导致网络舆论暴力,违背了商议民主精神，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 程中的主要障碍（韩敏，2010）。这些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个案，通过探讨公众、媒体、政府三方对它的议题建构分析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回答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能够成功的问题，回应《南方周末》之问——“邓玉娇案，在法律意义上颇为普通 的刑事案子，为何却在短短数天内演变成牵动全国的公共事件？” 以及人们的质疑——“网民民意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立足细致的案例分析，本研究能够为我们 更好地理解新媒体事件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二、理论框架

（一）议题建构

美国 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 能》中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突出强调的内容（议题）会影响受众对它们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后来，研究者们在证实媒介议程设置效果存在的同时 也开始质疑其假设性前提：进入公众议题的必须首先是媒介议题，但实际情形是“尽管有很多议题想引起公众注意，但只有很少的议题能成功地进入公众议题”，媒介报道的内容只有一部分能够成为公众议题。为此，兰和兰（Lang & Lang,又译作“郎氏夫妇”）根据对“水门事件”如何在公众中形成议 题的研究，提出了“议题建构理论”(agenda building)以修正和发展议题建构理论，认为一个问题从新闻报道到成为公众议题的过程需要一段时 间，并要经历几个步骤。

议题建构还是一种“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媒介、政府和公众相互影响，决定什么是重要事件。” 这也即是 说，在议题建构中，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相辅相成，进行着全方位的互动，但是，这并不否定它们之间的争夺和博弈。讨论公众议题、媒介议题和政府议题之间的 关系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议题建构理论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伴生的关系。当然，也存在相互偏离和相互重叠的情况。研 究三者在何种条件下相互偏离或相互重叠是一个颇具价值的命题，探讨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博弈与互动也是一项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的课题。

在新媒体事件中，传播新技术塑造的新型传播生态改变了三类议题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公众、媒介和政府三方的博弈与互动也发生了有趣的变迁。在新媒体事件报 道中，媒介设置的议题呈现三层递进模式，即：公众议题→媒介议题→政策议题（赵桂华，2010）。在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过程中，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 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邹洁，2007）。在华南虎事件中，公众在网络论坛中既能形成个人议题,又能 反映社会议题,甚至设置传统媒体的议题（张峥、谭英，2008）。在番禺垃圾焚烧选址事件中，公众、媒体、政府通过共同参与这场环保“公共议题”，形成了 一种“互动”的传播模式（胡丹，2010）。本研究关照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这些研究可资借鉴。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探讨以下几个具有理论关联的问 题：

1.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各自建构了怎样的议题？

2.在“邓玉娇”事件议题建构过程 中公众、媒体与政府如何展开博弈和互动？

3.在“邓玉娇”事件中反映公众、媒体与政府共同诉求的公共议题何以生成？

4.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如何实现其诉求以推动事件的解决？

三、研究方法

（一）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明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它是大众传播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与议程设置理论（包括议题建 构理论）结合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即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考察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公众讨论文本、媒体报道文本以及政府文本，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数理 统计。

（二）样本采集

网络论坛给公众提供了参与讨论的公共平台，创造了传播新技术条件下公众议题 形成与聚合的新范式。本研究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俗称“深水区”）的主贴作为公众讨论文本，代表公众信源建构议题。之所以选择人民网强国论坛的 深入讨论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国颇具代表意义的综合性论坛，网民参与程度高，社会关注度高。（2）深入讨论区鼓励原创，设定主贴 字数须在500字以上，排除了网友灌水或无病呻吟，能够反映网友的真实想法。（3）深入讨论区审贴较严，所以事后极少删帖，对研究材料保存较好。

媒体则选择了《南方都市报》（下文简称《南都》）。这是因为，《南都》对“邓玉娇”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跟踪报道，并配发了多篇评论，内容翔实，资料丰 富。同时，《南都》远离事发地点，考虑到中国媒体目前的报道格局，它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的可能性更高。此外，《南都》面向全国发行，日均发行150余万 份，影响力大。

