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进典型宣传的艺术_先进典型宣传说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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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进典型宣传的艺术

发布时间： 2008-01-25

作者 王胜文

责任编辑： 刘雅丽

宣传典型，用典型指导工作，用典型鼓舞引领鼓舞人们奋发向上，既是各级组织的成功经验，又是新闻宣传的重要任务。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特点，社会思潮与社会风尚、生活方式发生的新变化，以及受众出现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变量的新趋势，一些新闻工作者把典型“神圣化”、“模式化”、“文学化”，使典型宣传出现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偏差：有的不顾时代的需要去“凑”典型，有的违背真实性原则和生活逻辑去“吹”典型，有的采取贬低群众的手法去“抬”典型，还有的强扭角度去“造”典型，以致宣传出来的典型，失去应有的公信力，不是难以引起人们共鸣，便是令人不敢苟同，甚至使人反感。对此，笔者针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典型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精神的坐标；宣传典型，既要回应时代的召唤，又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不可不顾时代的需要和大众的愿望把典型凑成“英雄谱”。

新闻媒体，不能创造典型，但可以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而宣传的典型是否有普遍意义，是否有推广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回应了时代的召唤，是否反映了时代的主旋律，是否蕴含着时代的气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特征，是否撞击了世人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如果离开特定的历史时代，孤立地树立典型，典型就成了无本之木，典型宣传就失去了意义。回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就曾涌现出这样的典型人物：红军初创时期，当“对数表里查不出救国的良方，计算尺不能驱逐横行的虎狼”，中国革命急需的不是数学博士，而是革命战士的时候，出现了“去休学者博士梦，愿做革命一新兵”的优秀党代表何挺颖。长征时期，当“红二师”来到泸定桥，谁都知道这里每走一步都面临着死亡，而中国革命恰恰要在这几根光溜溜的铁索上前进时，出现了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全世界人民伸出支援之手时，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子弟兵的好母亲戎冠秀。解放战争时期，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需要舍身炸碉堡的时候，出现了战斗英雄董存瑞。抗美援朝时期，当部队发起冲击，再次受阻时，出现了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的“特级英雄”黄继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出现了“爱民模范”欧阳海。我国当前宣传的人民的好警察任长霞，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瑰丽之花；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郑培民，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形象地回答了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毕生护法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其事迹恰恰展示了新时期人民法官的时代风采。同样，我们河南商丘的一个后生、南下温州打工的一名民工——李学生，其事迹虽然不像战争年代的英雄创造的业绩那样惊天动地，只不过是从一把一把地帮别人割麦子的真诚，到一车一车地帮助别人卖西瓜的赤诚；从一百元一百元地帮助别人渡过难关的虔诚，到五百元五百元地帮助别人闯过险境的竭诚；从火灾突发时第一个冲进火海的精诚，到台风来临时第一个压住浪涛的至诚，但是在一些人错误地理解市场经济，把物质利益原则与为人民服务对立起来，尤其在我们党把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时代的最强音大力弘扬的时候，推出李学生这样感动中原、感动中国的典型，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可见，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而我们有的新闻工作者，缺乏这种时代意识，把本该在关键时刻推出的典型搁置一边；把平时需要宣传的典型推迟“半拍”；把不能代表时代主流的典型作为重点，这是不可取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浩若星河的“英雄谱”里，英雄从事的职业不同、所处的时代不同，可他们在行动中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都可以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他人和人民的幸福中找到动力源泉。这些无论是向前方向后方，向国内向国外传播的先进典型，之所以能在党和国家的“英雄谱”里熠熠生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拯救中华的危机关头，在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需要维护的时候推出的。可见，典型宣传,只有把那些真正能够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时代高度，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典型宣传出去，让一颗颗时代“明星”璀璨起来，并形成“星”景这边独好的环境，真正发挥典型的表率、示范和引导作用。如果只凭自己的主观意愿去乱凑“英雄谱”，那么，所宣传的典型，不是滞后的，便是违背人民群众意愿的。

