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_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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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形象特征及其意义

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岁以前，先后在本宅家塾和本城三味书屋读书，课余喜欢野史笔记，爱好民间艺术，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基础。1902年鲁迅于矿路学堂毕业，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入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后决定弃医从文。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开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鲁迅以鼓舞。他觉得毁坏封建主义的“铁屋子”有了希望。1918年，他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活动，和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结成一条战线，向封建文化发起攻击。他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了十几篇小说，结集成《呐喊》，以彻底反封建的深刻思想和成熟的艺术，显示文学革命实绩，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

从事文学创作，《阿Q正传》又是他致力于精神革命的代表作，因而精神效应格外显著。鲁迅本后来也谈过这种精神效应：“还记得《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乙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这时，鲁迅从理论上更加透辟了，指明那些惶怒的小政客和小官僚与阿Q是在“精神上相像”。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引起人们精神上的自省，导致精神上的改变。鲁迅说他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乙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创造典型，而且是一种精神性的典型，正是这种与人们 “精神上相象”的精神性的典型最能起到改变人精神的作用。

阿Q的形象特征

《阿Q正传》在非常广阔的背景上展开对农民生活命运的描写。未庄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一方面，是赵太爷、钱太爷等少数封建地主阶段，另方面是阿Q、小D、王胡等贫苦农民。赵太爷是未庄这个封闭型的封建小王国中的土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农民实行专制统治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恋爱的悲剧”描写了这个土皇帝的不过是为了猎取精神胜利而临时胡诌罢了;而且一说完也就忘掉，没当一回事。所以拿来作为科学考证的根据，实在是白费精神。

阿Q也没有家，一个人借住在土谷祠里，也商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 “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可见他是一个一无所有，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下层农民，换了话妄自尊大，也就是农村的无产者。阿Q和一般农民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农民有着自己的家，自己耕种的土地（无论是袓传的或从地主租来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资料，阿Q则什么也没有。地主阶级对他的剥削并不是通过地租这种通常的形式，而是像资本家对工人一样，直接榨取他的劳动力，因此阿Q比一般农民更惨苦地呻吟于地主脚下，地主一天不给他短工做，他就得饿一天。这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更不自由，更无权利。在未庄，豪绅地主以至地保、闲人，都把他视为无足轻重的贱物，高兴时拿他开玩笑，不高兴时就随便侮辱他，敲打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无端打骂阿Q而受到责难。豪绅地主甚至还可以以某种借口把他驱逐出未讨，不让他回来。阿Q就这样在严重的封建经济剥削和封建政治压迫之下，过着一种居无定处，颠连困苦的奴隶生活。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象。在现实中是失败者，而精神上却以为是胜利者。他一生的许多喜剧和悲剧，都是从这里演出来的。

有时候，由于遭受的屈辱太多太重，自己明知无法解脱，阿Q就又产生了一种宿命思想，好象以为，既然屈辱无法避免，也就证明这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了，所以后时也就没有什么不平之气。例如他被老把总逮捕之后，“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被送进刑场的时候，他也在百忙中这样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已经同下层群众中某些宿命的思想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落后的意识，使阿Q沉迷于“得迷”、“愉快”、“飘飘然”之中，很少发出真正的反抗声音了。

事实上，阿Q对于豪绅地主的迫害，总是不甘心的，他是有怨愤、有不平的，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摆脱一切屈辱和痛苦，扬眉吐气，做一个自由的体面的农民。毫无疑问,阿Q过去也曾为此进行过一些实际斗争,只因为豪绅地主的势头太大,自己的力量太小,他的斗争从未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常常因此吃更多的亏,遭受更多屈辱和痛苦.“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再反抗”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出世.以前农民自发斗争的一般规律.这固然也锻炼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志,加深了他们的阶级仇恨,但也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像阿Q这样的还缺乏革命觉悟的农民,对斗争失去信心和勇气.当时中国又正处于帝国主义