政府文本即政府（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也即事发地当地政府，下同）有关部门公开发布且可获取的关于“邓玉娇”事件的全 部文本，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信息（公告）、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政府文件等，它们是政府议题表达的主要形式。

研究时段选定为5月10日—6月17日（共39天），与“邓玉娇”事件的自然时段（5月10日—6月16日）相对应，同时考虑到网络论坛讨论的延迟和媒 体报道的滞后，顺延1天。

在研究单位选择上，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主贴按“个”计，《南都》的报道按“篇”计，政府文件也按“篇” 计。

通过在人民网（http://www.daodoc.com/quickSearch.do）分别输入检索条件“标题/包含/邓玉娇”、“标题/包含/修脚女”、“标签/包 含/邓玉娇（324个）、“标签/包含/修脚女”，然后手工剔除重复或不相关的帖子，共得到有效主贴765个。

通过在《南都》电子版（http://nd.oeeee.com）键入检索条件“邓玉娇”/“修脚女”，手工剔除无实质性关联的文本后，共得到报道34篇，其中，消息11篇，评论或述评15篇，人物专访2篇，调查性报道6篇。

政府文本主要通过检索巴东县党委政府新闻网站——长江巴东网（http://www.daodoc.com）获取，辅以搜索工具检索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接受采访的文本，共14篇。

（三）类目建构

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需要，本研究建构了如下类目：

1、一般资料类目：

主要 包括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主贴数量与时序演变情况，《南都》报道量与时序演变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情况等。

2、主题：（1）案件事实 与案发细节；（2）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3）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4）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5）评论邓玉娇及其行为；（6）法律与法治问题；（7）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以及（8）其它。

3、立场与语气:

对于邓玉娇：（1）正面： 倾向有利于邓玉娇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关怀、鼓励、赞美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邓玉娇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1）正面：倾向有利于遇害与受 伤官员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同情、惋惜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遇害与受伤官员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指责、丑化、谩骂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对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1）正面：倾向有利于地方政 府有关部门的有利立场。语气则包含支持、肯定等特点。（2）负面：倾向不利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利立场。语气则包含否定、质疑、批评、指责等特 点。（3）中立或无法判断,语气则夹杂着正面、负面或其它一种以上不同的语气。

4、引用消息来源：

本研究将事件 三方所引用的消息来源分为:(1)本处，即本人原创/本报/本政府（部门）；(2)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3)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4)当事人或其亲 属；(5)转载媒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6)其他或无法确定。

编码主要由本人完成，在编码过程中，对于一些易受主观倾向影响而 难以判断的变量，在自己先行编码的基础上，再另请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研判，得出共同认可的结论。

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3.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四、四项内容分析指标结果

（一）样本情况

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对“邓玉娇”事件的议题建构文本及时序演变情况分别如下图所示：

图1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每日发表的主贴 数量

图2 《南都》每日的报道与评论数量

图3 政府有关部门每日公开的文本数量

从上图可见，三方信源建构的文本主要集中于5月12日-5月 29日之间，政府有关部门18日的通报和22日的新闻发布会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南都》对事件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派驻了记者跟踪报 道事件，发稿量增多。这反映出了政府信源的力量，政府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公众和媒体的神经。

（二）主题

从交互表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建构的 主题较为全面，涉及全部8个方面，而政府信源建构的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涉及“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和“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两个方面。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建构的主题中，主贴数量最多的是“评论案件审理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讨论案件性质与处罚”、“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分别占 主贴总数的29.4%、23.3%、21.0%。它们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案件审理和案件定性，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主张无罪释放邓玉娇。它们还将讨 论指向了事件本身所折射出的诸如官员腐败、官员和民众之间关系紧张、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

