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优秀）_硅谷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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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
硅发布05月15日 12:00 分享到： 14硅谷日记 分类 : 互联网摘要 : 硅谷是科技和人才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性爆发，这种爆发从点到面一连串自然发生，不仅包括创业人才，还包括充足的职业经理人资源。现在中国鼓励大学生创业有解决就业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但硅谷更多是精英创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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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写错别字的高手，在我工作第二年就堂而皇之地将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写成了“江南村”，这可能是我在上篇“硅谷日记”多次将村上春树写成“春上村树”的原因。这并非是我在有意恶搞，有时候想法过快地想要降落，在此向几位特别介意错别字问题的读者道歉。
另外互联网已极大改变大脑的工作方式，2009年我在采访Wolfram|Alpha创始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斯蒂芬·沃尔弗拉姆时曾受到过一次震撼：回看人类天下搜索，所得答案无不建立在网络已有信息上，它们只是通过用户输入的关键词发现文件，既不理解问题，也不理解答案。
但Wolfram|Alpha能将答案进行计算，比如当你输入“How Many People in China”，看到的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网页，而是中国总人口数、人口密度、年人口增长率、预期寿命及平均年龄等，同样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代，知识的概念已经被重新定义，搜索引擎能搜到的东西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再叫“知识”，人类有关基本信息的获取最终都将被机器解决，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时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Thought”上。今天的“硅谷日记”我将来说一说硅谷是怎么炼成的。
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到这里，想知道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但是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而强调规模效益的“大”仍是目前中国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此外，硅风险投资朋友告诉我，据他已不记得的出处来源，有科学依据报道甚至连加州的阳光都被测试出对“创新”有独特刺激作用，尽管我认为这阳光实际上狠毒无比，瞬间就把我从白色变成了棕色。
美国人说硅谷的诞生在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不仅中国难以复制，美国自己也难以复制，但在理解这句话前至少让我们来想一想“Why it is”，这是几年来我了解到的一些思路，希望对你们理解这个大农村有所帮助。
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特曼
首先我将来不得不强调一下个人精神，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特曼，将没有硅谷。我们来看一看以弗雷德里克为界，硅谷之前与之后有什么样的对比，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听到以
下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实际上遥在东部而非西部。1951-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的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则是美国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以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于“128号公路”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斯坦福教授这样描述“大系统创新”：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它强调“大而全”，意指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表现为：盘踞在“128号公路”、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的几乎所有大订单。换句话说，半导体技术发展前通讯行业的主力器件“真空管技术”的中心就在东部。
而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仅仅还是“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由于“马太效应”，有关资金、人才等有利资源都被东部裹挟了去。
也就是说，“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直到1927年弗雷德里克教授到达斯坦福。
硅谷自此迎来了对自身命运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应该跑在在位者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端是什么？什么是这一时期的新技术？一个没有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些什么？
他们分别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以及“灵活性”。
此后，通过弗雷德里克教授的努力以及多名晶体管技术重要人物的加盟，斯坦福大学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从此转移到斯坦福。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弗雷德里克教授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自己公司，以便以后斯坦福的毕业生能够在硅谷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始开展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计划，以提高硅谷当地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的半导体产业出现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随后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而当这些人员到达了一个临界点，硅谷的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这里终于开始不再成为临
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首先是在什么是“零部件创新”这一问题上。过去十几年，硅谷各种组织机构曾接待过数以百计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其中我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是这样的：
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竞争力”课题，上世纪90年代一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其中访问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时，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一个也没有。”Solectron的人哈哈大笑，一点不难为情。“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私语。
但这实际上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也就是说，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清晰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协作保证了硅谷速度和诸多成本的节约，即以最快时间、最低成本完成“从技术发明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至关重要的两个飞跃。
