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文学作品向影视艺术的转变_文学作品影视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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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文学作品向影视艺术的转变

[摘要]：改编，实现了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的转变。影视改编观念始终伴随着世界电影的发展而逐渐成熟。文学作品的改编有着自身的原则与方法，本文简要分析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艺术的历史发展及其改编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关键词]：改编；文学作品；影视艺术；转变

纵览整个世界电影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伴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开始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努力寻求触动人心的灵感。据统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影片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作品是从文学（小说）改编而成的。在中国，1913年由黎民伟在香港拍摄的故事片《庄子试妻》，堪称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改编自文学的电影作品。从历史悠久的艺术长河来看，文学艺术已有的巨大成就和海量优秀作品为影视改编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与丰富的资源。而文学作品之所有可以实现向电影艺术的转变，主要还在于其存在着与影视艺术相互重合和交叉的诸多因素。如二者均是叙事艺术，就像法国影评家玛格尼所表示的那样，“电影和小说二者均为叙述作品，叙事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展示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连续性，小说的各种程式和电影的各种常规技巧大抵是为了保持连续性才产生的”。正是这种相通性，才使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具有实际可行性。

一、影视改编理念发展

电影早期的创作者们在进行电影改编时秉承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力求完整的还原文学作品。因此这些作品往往被当成是文学作品的图解版，说得通俗些，这些电影作品更像是文学作品活动的连环画而已。像中国早期大量取材于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的电影，在影片开篇甚至会出现文学作品原书的封面。由于其故事情节缺少明显的改编，因此观影结果往往很难令观众满意。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好莱坞电影黄金时代的到来，好莱坞电影改编模式迅速传遍全世界，影响着全世界的电影改编模式。这一时期，创作者们大多热衷于选择那些情节结构严谨，开端、发展、结局三段分明且充满戏剧性的文学作品进行改编。1934年由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的爱情片《一夜风流》即为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之一，该片由罗伯特·里斯金根据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富家千金艾丽迷上飞行员金，因遭父亲反对而离家出走，偶遇丢了工作的记者彼得。艾丽为了 1

搭便车卖弄性感，从而与彼得一起同行。艾丽的父亲聘请私家侦探追查女儿行踪，并在报上刊登消息，彼得因而发现艾丽的身份。为了掌握住这条独家新闻，彼得沿途对艾丽多方照顾。两人在相处中产生了恋情，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部具有浓郁浪漫喜剧色彩的爱情片，以其特有的艺术特色，一举夺得包含最佳改编剧本奖在内的五项奥斯卡大奖，让当时毫无名气的哥伦比亚公司声名鹊起。二战后，世界各国电影浪潮风起云涌，电影美学理论方面出现百家争鸣局面。这种美学理论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改编理念。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富有电影特性改造的同时，往往会将自己的感受融入到影片当中。这一时期的代表影片，有原苏联影片《复活》、《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等；有欧美影片《老人与海》、《日瓦戈医生》、《白夜》、《汤姆叔叔的小屋》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作品改编理念进入多元化时期。改编者们以一种崭新的视野解析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单纯再现文学作品构建的故事已经不能满足改编者们的创作欲望。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追求对手中占有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从用当代精神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手法解构原著，其改编后的作品往往只体现原著的精神，而给观众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0年红极一时的电影《让子弹飞》。这部作品由我国著名导演姜文自导自演，狂收票房近七亿元，观众人次超过1800万。其主要内容是北洋军阀时期，南部中国。一场惊天动地的火车劫案之后，号令山林的绿林悍匪张牧之，遭遇行走江湖的通天大骗老汤，两人从生死宿敌变成莫逆之交，然而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南国一霸黄四郎虎视眈眈镇守鹅城，一场场情杀命案连环上演，华南三王各自为阵，鹅城双艳粉墨登场，乱世枭雄之间的混战一触即发„„该片由四川作家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改编而成。《盗官记》讲述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川西，胆大无比而又嫉恶如仇的土匪头子王大麻子，机缘巧合之下了解到了国民政府卖官的潜规则，突然决定买个县太爷的官过过瘾，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大地主黄天榜复仇。为了能顺利改头换面，他找来了在衙门混迹多年的陈师爷。在后者的帮助下，王大麻子改名为张牧之，大摇大摆地提着几大箱银元上省城买官，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其实早在198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李华导演就曾以《盗官记》为基础拍摄了故事片《响马县长》，该片讲述了1928年，四川境内绿林好汉张大川利用缴获来的钱买了个县长的官位，来为百 2