二、典型既是历史的丰碑，又是现实生活的“原型”；宣传典型，既要实事求是，又要合乎生活逻辑，不可不顾客观事实真实、可信性的原则把典型描成“画中人”。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典型，是作者根据文艺创作典型性的原则，把自己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生活感受，通过合理想象，使情节更感人，情境更特别，进而塑造出一个超越生活现实的形象。而新闻报道中的典型，是根据客观事实真实性的原则，把已经存在于某个人物中的事实挖掘出来加以筛选、提炼，从而再现出一个能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定形象。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的新闻媒体，宣传过许许多多的典型，从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到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虽然40多年过去了，但至今谈及这些典型，仍让人津津乐道，激动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具有真实的根基。与之相反，一些典型的宣传花了很大的功夫，搞得很热闹，但过不了多久便无声无息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是失实。正像一棵无根的花草，过不了多久，便会枯萎。再如，洛阳电视台宣传的一位压不垮的军人父亲——嵩县农民陈爪子忍悲负重教子报国的典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记者问及到他家里4人不幸去世，却为何坚决不让在部队服役的儿子回家的原因时，陈爪子说：“孩子虽是我家的，但他当兵了，那他是国家的，家事没有国事重嘛”。陈爪子是这样“说”的,我们也是这样“播”的。结果这个节目不但被中央电视台播发，而且还获河南省好新闻奖一等奖。然而，这些年来，由于社会上制假造假的歪风滋长蔓延，使得一些新闻记者在典型宣传上，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影响，误以为“宣传需要，有点假没关系”，“好话说过头人不怪”，“知情人是少数”，致使一些人上了假报道的当后，产生了一种“正面文章反面看”的变态心理，它对于了解真相的人来说，还会严重地引起对典型的逆反心理；对不了解真相的人来讲，又会感到典型高不可攀，望而却步。还有一些记者认为，受众不会因为一些细节不真会影响对整个典型的认可。其实，细节能够成就完美，也能决定成败。《红楼梦》里有幅对联：“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老百姓还有举俗话：“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可见，典型报道，首先要真实，真实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根本，也是新闻工作者典型宣传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只有真实，典型才能立得住，站得稳，有说服力，才能使群众有可能产生学习的愿望。所以在典型宣传时，既不能贪大求全，企求典型全面、丰满，更不许随意夸大，一味地去神化。要做到没有反复审查的典型不宣传，没有反复核实的材料不采纳。