《南都》报道量最多的三个主题分别是“案件 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3.5 %）、“法律与法治问题”（20.6%）、“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20.6%）。“邓玉娇”事件发生后，《南 都》作为（传统）媒体发挥其监测环境的功能，首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处置案件，这是媒体报道的常规动作。与此同时，《南都》刊登了诸多评论探讨 法律与法治问题以及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探讨了司法与民意、司法理性、司法公正等问题，试图对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作出反思。

政府公开 的文本使用了71.4%的篇幅通告“案件处置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应对”，21.4%的篇幅公布“案件事实与案发细节”，它建构的主题主要集中于这两个方 面。它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希望早日平息事件，恢复社会秩序，告诉公众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努力侦查案件，依据案件事实，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将对案件作出定性并 宣判等。

（三）立场与语气

从交互表可见，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立场最为鲜明，《南都》次之，政府文本的立场不鲜明。对于邓玉娇、遇害与受伤官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中立立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分别是27.3%、59.8%、38.7%，《南都》分别是58.8%、64.7%、61.8%，政府文本分别是100%、92.9%、100%，《南都》的中立立场均在60%左右，政 府的中立立场高达90%，甚至完全是中立立场，而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中立立场均低于二者。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的报道立场是支持邓玉娇，批评和 质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但是，其中也不乏批评和质疑邓玉娇以及支持和肯定政府作为的声音，只是显得非常微弱。对于遇害与受伤官员，虽然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并 不弱（38.4%），但主要是以中立立场（59.8%）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并不缺乏理性的声音，诸如有14个主贴对于邓贵大的 死亡表示了同情，另外33个主贴发表了理性的看法。对于网友的部分过激言论，有主贴进行了批驳，46个主贴之间进行了较有成效的互动。

《南都》作为一份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报纸，它追求客观、公正，以中立立场为主，分别为58.8%、64.7%、61.8%。但是，对于地方政府 有关部门和遇害及受伤官员，它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批评和质疑倾向（均占报道总量的32.4%），与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相呼应。它不存在质疑和指责邓玉娇的 报道，支持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邓贵大的报道也很少，分别仅有1篇和2篇。

政府的绝大多数文本都表现出中立立场，分别为100%、92.9%、100%，仅有1篇例外，批评和指责邓贵大等人的行为。政府的立场很单一，态度不明显，大多是以政府公文发布的形式处理事件，表现了严肃性和 中立性。

（四）引用消息来源

图4 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5 《南都》引用的消息来源

图6 政府公开的文本引用的消息来源

从 上图可知，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南都》的消息来源比较全面，而政府公开的文本的消息来源比较单一。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讨论平台，各种信 源均可在其中发声，而《南都》在追求公平、公开、客观和公正的报道的过程中，引用多方信源能够发出多种不同的声音，反映真实的情况，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公信 力。政府公开的文本作为政府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它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占了绝对的比重。当然，从文本数量上分析，这跟前两者的文本量 较大，而政府公开的文本较少也有关。

具体来讲，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71.4%的主贴源于本人原创，第二大消息来源是政府有关部门或 官员（11.6%），但是，分析发现，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信源主要是作为评论或述评的靶子被引用。深入讨论区转载了传统媒体报道31篇，有趣的是，其中转 载《南都》就达到了9篇之多；转载网络媒体评论或消息21篇，主要来自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博客，丰富了它的信息来源，并引发了讨论。在深入讨论区，可 以明确辨别身份的专家学者或法律工作者信源有37篇，他们发表了专业人士的意见。由于论坛实行匿名发帖，可以肯定实际上专业方面的声音应该更大。

《南都》信源全面，以转载或综合其他媒体信息、本报、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居于前三位。《南都》转载了其他媒体的诸多信息（传统媒体9篇，网络媒体5 篇），媒体间的议程设置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南都》高度关注“邓玉娇”事件，派驻了记者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本报记者发稿在报道中占了较大比重，同 时，它刊载的社论和能够体现本报立场的言论亦占了较大比重。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是《南都》重要的消息来源之一，但是，《南都》在报道中并未凸显或依靠该信 源（仅占11.8%），而是把较多的版面给了评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值得指出的是，《南都》较为关注网络论坛上的网友声音，转载了两篇网友评论，与网络 论坛进行了较好的互动。

