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主题_水浒传的作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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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主题
关于《水浒传》的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有“农民起义说”、“忠义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但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农民起义说”和“忠义说”。这两种对《水浒传》主题的论断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十分恰当。
首先，就“农民起义说”而言，这个说法本身就很牵强，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阐释《水浒传》主题这个问题上，这一说法仍为一尊。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人们习惯将大部分反对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划分到农民起义的范畴，但是就梁山泊聚义来讲，这种说法并不合适。1984年，周克良在《大庆师专学报》上发表了《非写农民起义说》一文，主要观点是：第一，梁山一百零八头领并非农民起义的代表，而是解民于倒悬的仗义疏财之士或绿林豪侠；第二，梁山好汉所发动的战争并不具有农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实乃绿林好汉大规模的打家劫舍之举：第三，梁山泊聚义的纲领不是农民革命的纲领，它所表现的是游民无产者的思想倾向，所谓的梁山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以绿林豪侠为主的游民无产者武装集团。周克良对梁山泊政权本质的定位是比较准确的。“农民起义说”不攻自破。王学泰在《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从梁山好汉的成分构成、梁山泊主人公的经济与政治诉求以及主要英雄人物形象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水浒传》主旨并不是写农民起义的成败，而是描写游民起义的过程始末。
游民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的约束，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一类人的总称。游民涵盖的范围很广《水浒传》中，包括原为富产地主的梁山泊头领、泼皮无赖之流以及帮闲之徒。不同的是：高俅凭一技之长被封为太尉，一步登天。梁山泊一百零八将中农民出身的少之又少。他们中大部分是落草为寇，占据山林，依靠打家劫舍过活的草贼；一部分是富户财主或地方一霸：还有一部分是原本为吏胥，后为封建关系所不容，最终走上梁山的；一小部分是具有某方面特长，为求富贵而上梁山的：勉强算作农民出身的，除了渔民“阮氏三雄”很难再找到其他人。而梁山泊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无论犯了什么罪，即使是杀头之罪，如果想要平安保命，投奔梁山泊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此，《水浒传》中梁山泊的众多头领大部分是游民，而梁山聚义本质上并不是农民起义。
梁山泊众多头领占据一方，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满足“论秤称银两，换套穿衣服”的物质追求，并不像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所表现出的对土地的要求，而他们本身也不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他们所标榜的是劫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打的是“杀尽贪官，伸张正义”的旗号，所要达到的绝不是农民阶级的要求。他们求的是富贵，绝不仅仅是温饱，有着很浓重的巧取豪夺色彩。所以认为《水浒传》的主旨是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
其次，有学者对其主旨持“忠义说”，也是一种误读。《水浒传》中，我们认为集忠孝义，于一身的最明显的人物就是宋江。对待任用四大奸臣的宋徽宗，宋江念念不忘招安，即使是在众头领都反对的情况下仍是如此。《水浒传》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大小头领开怀畅饮，宋江醉酒，趁醉作《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兄弟们的心，”黑旋风圆睁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作粉碎。这充分说明除宋江外，梁山泊头领是不赞同的。对于江州劫法场曾救过自己的李逵，宋江竟不顾救命之恩，一怒之下要将李逵推出去斩首。我们不难看出宋江招安心切，但他却从未想过招安的后果。梁山泊受招安后，先征辽国，后平方腊，解决了朝廷的内忧外患之后，损兵折将，实力消耗殆尽。后又受朝廷排挤，最终四分五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宋江的愚忠造成的。这种“忠”和儒家所提倡的“忠”并不完全一致。