我们还知道，真实与可信密切关联，但可信与真实又并非同一个概念。真实是可信的基础，可信是典型宣传的最终目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讲，真实是指典型符合报道的客观事实，而可信则是指典型使人感到符合生活逻辑。现实正是这样，当典型宣传出去后，群众并非会立即接受，他们往往先要“品一品”滋味，琢磨琢磨，想一想所宣传的事迹经验是否可信，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他们的口味。可信的，他们就佩服，就学习；不可信的，就一笑了之，或者说几句风凉话，甚至嗤之以鼻；不合乎他们口味的，就一听了之。虽然这只是群众学习典型最初的视听效果，但掌握不好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行为效果。笔者曾见过一篇典型报道，说的是这样一件事：一位团职军官早在10年前就办了家属随军手续，但因为工作忙，顾不上，以至于到了退休时间老伴仍然随军未随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但作为局外人会怎么想的呢？也许是部队驻地条件差，家属不肯来队；也许是夫妻感情一般，压根就不想团聚；也许没有合适的工作，就不愿随队；也许家中有老人，根本就走不开。正是这些猜测出的“也许”，使人们不仅不会相信这件事，而且对其它事情也会产生怀疑态度。相反，一些媒体对“当代雷锋”、“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李润虎这一典型的宣传，就让人感到可信。一次，记者采访时问李润虎：“你结婚10年和妻子团聚不到半年，你不觉得欠妻子些什么吗？”听到这个问题，李润虎没有回答，只见他低下了头，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迅速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烟灰足有半寸长。之后，他抬起头，两眼深深地透过窗户向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去。这样宣传看起来有损于典型的形象，但相反更还原了一个普通人那真实而平凡的内心世界、那孤独与追求的矛盾情感。在受众看来，李润虎的事迹不是瞎吹的，而是使命和责任，更是信仰的神圣使他拥有常人不能理解的倔强，不可思议的忘我，难以体会的幸福。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典型人物同普通人一样，既有道德正气，也有七情六欲；既有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也有温情脉脉的思想火焰；既有“闪光点”，也有“闪光”背后的弱点。如果把典型描绘得“鹤立鸡群”，或者不食人间烟火，就会丧失存在的基础，就很难得到受众的广泛认同。实际上，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往往不在于有没有消极心理活动和内心痛苦情绪，也不在于有没有对功名利禄的欲望，而在于当这些情绪和欲望袭来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可贵态度和最终选择；在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却是我们这个社会日渐稀缺的；在于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不难做到的，却是很少有人持之一恒的。譬如：当遇到荣誉待遇时，他们也有爱慕之感，但不去显露和夸耀自己，而是能够谦让给与自己一起共事的同志，努力克制自己的索求心理；当遇到误解和无理指责时，他们也有委屈和痛苦，但不是消极抵触，而是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遇到困难、挫折和不幸时，他们也有愁伤和忧戚，但不是一筹莫展或坐以待毙，而是能够忍受不快与痛苦，在对困难的诠释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人的长处是相互依存的，峰高谷深，典型人物虽然贵在长处过人，但他的缺点对其长处有一定的制约力，如果只报道“闪光点”，不讲典型的心理矛盾和性格弱点，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画中人”，所以，典型报道如能在捕捉“闪光点”的同时，再不加隐讳地写出典型的一些缺点，写出产生缺点的环境和根源，写出改正缺点的过程，典型就会使人觉得更加可亲可敬，更加真实可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典型宣传是否需要报道先进人物的缺点、弱点或失误，还要看是否服从于报道的主题和报道的实际需要，既不能人为淡化甚至掩盖缺点，也不能为了写缺点而写缺点。人们常说，文无定法，贵乎自然，就是这个道理。

三、典型既是整个队列中的“标兵”，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先进分子；宣传典型，既要注重共性，又要尊重个性，不可用强扭角度的办法把典型变成“百宝箱”。

一般来说，人都有个性，典型更是如此。“这个”典型之所以不是“那个”典型，都是因为他们有着独特的外貌特征、独有的语言、个性化的动作，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风格，甚至如同《亮剑》中的李云龙一样有臭脾气等。记者的本领在于从共性中挖掘出典型的特定品质，并着力营造出典型的个性磁场。遗憾地是，有的同志出发点和立足点错了，把典型当成“变形金刚”或“百宝箱”。要么，今天是“革命的老黄牛”，明天又成了“又红又专的标兵”；今天是“小康路上的领头人”，明天又成了“企业家”。简直是翻手为云覆为雨，一回一个调子，一次一种境界，不能不谓之“实用主义”。可以说，那些面貌常新的典型，个性特征未必都是游移多变的，而往往是典型报道者把自己的意向附加给他人罢了。另一方面，每个典型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职业特点不同，生活经历不同，都具有各自不同的个性行为特征和思想道德品质，如果硬是强调一个格调，不仅失去了典型宣传的普遍意义，而且也失去了对典型个性的理解和尊重。尤其典型的号召力，是由其具体形象、鲜明个性而形成的，并非是在每个方面都值得人们学习的，只不过在某个方面非同一般罢了。比如，邱少云在战场上宁可把自己烧死，也不暴露目标，才成为严守纪律的典型；徐洪刚被歹徒连捅14刀，肠子流出体外50多公分，还追着歹徒死死不放，才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孔繁森舍小家为大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才成为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郑培民以百姓的事为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成为共产党人的标兵。如果典型可以任意捏造，典型还成何体统？说到底，典型既是整个行列中的标兵，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先进分子，而不是任人摆弄的“变形金刚”或“百宝箱”。由此，典型宣传必须纠正强扭角度的做法，牢固树立尊重个性的观点，以个性为基础，在共性中提炼主题，从个性中塑造形象，让各有所长、个性有别的典型，激励人们为推动我们壮丽美好的事业而竞现风流。