政府公开的文本的信源大多来自本政府（部门）（57.1%），这是政府出于工作需要发布和公开信息，案件审理 部门通报情况。政府文本引用了当事人邓玉娇和其妈妈的信源各1篇，发出了当事人自己的声音。同时，它还引用了上级政府或官员的信源1篇，这对提高政府部门 的公信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文本也引用了办案律师方面的信源，表示将依法代理案件。政府公开的文本虽然提到了回应网友和媒体的问题，但是，与公众和媒体 信源的互动是空白。

五、研究发现

（一）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 各自建构了不同的议题

由以上内容分析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各自不同的议题。

公众通过质疑案件审理和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建构了“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的议题，并将讨论的矛头指向了案件反映的社会问题，对这些 社会问题提出了批评。在议题建构方式上，公众信源采用了丰富的主题和消息来源，立场和倾向明显，其中不乏理性的声音，当然也不可否认存在个别偏激的言论。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塑造了公众建构“邓玉娇”事件议题时交流、商讨、争论的景观。共有46个主贴清晰地反映了公众互动的情状。值得强调的 是，这些互动的主贴藉由商讨，大多发出了理性的声音。比如，对于个别网友怂恿邓家上诉和斥责邓家，主贴《鼓动邓玉娇上诉的网友请尊重邓玉娇家人的选择与意 愿》发出了理性的呼吁。针对众多主贴把邓玉娇命名为“烈女”、“圣女”、“女侠”、“英雄”，主贴《邓玉娇真是烈女吗？邓贵大就该死而无怨吗？》对这些称 号提出了质疑，对邓贵大的死表示了同情。还有主贴对自己原先的意见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关于邓案，我还是那个观点，在准确的司法调查结论没有最终出来之 前，我们的观点都是揣测，甚至会干预司法强奸法律！我在之前发的一个帖子强烈谴责了死者，甚至说了这样的乡镇小吏死了白死的过头话，这是对死者家属的严重 亵渎，也是法律尊严的严重亵渎，都是我义气之下不了解情况之后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不要纠缠这些细节了，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实际情况。” 这些理性的互动和 反思极为可贵，反映了中国网民的成长，提高了网络论坛中公共讨论的质量，更是公众议题建构不可或缺的声音。

在公众关于“邓玉娇”事件 的议题建构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众对部分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观点进行了质疑。其中，8个主贴质疑、批评法学专家与学者，4个主贴批判法学教 授，6个主贴质疑律师，此外还有5个主贴或批判主流精英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集体失语，或批判心理精英，或告诫精英们应该从该事件中反思。这些批评、批判 或质疑不一定合理，但是，它对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意见是一种监督，彰显了网络媒体推崇的反“专家范式”（the expert paradigm），是网民群体智慧的体现。