至于“孝”，《水浒传》中宋江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孝”在宋江性格中占重要的部分。作押司前，他将自己的户籍从家中脱离出来，名义上与家人断绝关系，以便自己遭遇不测时，父亲和弟弟不受牵连。而后，宋江接到书信得知父亲病故的消息，立即决定暂不去梁山泊，改道回家，自投罗网，最终身陷囹圄，险遭不测。毋庸置疑，宋江对于自己的父亲的确做到了“孝”，但他对别人的父母又是怎样的呢?李逵下山接双目失明的母亲上山，母亲不幸被老虎吃掉，李逵一怒之下杀死四只老虎，回到梁山泊诉说这段经历时，宋江的表现又是如何呢?宋江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又添的两个活虎上山，正宜作庆。”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丧身虎口的李逵母亲的悲伤与同情。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以对待自己父母的心去对待别人的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孝。而宋江的“孝”是狭隘的。
“义”是宋江闻名绿林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很多江湖豪侠之士投奔梁山泊都是慕宋江之名。可以说宋江一向是以义气为重，虽只是个小小的押司，但在江湖上却有很高的地位，提到宋江，人们都有所耳闻，连一向自负的李逵，第一次见到宋江的反应就是：“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江的江湖地位。因此，朱仝义释宋公明，锦毛虎义释宋江，使宋江能够数次逢凶化吉。很多次两军对垒，梁山泊活捉对方领将，宋江都以礼相待，亲自松绑，把酒陪话，并且亲自送下山，为的都是义气。但不可忽略的是在“镇三山大闹青州道，霹雳火夜走瓦砾场”一回中，宋江为骗秦明上山，定下计来，让一个样貌长得像秦明的小卒，穿上秦明的衣服，直奔青州城下，攻打城池，毁坏房屋，使秦明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在“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一回中，为骗朱仝上山，宋江定计让李逵很残忍地杀害了小衙内，使朱仝不得不就范。宋江杀死阎婆惜，被衙门追捕时，朱仝义释宋江，使宋江得以脱身。而宋江却恩将仇报，这不仅不是义举，某种程度上是忘恩负义。宋江的“义”也是片面的。
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无法容许类似梁山泊一类组织的存在，即使他们不侵州县、仗义疏财、劫富济贫。因为，他们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终究会爆炸。梁山泊英雄聚义虽然最后接受朝廷招安，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统治阶级。而就梁山泊政权的本质来讲，绝不可以简单归结到农民起义的范畴，而所谓的“忠义说”也是很牵强的。
论《水浒传》的主题
一、传统的主题说法
对《水浒传》的研究自成书以来便不断，对其主题思想的说法更是争讼不绝各持一说，由于各位前人研究的角度不同，渐渐形成“农民起义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投降主义说”等等。1.“农民起义说”
在《水浒》众多的主题说法当中，“农民起义说””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权力话语。一直被认为是正统的思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几乎压倒其他的说法，直到后来才遭到质疑。“农民起义说”认为水浒人物和故事反映了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是一曲农民起义的颂歌。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学校的教科书，也一直使用这一观点。
这一说法可以归纳为4点：（1）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官逼民反”、“乱自上作”。作品展示了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品具体刻画了高俅、蔡京、杨戬、童贯为首的封建官僚贪赃枉法、互相勾结、无恶不作，但这些贪官的总后台就是徽宗皇帝，昏君佞臣组成的统治集团压迫人民，激起人民反抗的怒火。“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是起义的根本原因。（2）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一百零八位头领个个都是勇武智慧、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反抗黑暗的封建统治，对抗腐败的官府，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3）揭示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原因之一。“招安”是起义失败的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农民起义领袖思想上的局限性——宋江、卢俊义等人具有浓厚“忠君”思想，他们又是梁山义军的主要领导，影响和左右着义军的发展趋势，宋江上梁山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梁山泊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他们起义的原因是博取功名，封妻荫子。故“招安”是其必然选择，失败是起义的必然结局。（4）严重的忠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进步意义。
应当说，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然是水浒评价体系的主流。也有人认为《水浒传》所写不是“农民起义说”，而是“市民起义说”。魏世民在《主题再讨论》一文中提到，“梁山义军算不算农民起义军，早就有人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这首先可以从梁山英雄的构成成分上看出。梁山一百零八将有王孙、将吏、富豪、地主、商人、刽子手、猎户、渔民、屠夫等，而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李逵、张青、陶宗旺三人，所以从阶级成分上来说，农民只占极少数。”[①] 按照这些人的话说，水浒人物和故事，更多的不是农民和农村的故事，而是市民和城市的故事，因此，应当说是一次市民起义。这种观点，与“农民起义说”小异大同。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些，但远没有持农民起义观点的多。