斯坦福教授将这种创新称为“推动型价值链结构”，他尤其强调了硅谷与东部“拉动式创新”的区别：美国东部的纵向公司结构决定供应商基本不参与创新，而硅谷的横向竞争促成零件制造商与产品制造商的紧密合作，并在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再创新，从而通过新生态系统的建立使新理念价值不断增加，最后从产品创新一路冲向如eBay、雅虎！、谷歌等商业模型的创新。
其次，是以斯坦福为原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灵活性。前面我们曾提到弗雷德里克教授帮助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自己的公司，以惠普为例。当弗雷德里克知道两名斯坦福大二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毕业后准备开办自己的电子企业，他鼓励这种创业精神，借给了他们538美元，还帮助他们从Palo Ato银行得到1000美元的贷款。
随后，两人在Palo Ato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开始研制电子产品（这间车库已经被加州当局定为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而当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师，1977年两人向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建造弗德里克.特曼工程学中心，作为40年前538美元的回赠。
与此类似，2010年我还曾参加Nvidia创始人黄仁勋在斯坦福的“黄仁勋工学院中心”揭幕仪式，黄仁勋邀来好友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在此之前，杨致远夫妇已经捐赠斯坦福大学一座环境能源大楼，我注意到这座楼耗资7000万美元，建筑面积为166000平方英尺，和传统等面积大楼相比，它的能耗减少56%，水耗减少90%。
同样因为弗雷德里克，1953年斯坦福开始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计
划。当时，朝鲜战争（1950-1953）刚刚结束，许多士兵和军官复员去公司，又想继续他们被战争中断的学业，弗雷德里克于是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让这些公司的雇员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像正式在校生一样学习，费用则由公司负责。很快，这种公司与大学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大受欢迎，包括通用电器、惠普等都与斯坦福建立了长期员工培养合作关系。
“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然非制度化。”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王德禄和顾问赵慕兰曾在位于Cupertino的Cypre酒店和我做交流，他们当时的感慨是：就“企业”、“学校”和“政府”三个创新环节来说，中国大学对创新的“孵化”是与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师可以参与建立创新企业，还表现在取自社会的师资招聘制度上。”赵慕兰指出，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专门“咨询教授”一职，且数量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某个领域的佼佼者，具备丰富实践经验，而当他们成为咨询教授后，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学生。
“不少人离开几十年后还能回去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了还能拿学位，”王德禄则指向斯坦福的学籍管理：“而中国想创业的学生，则必须面对鱼和熊掌的问题。”
斯坦福当之无愧是硅谷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其培养的人才领导的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已占到硅谷经济的一半以上。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即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号称自己是硅谷大学，但斯坦福却不敢这样称呼自己。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圣何塞州立大学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中、低层技能型人才，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区学校。换句话说，除了以斯坦福为基础的高端人才，今天的硅谷同样受益于多层次的人才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关乎硅谷深层的文化基因而显得复杂、难以轻易转化。比方说，硅谷工程师经常离开公司去实践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败、专业团体胜过公司间壁垒等；
又如，这里的风险投资商更青睐奇思妙想而不是具体计划，因为硅谷最赚钱的往往是这类早期投资，但这背后又与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立法、规范和对风险资本的权益保障，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及价值观密切相关。
“我在大陆转了很久，项目就是投不下去，为什么？”曾经有一位在硅谷做了很多年投资的台湾风投合伙人这样和我说：“虽然这些项目很赚钱，但我用硅谷和台湾地区的风投规则去做投资，我发现我做不下去，比如一些项目现金流不错，但背后却是十分糟糕的设施和厂房环境。又比方说，在硅谷尽职调查相对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很少说谎，但于一个人情社会这显得有点艰难。中国有自己的逻辑和话语体系。”他喃喃自语。
“不过，”他又随后话题一转：“现在，中国做产业升级的时间到了。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世界。”
斯坦福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谢德荪则这样告诉我，纵观各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从来其强弱与该国传统行业的强弱密不可分，因为IT公司的主要客户是企
业，当中国传统企业不强时，中国高科技产业实际上没有市场，只能跑到外面服务于外国企业变成他们的上游，然而，实际上他们又无法控制这一市场，同时也导致这些公司失去提供给客户最终用途手段的“下游”这一获取利润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硅谷的50年冲刺，中国的硅谷期待，似乎还需要展望到更为遥远的未来。而这种等待，除了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另一本质中心是人才。
曾一直在硅谷与中国穿梭、原赛伯乐中国投资创投合伙人陈恺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硅谷是科技和人才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性爆发，这种爆发是从点到面，一连串地自然发生，不仅包括创业人才，还包括充足的经理人资源以及他们在市场、品牌和管理上的经验。
“如果积累不够，仅通过行政或财务手段催生、招募或呼吁，难有持续性扩展，相反可能造成资源浪费。”陈恺指出，其言下之意是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东风，但东风再强悍，还需先有诸葛亮。其次，现在中国鼓励大学生创业有解决就业的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一旦创业是就业的替代和糊口手段，其创业信用要值得怀疑。
陈恺举例，NetSCape（网景）创办者斯坦福计算机教授Jim Clark也曾创办Silicon Graphics（SGI），作为SGI早期投资商，硅谷最大早期风投NEA曾沿SGI发展轨迹投资了其很多核心员工离职创业的公司。
“几年前，我曾经带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拜访NEA时看到过一张SGI企业族谱图，其中最后成功上市或被收购的竟高达十几家。”陈恺说：“硅谷更多是精英创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创业。”
鉴于谁控制了市场谁就能获得最高利润，在中国本土市场目前已足够大的前提和机遇下，谢德荪告诉我的建议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应该紧紧把握这一机遇，积极参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结合并从中产生新思路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中国人民整体的消费水平，然后，再去谋略中国高科技产业自身变革”。
“而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活跃的地方政府将是主要执行单位，”他说，“可积极并灵活引导企业来走一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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