影响,如深恶造反,以为造反与他为难;严于 “男女之大妨”及排斥异端等.说阿Q是个十足的无赖,基本上是不会错的.阿Q的无赖有其不同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比如对上者、强者,是卑怯地躲闪和推诿;对下者、弱者是霸道地撒横和耍赖.推诿、抵赖,当面撒谎、拒不认帐,这大约是而无赖者的共同手法.视不同对象,一走 “怯”道,一走 “霸”道,路子不同而已,前者,如对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骂了一声 “毛虫”,被王胡扭信辫子在墙上连着碰了五个响头;骂一声 “秃儿驴……”则被假洋鬼子用哭丧棒狠敲了几下脑壳.歪着头呼吁 “君子动口不动手”,推诿骂的是一旁的小孩,到底没赖掉,白换一顿了事,这是卑怯的无赖.这自然源于阿Q的孱弱.然而,也还有更弱者,他便可以充分展示他无赖的另一侧面.比如,对待又瘦又弱的小D,对付静修庵的尼姑(无论老、小).在挨了假洋鬼子一通哭丧棒之后,拿小尼姑出气,大耍其流氓.先是把碰头挨揍的晦气通通算在小尼姑帐上;随即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伸手去摸她新剃的头皮,捏她的面颜进行动手动脚的调戏;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无赖得既蛮横又霸道．还有更为精彩的镜头，那便是离开未庄进城讨生计之前，去静修庵偷萝卜．＂阿弥陀佛，阿Ｑ，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啊！＂老尼姑只会念佛．＂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

阿Ｑ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古老中国直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一种蔓延不绝的心理病症，是由那种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封建主义制度中必然会发生的精神现象，不管在哪个阶级的成员中，几乎许多人都具有这样的派生物，都有这么点儿阿Ｑ精神，来缓解自己失败和屈辱后过分的痛苦，由于这样的客观实际情况，鲁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思想阶段，也依旧认为撰写《阿Ｑ正传》的目的是暴露国民的弱点＂，这就可见阿典型性格的创造，与鲁迅当时＂改革国民性＂的立场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确实是达到了极大的效果．

沈雁冰说：＂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 „阿Ｑ相‟一些 „阿Ｑ相‟的分子＂，＂我又觉得 „阿Ｑ相‟未必全然是中华民族所独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事实确实是这样的，不仅牌封建社会中的人们具有狭隘性和盲目性，不能正视残酷的事实，而且在任何私有制度的社会中，人们总是无法克服狭隘性和盲目性的局限，不可能彻底地面向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保证不会出现阿Ｑ式的＂精神上的胜利法＂．

总之，鲁迅指出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揭示了一种严重的国民性的痼疾，他通过阿Ｑ典型性格的塑造，呼唤着要整个民族从这面镜子中获得自省的途径．鲁迅这种＂对人类心灵方面的新发现＂，确实很类似杜勃罗留波夫评论莎士比亚那样，＂把共同的认识推进了好

1碎了一块龙牌，偷走了一只宣德炉．封建势力变为革命党，作为封建势力对立面的农民阿Ｑ要革命而不准，反被当做抢劫犯送上了＂大团圆＂之路，就在偶然中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了，这是阿Ｑ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辛亥革命没有依靠作为民主革命主力的农民群众，没有一个强大的宣传和启蒙运动，农民还牌不觉悟状态，而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民主革命，必然是妥协的，不彻底的，甚至是换汤不换药的，小说阿Ｑ的悲剧在客观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性这一重大问题，这是阿Ｑ形象重要典型意义的又一方面．

阿Ｑ这个典型的产生，至今已经七十多年了．七十多年来，阿Ｑ已成为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我国现代人民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同时，多年来，阿Ｑ也逐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道，所熟悉，各国人民通过阿Ｑ来了解中国人民过去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奴役的历史．无论变反映时代生活的深广度上说，还是就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上说，阿Ｑ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典型，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性格塑造趋于丰富复杂的一个里程碑，同世界文学史上许多有名的典型可以并列而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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