以《南都》为例，媒体建构议题时使用了丰富的主题和多元的信 源，大多采取了中立立场，建构了“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的议题。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南都》以其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跟踪报道案件，派驻了记者，追求案发真相，刊发了《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 等深度报道，努力还原案件细节。《南都》还通过采访政府有关官员（如巴东县公安局 长等）、邓玉娇家属、遇害者邓贵大家属等，试图发出各方平衡的声音。总的来说，它追求客观、公正、平衡地报道事实，这是媒体应有的坚守底线，发挥了媒体瞭 望社会、监测环境变迁的功能。同时，《南都》的报道又不仅仅停留在报道事实的层面，通过刊载深度报道和评论，它将讨论深入到了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作出了 更深层次的有益反思，张扬了媒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政府议题建构使用了单一的信源和中立的立场，主题简单，主要是通报政府有 关部门作为和案件审理情况，聚焦于审结案件，息事宁人。这种议题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与政府信息发布模式密切相关，是政府部门应对此类事件的常规做法。但是，单一的信源降低了政府信息的公信力，中立的立场不利于政府议题与公众议题或媒体议题进行交锋，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邓玉娇”事件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二）议题建构过程中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虽然公众、媒体与政府三方信源在“邓玉娇”事件中建构了各自不同 的议题，但是，公众、媒体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在议题主题建构方面，三方存在博弈，各自争夺自己的解释框架。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的博弈尤为明显，体现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各自建构的议题中:政府有关部门关注审结案件，主张基于案 发事实依法处置案件，而公众则认为邓玉娇是正当防卫，呼吁无罪释放邓玉娇。二者的博弈在巴东县公安局5月18日第二次通报案情后达到高潮，起因在于此次通 报更改了第一次通报的两个细节：用“异性洗浴服务”替代“特殊服务”一词，改“按倒在沙发上”为“推坐在沙发上”。公众和政府的博弈实则是话语权的争夺，是公众话语与政府话语的交锋，争夺对“邓玉娇”事件的框架定义和解释。在这场话语争夺中，公众成为了重要的话语主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且对政府有关部 门展开了批评，扩大了公众的话语空间。

在公众和政府博弈的过程中，以《南都》为代表的媒体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案件性质的讨论，而是在 努力寻求事实真相。媒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在现有的报道框架中，它受制于政府的新闻控制，其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受众的公众是它的重要市场。媒体在公众与政 府之间扮演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力量，形成了一种解决事件的张力。同时，寻求案件真相的努力能够为公众和政府的争论提供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寻求和 解的努力。

第二，三者的互动在消息来源引用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89（11.6%）个主贴引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 员的信源，58（7.6%）个主贴的信源来自媒体（主要指的是传统媒体）。有趣的是，其中9个主贴直接转载自《南都》。《南都》4（11.8%）篇报道引 用了政府有关部门或官员的信源，2篇报道转载自网络媒体，3篇直接是网友议论（网议）。在政府公开的文本中，信源比较单一，我们看不到它与公众和媒体信源 互动的情况，但是，非正式的互动应该一直在进行。

公众引用媒体和政府的信源，有助于提升自身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能够赢取合法 的生存空间。媒体引用公众和政府信源，实现了信源的多元化，有助于做好平衡报道，而且，它放大了公众的声音，有助于公众壮大舆论力量。政府单一的信源导致 与公众和媒体的互动缺失，不利于提高其公信力，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第三，公众和媒体在社会问题上开展了深层的互动，形成了合力，与政 府展开了博弈。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中有161个（21.0%）主贴讨论“邓玉娇”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南都》有7篇（20.6%）报道讨论之，而在政府 文本中，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是缺失的。可见，在“社会问题”的议题上，公众和媒体出现了“合流”现象，形成了合力（当然，公众和媒体之间在社会问题的定 义、诠释和解决等方面也存在博弈，相互进行框架争夺），使得关于“邓玉娇”事件的讨论超越了个案的意义，上升到社会层面讨论具有普遍价值的问题。在这个意 义上，“邓玉娇”事件成了一个引子或导火索，而这也恰恰是“邓玉娇”事件的价值所在。公众和媒体的合力推动了舆论力量的增长，对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新 的博弈也由此展开。

（三）公共议题的生成

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 已经得到了呈现，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如何达成共识来解决事件和问题，它们的“交集”在哪里。这涉及到公共议题及其生成的问题。

