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忠义思想_水浒忠义思想浅析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水浒忠义思想浅析”。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摘 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人物，而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水浒“忠义”文化的内涵更为丰富，现实意义是积极的，有益的，应该在开发梁山资源、弘扬水浒文化中，不断加以完善、光大。[关键词]《水浒传》 “忠义观” 价值和意义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施耐庵所撰写，它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从小说整体内容看，笔者认为作者写作的目的一是借梁山英雄的侠义行为，抒发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二是希望封建统治阶级能够面对现实，接受教训。换句话说，作者强烈希望改变这样一个黑暗的社会，但这种强烈希望并不是自上而下来一次彻头彻尾的革命，而只是希望统治阶级的改良运动来实现。正如李贽在《忠义水浒全传·序》中所说：“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它首先把社会上遭人唾弃的“反贼”、“草寇”写成武艺高强、形象可爱的英雄，受到人们的喜爱，其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侠义行为是何等地痛快，历来被人们所颂扬。而最后受招安，使得梁山好汉走的走，亡的亡，从而使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其结局更是令人悲痛伤感，因而人们对《水浒传》忠义思想褒贬不

一、众说纷纭，可谓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下面就本人的理解谈一谈《水浒传》中封建忠义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一、作者的忠义观。

在《水浒传》中，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水浒传》所一贯标榜和宣扬的书名《忠义水浒传》，梁山原来的聚义厅后被宋江改成“忠义堂”。作者还特意为宋江安排了“九天玄女授天书”，在这位娘娘的指示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容，即“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小说同时还指责方腊起义，其理由也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的大伦。甚至最后写宋江临死之际，仍然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不可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当然是封建正统思想，它给起义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危害，终于使得艰难缔造的义军接受“招安”，导演出悲剧的结束。而《水浒传》中的“义”比之《三国演义》又大不相同，主要在于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义”与“不义”，在很大程度上指是否同情与支持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否参加与坚持革命反抗。具体来说，鲁智深打抱不平，是“义”，李逵误信人言而要杀宋江，也是“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自始至终均把“义”放在“忠”和“孝”之下，使“义”服从于“忠”，服从于“孝”。由此可见，“忠”与“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如同我国历代文人，思想者一样，“忠义”已经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存在于中华民族所有子女其中也包括梁山好汉们心中，同时，在《水浒传》中，“忠义”的思想内涵又是极为复杂的。《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史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八百人”，“忠义”中有“为君”，即把“国”与“皇”等同起来，这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忠”还包括有“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更具积极意义的爱国思想和民本思想在内，对“义”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小说自始自终证歌“仗义疏赌，济困扶危”，不仅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的利益，且更深刻地反映了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扩大，社会道德规范也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水浒传》中的“忠义”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基础，又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这正是小说成书以来，被各阶层普遍接受和广为传颂的原因。

二、《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的忠义观。

宋江作为梁山英雄的核心人物，他的思想内涵无疑是整个《水浒传》思想的高度集中，他也就成为了忠义思想的最大承载者。他有别于其他好汉的最大特点是：忠义集之一身又相互矛盾冲突，即努力使之协调又无法真正将二者完美统一。“忠”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围绕“忠义”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第一个时期是宋江人生的重要铺垫。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写宋江的“义”。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所以人物出场就为他定下了基调。小说第十八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不论识与不识，提起宋江来莫不交口称赞，俱以结交宋江为荣。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其所以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但是“义”和“忠”毕竟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做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以顾及对朝廷的“忠”。“忠”和“义”的矛盾本来就潜在，只不过在这一时期没有明朗化罢了。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潜伏在宋江身上的“忠”和“义”之间的矛盾，从亡命落草到后来的招安这一阶段表现最为明显，斗争最为激烈。当宋江因怒杀阎婆惜逃走江湖、四处流浪，再到后来亡命清风寨时，宋江性格中的反抗思想和兄弟之义占了上风，只是这种状态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等人邀其上山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肯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孝”的内涵，骨子里是对封建王朝的“忠”，而这种思想上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落草之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辄称“小吏”，称自己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动却把他置于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正因为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另一方面，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童贯是个大奸臣，按前七十回的原则，梁山英雄一定会抓紧机会杀死童贯以谢天下，可这里的宋江却有意让童贯逃归，童贯手下的大将鄷美也被释放，甚至还求鄷美“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尤其荒唐的是，当梁山好汉将头号大敌高俅抓住后，宋江没有杀他，反而“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还要“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又是一再设宴，“肉山酒海”地招待，并且“大小头领，轮番把盏于殷勤相助”。对一个闻名天下的大奸臣如此低三下四，肉麻殷勤，这样的人与奸臣本人又有何异？置兄弟之义而不顾，只为自之落得个忠孝之名，这样的人又何有“义”字可言？别说曾与奸党殊死战斗的英雄不会如此，就是一个清高的封建士大夫也会对这样的奴才嗤之以鼻的。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了大辽，平了方腊，不是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之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的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成了“忠”的祭品。自己死之前还为李逵准备了毒酒，在这种情况下，李逵却说出了“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的豪言，而吴用、花荣却在宋江坟头自缢而死，更是让人动容，这是义举，但在我看来，这是“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愚昧，更是悲哀。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兄弟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综上所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 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一人充满悲剧色彩，而《水浒传》也在这种悲剧色彩中落下了帷幕。