2.“为市井细民写心说”
“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说法，首先出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75 年，伊永文撰文认为“《水浒传》这部小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事件为原始素材，根据市民阶层的理想，着重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反抗思想行为……概括了市民阶层的生活、意识和斗争”提出了“市民”说。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及《〈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二说》则从作品本身展现的市民社会的广阔场景、《水浒传》中众多的市民活动和《水浒传》成书过程详细论证了这一说法。后来又有一些学者相继从小说中的领袖出身、队伍成分、政治口号和发动战争的性质论证《水浒传》不是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井细民写心”。20 世纪90 年代，纪德君在《〈水浒传〉写“心”说总析》中认为《水浒传》的主题是以写“士心”为主、其他阶层为辅。
《水浒传》作为一本内容丰富的长篇章回小说，涉及面相当广泛，其中有很多关于城市生活和市民心理的描写不足为奇。况且《水浒传》是在元话本，水浒戏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作者的再加工而成，而元话本、水浒戏本来就是供市民阶层观赏的，必然要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符合他们的审美习惯，否则这些话本和戏曲就没有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小说《水浒传》也同样如此。我们不能因为《水浒传》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憎感情、有大量关于城市生活的描写就说其主题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反映市民心理、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为市井细民写心说”？“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只能说是小说反映出来的审美趣味，而不能说成是《水浒传》的主题。
3.“忠奸斗争说”
“忠奸斗争说”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在野派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斗争。然而忠奸斗争主要发生在招安之后，那么招安之前，众多水浒英雄好汉为了能够生存而逼上梁山，又如何能够用“忠奸斗争”来解释呢？郑公盾认为“忠义说”“把《水浒传》看作是反对权奸、为王室尽忠的小说，用„忠义‟二字来概括《水浒传》，这样就把《水浒传》所主要反映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说成为„忠臣义士‟与奸臣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角度来说，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和守旧派斗争说，在本质上，其实还是“忠义说”的另一种说法。
忠奸斗争是《水浒传》一个重要内容，但仍不是其主题。一部《水浒传》不仅反映了忠奸斗争，还反映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民族斗争以及维护宋朝统治和反宋朝统治的斗争。“官逼民反”反映的便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与辽的战争反映了民族斗争，征田虎、王庆和方腊的战争反映了维护宋朝统治和反宋朝统治的斗争。《水浒传》正是通过所有这些斗争显示出了梁山一百零八将的英雄形象。尽管忠奸斗争贯穿全书的始终，并且是其重要内容，但它并不是全书的主题。实际上小说正是通过忠奸斗争这个主要内容刻画了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宣扬了尽忠报国思想。
4.“投降主义说”
“投降主义说”是20 世纪70 年代中共在“防修反修”的历史背景之下，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为了红色江山永固，社会主义长存的权力话语。毛泽东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 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其实“投降主义说”把“招安”说成是“投降”，也有不妥之处。（1）梁山英雄上山大都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带着造反的目的上山；即使很多英雄是被“逼”上梁山，但他们也不反朝廷，他们所反的只不过是朝中的几个奸贼罢了。（2）从他们在招安前发动的战斗来看，其目的或是为了救人，或是为了打击与他们为敌的恶霸，或是为了抗击围剿他们的官军，也不是为了推翻封建朝廷。（3）梁山英雄的招安不是在朝廷的诱降下，也不是在被打败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是在取得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朝廷对其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由梁山自己主动派人通过宿太尉、李师师这两个环节排除奸臣阻扰后投归朝廷的。
