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初步哲学反思_公共哲学教育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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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哲学反思

曹玲

（学前教育2班学号：111001167）

摘要：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人思维上的问题，是一个被动思维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多元的碰撞与交流，正在使这种思维方式逐渐地走向瓦解，这对于中国适应日益开放的宇宙环境来说是件必然的好事情。所以，在此关键之际，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哲学反思，就显得格外迫切和必要，尽管这是一篇枯燥的文章。

关键词：舶来品康德独断论历史前提根基批判性对话

人类，总体对教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尤其是在今天。更多的人关注的是证券交易以及如何维持交易的稳定。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教育在整部人类史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人类若想长久维持种族的延续，个体的幸福和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就一刻也离不开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哲学，像风一样有着自由的个性，我们看不到它的形貌，它却无处不留下智慧之影。笔者坚信任何一个忽视哲学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会走得长远。从词义上分析，教育更倾向于动，热心地实践和再实践；哲学更倾向于静，冷静地旁观与迫近事物本质的沉思。

所以，不可想象教育一旦离开了哲学会发生什么悲剧。中国哲学历来强调辩证，阴阳相抱，动静和合，自然一体，不可分离。因此单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已是不必再质疑的了，对于人类而言，更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教育哲学更好地服务于宏大的教育事业，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所进行的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对其进行展开哲学反思的前提。

一、“教育哲学”是舶来品吗？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在许多人看来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因有以下两点：

1.从中国教育界对“教育哲学”下的各种定义来看。中国教育哲学家黄济先生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

1中的根本问题。” 黄济先生在此尤其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却略显空泛，完全按照研究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理论问题，将教育哲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本身，似乎有些不妥。这显然是没有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完全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界各家之言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真正的哲学灵性。

无独有偶，中国教育哲学家桑新民先生认为：（1）“从定义来看，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又是教育的基础理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哲学是教育观和教育研究的方法论。（2）“从研究的对象看，哲学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1 黄济著：《教育哲学通论》，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8页。

系，教育哲学则研究教育领域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3）“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看，哲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教育哲学则是对各门具体教育学科知识的概括总结，概括总结不是要形成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而是要揭

2示贯穿其中的普遍规律。” 桑新民先生更是直接将教育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暂且不论这种定义正确与合理与否，单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

另有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范寿康先生“把‘教育哲学’定义为‘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石中英先生认为：“范寿康先生之所以作此定义，实在是深受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3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哲学界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完全来自西方，仿佛是在告诉人们“教育哲学”是从西方来的，中国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但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中国是有自己的教育哲学的。

2.从中国的历史事实来看教育哲学。石中英先生认为：“中国教育哲学的研究具有很长的学科前史。早在古代，我们的思想家们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就不局限于一些琐碎的见解，而是经常从哲学或人生的角度来论述。”4 而笔者也有幸读过儒家经典之菁华四书，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宋代朱熹和吕祖谦主编的《近思录》。因而对此深有感触。譬如《近思录》有言：“视听思虑动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5 另有“教育学家陈元晖把《中庸》看成是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6 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教育哲学之冰山一角的显现罢了。细细品味，不难发现，古代圣贤的很多教育主张都是极具哲学智慧的。

只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引入了西方的知识分类方法，并以此来强行评价和衡量博大的中国教育哲学，在对教育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能够支撑一个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明所固有的哲学精髓对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哲学研究所带来的启迪。

因此说，回答“教育哲学”是不是舶来品这一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坚信：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可以暂时属于西方；但是作为一种实存，中国自古就有，不会为西方概念而生或灭。在此笔者想请教一下中国当代的教育哲学界，照搬西方的分类法和概念定义来对自家本有的教育哲学实体进行划分评价，会不会发现太过于牵强和简单化了？至少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学习和借鉴，也许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和借鉴。

二、当前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历史前提的澄清桑新民著：《当代教育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第14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朱熹，吕祖谦编订：《近思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页。3456

乍一观，教育哲学与历史前提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关联，但是在我国当前的教育哲学研究中的确存在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尽管笔者也认为教育哲学，无论是哪一流派，都是可以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在的，而且不存在单一的铁的规律体系是人必须完全去遵循的。当我们研究教育哲学的时候，我们会在柏拉图、亚氏、卢梭等等西方大哲那里得到来自不同时空的启迪和对现实的终极关怀。因此，我们说教育哲学可以指导教育活动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不同教育哲学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尽管今天已是全球化时代，但东方与西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体系，本质上的差别是显然的，可以向资本与市场屈服的一直是一些人，而非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实体。

所以，我们不能在强调教育哲学哲学性的永恒性的同时，忽略其各自产生的前提——时空背景的不同。二者不可不兼顾着来考虑。

首先，关于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石中英先生在《教育哲学》中提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是：（1）“教育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教育实践”；（2）“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狭隘，参与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太少。”7 这虽然是当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但笔者认为原因是同一个。抛开体制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单从学者个人奋斗的角度来看：一是我们在教育哲学研究的活动中依旧受五四语境的干扰，我们总以为来自西方的都是极好的，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在我国也是可以效仿的。我们忽略了自家的实际，中国即不是德国，英国也不是美国，十年*已经险些断了中华的文明之根，而我们的双目却至今仍旧一直在盯着西方，忽视了对自身的深入研究与探索；二是我们从事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过严格的哲学逻辑训练的，很少有经过训练而怀有彻底怀疑态度的，我们当前关于一切教育哲学理论的批判看似都是很辩证的，但没有几个是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来对外来物进行批判性考察的。

其次，在我国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中，澄清历史前提的必要性。西方有许多好东西。但凡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须承认，更需借鉴。但是我们必须澄清历史前提，既然东方与西方并不是必然对立的关系，那么也就无必要认为古与今是绝然对立的关系。导致近代中国在物质文明上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思维再也不能停留在五四时的水平了——非黑即白，流于表象分析，陷于独断主义，对一切新事物盲目热情地推崇，不加以彻底严谨地考察和批判。当下，我们对自家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哲学缺乏深刻地探索，然而我们每一个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骨子里又都有着中华的血统，离开自己的文明根基，而简单地依靠研究西方的教育哲学来发展教育哲学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实践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去转身挖掘和继承自古就有的教育哲学实体，我们就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也难以有愈加广阔的哲学视野，难以真正参与到国际教育哲学的交往和对话中去。

我们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才能让西方全面认识中国的教育哲学，才能展开深刻而公正的中西对话与交流。石中英著：《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9页。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即是坚信跟随西方教育哲学亦步亦趋，就可以拯救中国的教育哲学。但是笔者仍然坚信只有自家能救得了自家，旁者也许可以推你一把，但不能代替被助者走下去，否则，被助者既不能获得拯救，也会彻底丧失自身，永世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金岳霖先生认为：“教育的内在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个性的完善和发展，使人类优秀的文化得以幸存、延续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8 笔者以为中国教育哲学研究当下的任务便是先让其自身获得彻底的哲学反思，澄清前提，获得教育哲学应有的独立个性以及研究者思维上的解放。

参考书目：

【1】.《教育哲学》，石中英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当代教育哲学》，桑新民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近思录》，朱熹，吕祖谦合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教育哲学通论》，黄济著，陕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金岳霖集》，金岳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金岳霖著：《金岳霖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