林冲可算是在《水浒传》中“忠义”第二个代表人物，他是替天行道的侠义英雄，也就是刘欢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主题歌中所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就有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报仇雪恨，手刃仇敌上梁山，于是也就有了在晁盖起义上梁山而王伦嫉妒贤能，拒不接纳之时，林冲拍案而起，火拼王伦，而后推晁盖为山寨之主，为梁山事业立基石为替天行道立首功！

林冲不只是不意气杀人，而且在被人误解、受气之时，也时时忍让，情愿负辱而行。如在柴进庄中与洪教头比武之时，面对着洪教头的无礼，他一再迟让；在沧州牢城，面对差拨的谩骂，他陪笑脸，送银子；在初上梁山时，他面着着白衣秀士王伦的百般刁难，也只是暗自叹息“命蹇时乖”。也许有人会说，林冲这样一味忍让退缩，真是软骨脓色，怎算得梁山替天得道的英雄好汉？是英雄好汉就必须敢作敢为！确实如此。而林冲这样正是敢作敢为，且敢为人先的英雄好汉！只是他的敢作敢为是当作则作，当为则为，绝不乱作胡为！这正是一个英雄好汉应有的气度。韩信能于市井受胯下之辱，方成就了开辟汉家天下的千古名将，林冲能在屑小之辈前忍隐以行，才有了梁山水浒替天行道的侠义英雄！

如果说，山神庙手刃三贼的林冲，还有报私仇的因素在内，那么，在梁山寨火拼王伦的林冲，还完全是为了替天行道，容不了王伦的小鸡肚肠，于是林冲替天行道，于是火拼王伦。在此时，林冲决不能忍让，也绝不会退缩，这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林冲，小事可忍，大事敢为，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大局，为了替天行道！这一点，从林冲火拼王伦后，力推晁盖为山寨之王，而且甘居吴用，公孙胜之后，更可以看出林冲的高风亮节。

所以作者写林冲杀人，不是一般的杀人，是写他革命造反性和正义性，他杀人杀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写出了一个英雄人物。所以这里写林冲杀人写得是很有讲究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他能分清主次；第二，不是不明白地就把对方杀死，而是先问罪责。第三，就是写他杀人的杀法是不一样的，用的武器不一样，详略也不一样。所以总体来说，林冲杀人杀得有身份。什么叫有身份？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有斗争的经验。有性格，他很精细，很讲究策略。有思想，那就是为正义而杀人，不是不明不白，随随便便地去杀人。有思想，有章法，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主次、详略都要搞清楚。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详、哪个略，先杀谁，后杀谁，很有章法。

三．“忠义”思想的对于现代意义和价值。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要使我们赶上并超过欧美国家，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倡“忠义”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来看“忠”。从大的方面来讲，忠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有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胆忠心，就会自觉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就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公民。就会做到凡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做，凡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事就不做。这是忠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自觉体现。从小的层面来看，忠可以理解为忠厚、忠诚、忠实，这是一种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真诚相待的和谐精神的内在品格。有人说，在当今社会上，“忠”的品质并非所有人都能具有。在“以我为中心”的处世哲学支配下，社会上自我意识强烈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把“忠厚”、“忠诚”、“忠实”看成是傻瓜的特质。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奸诈、欺骗和谎言，这是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驰的。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忠厚，少一些奸诈；多一些忠诚，少一些欺骗；多一些忠实，少一些谎言，就是在向构建和谐社会扎实迈进。同时，就“忠”的原始本意来讲，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这种“忠”，也可以理解为对目标的坚定信念，弘扬的是一种矢志不移的精神。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状态，对于克服构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也是非常必须的。再来看“义”。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正义感。正义感是一个正人君子内在品格塑造的基石。同时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要求。设想社会上如果人们没有了正义感，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正义感又引发出责任感。有强烈正义感，必然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责任意识，当然也包括对构建和谐社会要尽职尽责。从小的方面来讲，是对家庭、对亲友都要有责任心。现在不少人责任意识的缺失，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对老人不孝，对婴幼儿遗弃，把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社会、转嫁他人。这显然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干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各种商务活动中，“义”更多地表现为“信义”，即诚实守信。要言必信，行必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义”的思想，尤其显得需要。把“忠义”连缀起来解读，其内涵更为丰富。它除了包含“忠”和“义”的全部内容以外，更代表了“忠贞正义”的文化品格。有人认为，“忠义”这个词骨子里透出精粹与刚强，非大丈夫不能称“忠义”。也有人认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最重要的品质是“忠义”。“忠义”是成功人士不容缺失的内在品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需要千千万万的“忠义之士”。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提倡所谓的“忠义之士”，是摒弃了宋江忠君、招安等封建糟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忠义”思想。作为一方乡土，梁山文化性格中也有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需要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逐步加以克服。然而，不论有哪些具体的缺憾，从总体上讲，我认为，水浒“忠义”文化的现实意义是积极的，有益的，应该在开发梁山资源、弘扬水浒文化中，不断加以完善、光大。

[参考文献]

1、李贽 《忠义水浒全传·序》 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出版

2、陈曦钟等的《水浒传》会评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3、袁沛需的《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4、施耐庵的《水浒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5、罗宗强 陈洪 《中国古代文学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2002年出版

6、郑振铎 《中国文学论集》 开明书店193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