公共 议题是关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多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邓玉娇”事件中，公共议题的生成首先是由公众 和媒体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力”推动的，它们建构了这样的公共议题:弱者如何反抗强者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正当的反抗行为如何得到法律公正地裁 决。在将案件的讨论指向社会问题时，公众和媒体的公共议题建构紧紧抓住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逻辑：如果我是下一个“邓玉娇”，怎么办。在这种逻辑置换语境中，邓玉娇案件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象征资源，人们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和焦虑，开始挖掘案件背后的现实问题，触动了近年来部分地方官员和群众关系紧张的神经，吸引 着更大范围的人群参与到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壮大了舆论的力量。公共议题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而媒体需要关注和捕捉公共议题，揭露、批判社会存在的 不公正现象以体现它的社会责任，因而，在公共议题生成方面，公众和媒体扮演了“同盟军”的角色，它们捕捉到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

在公共议题建构中，政府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需要公共议题，恰恰相反，政府同样需要关注公共议题。这是因 为，公共议题所指向的社会问题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危及了政府的切身利益。政府甚至可以把公众和媒体推动的公共议题作为其推行社会变革的资源和契机，顺 应民意进行改革，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促成《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便是典型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媒体事件具有推动社会 变革、促使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当然，这种乐观的期待的前提是新媒体事件促成了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即是说涉及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利益，“艳照门”事件是 有力的反面例证。

政府的需要不仅是公共议题生成的社会基础之一，而且还是公共议题得以生存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政府的需要赋予了公 共议题在现有框架内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正当性，使其获得了生存的必要空间。

总之，公众和媒体“合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接着政府被动参 与进来，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于是得以生成（如下图7所示）。当然，“邓玉娇”事件本身具备的的公共属性对公共议题的生成也具有不可忽 视的先导作用。从中亦可见，公众、媒体和政府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通的需求。

图7 公共议题生成模式

（四）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

公共议题的生成赋予了“邓玉娇”事件普遍的意义和合法性，为事件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但是，它是静态的，事件的最终解决，也即是公共议题的诉求如何实现，还需要一个动态的推动力——话语运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话语运动对公共议题诉求实现的推动作用，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先后秩序关系，它们贯穿 于事件的整个过程。

话语运动指的是由公众和媒介参与建构，挑战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既定政策与决策的公共话语形成的整个过程。“邓 玉娇”事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场，公众、媒体和政府在其中开展话语行为（议题建构即是重要的话语行为之一），公众话语、媒体话语和政府话语进行着博弈与 互动。由于网络媒体的参与模式改变了公众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缺少或缺失话语权的状况，公众能够在网络论坛中相对自由和开放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上升为重要 的话语主体，获取了话语权。于是，公众话语成为了“邓玉娇”事件中重要的一极话语力量，而大规模的集中爆发则使其演变成强势话语，出现了“膨胀”现象：它 开始猛烈地质疑政府话语，例如，在“邓玉娇”事件中，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有460个（60.1%）主贴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持质疑态度，225个（29.4%）主贴对案件审理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进行了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政府的话语空间。对于媒体话语，公众话语也发起了挑战，例如，4个主 贴质疑、批评了传统媒体的报道。虽然公众话语的这种“膨胀”由于参杂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声音而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它所彰显的力量却是显而易见的。

公众话语的力量虽然已经彰显，但由于它囿于网络社会中，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尚不足以兑现。当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在公共议题上达成共识并促成公共话语生成 时，它们“汇流”成了一股更为强大的话语力量。媒体放大了公众话语，没有媒体的参与，公众话语难以争取到更加广泛的支持，也难以发挥普遍的影响。同时，公 众话语为媒体发出普遍的社会诉求开辟了空间，网民甚至成了媒体借力的一种符号资源。当公众和媒体“合力”，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合作催生公共话语时，它们发 起了一场针对特定事件的话语运动，对政府有关部门行为或者既定的政策/决策发起了挑战。在“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审理邓玉娇案、案情公开以及案件定性与处罚等发起了挑战。