二、异军突起的“黑帮说”
近年来，认识多元化局面形成，对许多事情重新审视，就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对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评论也是这样。“黑帮说”这种观点，近年来比较突出。比如无斋主人的《黑话水浒》就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梁山头领的“黑帮”性质，把宋江称之为“黑帮老大”，把一百零八将称为“黑帮大哥”。[②] 在无斋主人眼里，梁山组织是一个大型的黑帮组织，而不是义军。他说：“替天行道的玫瑰色彩只是为了掩盖好汉们的暴行。个别好汉的正义行为，并不能改变梁山组织整体上的掠夺性暴力团伙的本质。所谓的义气，也不比黑帮江湖义气高明多少。”[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12月4日第1148次审判委员会通过，法释[2000 ] 42号），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1）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2）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得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3）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4）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根据现代的国家法律，可以通过《水浒》的内容找到相关的引证。（1）《水浒传》里以梁山水泊为据点，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拉帮结派。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姓名记录者一百零八人，对外宣称一百零八将，不入名册者不计其数，人数较多。一百零八将分以天干地支一百零八星宿为称号，各统领一部团伙，分工明确，各施其职，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
（2）《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网”，晁盖、吴用、阮氏兄弟等七人用计劫取了生辰纲。虽然生辰纲的金钱是贪官污吏剥削人民的钱财，梁山好汉们劫取生辰纲是为了劫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但是，晁盖等人劫取了生辰纲之后有没有把钱财分给了贫困大众？劫富是劫了，却没有济贫。而且晁盖等七人的行为，正是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得经济利益。也正是这生辰纲，成为了梁山团体的第一桶金，为日后拉帮结派奠定了经济基础，日后梁山团伙还四处攻城掠地，集聚了大量财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3）在众多梁山英雄上梁山的类型里面，有一类是被梁山好汉逼上梁山的。比如卢俊义、秦明、朱仝、徐宁、金大坚、萧让、安道全等好汉。其方法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用血腥的手段断其后路从而逼其上山；一是软硬兼施“赚”其上山。
被宋江等人用血淋淋的手段逼上山的主要有卢俊义、秦明、朱仝、安道全等，其中以卢俊义最有代表性。卢俊义本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他遵纪守法：“非礼不为，非财不取，又无寸男为盗，亦无只女为非”；对朝廷更是忠心耿耿：“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兼有万贯家财，一身好武艺。照一般情形去推断，像他这样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抛弃安富尊荣的“员外郎”生活而去梁山与那些草莽英雄为伍的。宋江等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为了能化解晁天王的遗嘱，他还是坚持要“勾得他(指卢俊义)来落草”。为了“能勾得他(卢俊义)来落草”，宋江一伙“铺排打凤捞龙计”，可谓费尽了心思：军师吴用亲自出马，装成算命先生去卢俊义家，在卢家墙上留下一首反诗后，还以躲避血光之灾为由，煽惑卢俊义去泰山烧香。待卢俊义经过梁山附近时，宋江便派人把他擒上了梁山。劝降未果之际，宋江一伙一方面强留卢俊义暂住梁山；另一方面放李固下山,并误导李固说：“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还跟李固提起了反诗的事，其目的就是想让李回去告发卢俊义。果不然，早就心怀叵测的李固很快就向官府告发了自己的主人。约二个月后，卢俊义终于回到了家中，他做梦也没想到等待他的竟然是官府的三十杀威棒和一面一百斤重的死囚枷。为救卢俊义，宋江一伙兵打大名府，杀得黎民百姓鬼哭狼号，死伤近半，朝中为之震动。顺民是再也做不下去了，卢俊义于是不得不带着燕青上了梁山。——宋江一伙为达到逼良为盗的目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其做法委实令人不敢恭维。
单从卢俊义这一例子，就足以证明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团伙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根据《水浒传》所呈现的现象和黑社会组织性质的异常吻合，表明运用当代黑社会性质的视觉出发，来研究《水浒传》的主题是可行的，“黑帮说”也是有足够的理据成立的。而“黑帮说”也是一家之说，只要大家继续运用新的视角，尝试新的研究手法，也可以得出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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