四、典型既是群体中的楷模，又是社会中的一员；宣传典型，既要突出反映“英雄与众略不同”，也要体现“红花还得绿叶扶”，不可用贬低群众的手法把典型衬成“独行侠”。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先进典型既是群众中的楷模，又是社会中的一员，必须与周围的群众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我们讲时代造就典型，本质上是群众造就了典型。一般说来，典型的成绩，往往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或者是在群众直接、间接的鼓励下取得的，可以说离不开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关心和帮助的。可见，典型一旦离开了群众，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离开了集体的沃土，就成了 “独行侠”。典型宣传，决不能刺伤周围群众的感情，疏远和孤立典型同群众的血肉关系，尤其要防止用贬低群众的手法去“衬托”。笔者曾参与过全国重大典型——“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的宣传，我深深感到，徐洪刚这个典型之所以取得相当不错的宣传效果，除了典型选得准，众多媒体合力推外，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凡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宣传的典型人物，都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徐洪刚是在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危害的时候，在事情突发的瞬间，以闪电霹雳的形式，把多年积聚在心底的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爆发在与持刀歹徒作殊死搏斗上，其壮举让人击节赞叹。同时，徐洪刚身负重伤之后，社会各界关心、爱护、抢救人民卫士的事迹亦使人欣慰。如果抛开人民群众对徐洪刚的支持，孤立地去宣传徐洪刚总是一马当先、一尘不染、一丝不苟、一鸣惊人的举动，那么对英雄来说，整个形象就会受到影响。于是，我们以《战士义勇非凡，人民恩重如山》为题，既写了英雄为人民的壮举，又写了徐洪刚在与歹徒搏斗时，车上的司机奋勇夺下歹徒的凶器，同车的乘客纷纷站出来助威配合，以及在他身负重伤之后，上百名医护人员竭尽全力，广大干部群众用爱心托起他“第二次生命”的感人事迹，从而弹奏出一首群众与英雄同心，真情与正义同在，英雄保护人民，人民爱戴英雄的交响曲。与此同时，我们又配以《正气歌大家唱》的评论。评论中写道：“徐洪刚的英雄行为并不是孤立无援的……”；“正气歌大家唱，大有希望”。结果，一个“学英雄，见行动”的活动不但在军营内外，而且在神州大地普遍开展起来。再如，解放军报2006年报道丁晓兵这一典型时，也较好地处理了典型与群众的关系。正如文中写道，丁晓兵在任指导员期间，为一次意外的打击心情沮丧。战士们从门缝里给他塞纸条，有的写着：“我们敬重你在战场上是条硬汉子，在挫折面前我们希望你也是条硬汉子”。还有的写道：“你平时教育我们要正确面对挫折，这个时候轮到你自己了，我们不仅要听你怎么说，还要看你怎么做”。这些知疼知热甚至“激将”的话语，像股股暖流注入了丁晓兵的心灵，使他感动，令他振作，他真切地感受着真情和人生的力量。人们从中可以看出，丁晓兵不是孤立的、游离于群众之外的，而是随着“水”涨“船”高的，自然也就认可这一典型。事实证明，典型不是生长在污泥中的荷花，而是满园春色中的一朵奇葩。如果我们的记者为了突出典型无私奉献，就把群众写成自私自利，为了表现典型思想解放，就把周围群众写成观念陈旧，有时甚至把群众集体智慧写成典型个体的创造，把集体的功劳记在典型个人身上，那么，就会人为地制造典型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就忽视了典型的平民化定位。由此，宣传典型，重要的是把典型置于群体之中，在突出反映“英雄与众略不同”的同时，也要体现“红花还得绿叶扶”，尽力宣传群众对典型的真诚支持，这样就会使人感到，“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关不住”。

总之，典型的宣传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在当前和今后的典型宣传中，只要真正能够做到既要回应时代召唤，又要体现大众意愿；既实事求是，又合乎生活逻辑；既要突出“英雄与众略不同”，又要体现“红花还得绿叶扶”，那么，就能彰显出先进典型强大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