在“邓玉娇”事件中，如果说公众话语和媒介话语的单独行动或许没有引起政府 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的话，那么，以公共议题吸引人们广泛参与、以公共话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语运动则促使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慎重考虑该事件，考虑公共议题的诉 求，并努力按照公共议题的诉求处置该事件。

公众和媒体发起的话语运动最终推动着“邓玉娇”事件的解决。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话语运动 必须限于政府能够容忍和接受的范围内，它演化成社会运动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话语运动能够推动此个“邓玉娇”事件的解决，它能否推动“邓玉娇”事件形 成的公共议题普遍诉求，则取决于它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力度和结果。话语运动如何促成政策议题，如何推动体制性的变革而超越个案的价值，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 进一步探讨。

六、讨论与结论

（一）结论

在 “邓玉娇”事件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信源建构了各自不同的议题，公众认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当无罪释放邓玉娇，并把对案件的讨论指向了社会 问题；媒体致力于澄清事实真相并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政府则聚焦于审结案件，意在息事宁人。在议题建构的过程中，公众、媒体和政府三方展开了博弈与互 动。其中，公众和政府在邓玉娇案件定性方面展开了博弈，媒体通过报道事实真相在其中扮演了一种动态平衡力量。在信源引用方面，公众和媒体的互动尤为频繁，在讨论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时，二者更是形成了深层的互动，与政府展开了博弈。

在公众、媒体和政府的博弈与互动中，它们找到了“交 集”：对“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议题有着共同的需求。公共议题沿着这样的逻辑生成：公众和媒体在讨论本身具有公共属性的“邓玉娇”事件的背后的社会问题时合 力“触发”了公共议题，政府则赋予了公共议题合法的生存空间。公共议题生成后，它吸引着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邓玉娇”事件的公共讨论中来，为解决事件奠 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最终，公众和媒体开启的话语运动推动公共议题实现其针对个案的诉求，解决“邓玉娇”事件。但是，这仅仅是个案的解决，公共议题如何实 现其最终诉求，则取决于话语运动与政策议题互动的张力和结果。

（二）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新媒体事件的对策分析

本研究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形成机制，分析它何以成为事件、何以成功，基于研究结论，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应对新媒体事件时采取以下对策：

（1）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切实维护和不断提高自身的公信力，唯此方能在应对新媒体事件中赢取主动地位。（2）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提高信息发布的透明度和准 确度。在“邓玉娇”事件中，前后两次通报的细微变化牵动着公众的神经，在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信息发布透明度和准确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 斑。（3）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必须注重引用多方信源，尤其是权威信源（诸如上级政府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来提高自身信息的可信度。在“邓玉娇”事件 中，政府有关部门主要引用自身信源，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却招致了公众的怀疑，如能更多地引用权威信源和第三方信源，政府方面的信息传播效果会更理 想。（4）政府有关部门需要积极与公众、媒体开展互动，就新媒体事件暴露的社会问题进行商讨，关切公共议题的诉求，顺势推动社会的改革发展。

（三）讨论

本研究以“邓玉娇”事件为例探讨了新媒体事件的议题建构与话语运动问题，在分析和论述过程中，虽然笔者努 力将针对事件的讨论上升到一般性问题的高度，但是，本文针对个案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推及其他新媒体事件时需要特别小心。在本研究对网络论坛的帖子进行内容分 析的过程中，笔者坚持了一贯的分析标准以减少主观倾向的影响，但网络匿名传播带来的诸如言论混杂等问题给分析造成了一定的苦难，因而，对内容分析的客观性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本研究把政府有关部门公开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能够清晰地窥见政府显在的意见、态度和立场，但是，由于未能获取和分析政府有 关部门背后或私下的观点与动作，在反映和代表政府立场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本研究选择了《南都》作为媒体样本的代表，未仔细讨论不同媒体之间的差异，这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议题。后续研究亦可聚焦于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机制、新媒体事件与政策议题的互动、如何提高公众参与新媒体事件的理性等命题。

【作者：吴世文 院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