姓伸冤雪恨。张大川就任后，审理了财主欺压穷人的公案，惩治财主，震慑了善于逢迎的朱局长。地头蛇黄天棒，凭着多年的处世经验先给新县长送来晋见厚礼，而后又派密探尖嘴猴腮打探新县长的来历。最终张大川攻下黄公馆，结果了黄天棒，自己也因负伤被捕。在赴刑场的路上，人们纷纷向这位响马县长告别。我们把《让子弹飞》与《响马县长》两者的故事梗概与原著进行比较后，可以清楚的得出一个结论：《响马县长》在创作过程中是基本遵循原著故事，而《让子弹飞》则显然是只保留了《盗官记》的核心思想，而摒弃了其故事内容。正像吴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得那样，因为文学里面会提供一个基础——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的理解，对精神的一种剖析。有了文学作品的提供，等于你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你会爬得更高一些。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摒弃，赋予了影片《让子弹飞》创作上的自由，才使影片具有了新的光彩，观众也才欣赏到一出与《盗官记》截然不同的故事，品出姜文异于常人的思想。

二、文学作品改编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文学作品改编，实现了文学作品向影视艺术的跨越。在文学作品改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创作者们逐渐摸索出改编的基本原则。首先，文学改编必须充分认识原著的价值。创作者与作品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感情纽带。创作者的生活阅历最好与文学作品内容有某种程度的重叠与交叉，这对创作者充分认识作品本身具有的思想价值与厘清作品中适合影视表现的内容有巨大帮助。所有文学作品的改编都不应对原著的艺术成就产生伤害。著名编剧邹静之在谈到《倾城之恋》时，曾表示自己的改编原则就是“该忠实的忠实，该放大的放大，该演绎的演绎”。正是这样的原则下，张爱玲一部2.8万字的小说才能被邹静之成功改编为34集电视剧。其次创作者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创造性的改编。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虽有相通性，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通过文字来塑造人物，表达思想，其“能指”与“所指”具有任意性与抽象性；而影视则不同，它通过声音、画面来阐述主题，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其“能指”与“所指”融为一体，具有直接性、具象性和确定性的特点。另外，创作者与受众者往往与原著者分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因此对作品的认知不可能与原著者完全一致。因此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改编都体现了创作者所处年代的时代特性，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认识与重新阐述。邹静之在谈改编《倾城之恋》时如 3

此说道：“写这样一个戏，并不是要把张爱玲的2.8万字给圆了，一个文艺作品，一个电视剧，你对现实的关照有多大，现实对你的回馈就有多大。其实我们每个人物都是和现在的一些典型人物对上号的。你可以去找，去想，比如说白流苏、范柳原、唐一元，包括老太太，其实都是有一些现代人的色彩在里面”。

西方电影改编理论的学者喜欢把文学改编方法总结为三类：“移植式、注释式、近似式。”国内也有人将文学改编的原则归纳为“忠实原著”、“主观创造”与“折中派：以电影的方式忠实原著”三种形式。但不管持哪种观点，都根植于于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电影作品具有一脉相承的指向。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根据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认识，通过截取、移植、扩展、浓缩与复合五种手段对文学作品进行电影化改编。首先，确定改编作品的主题。每一部好的影视作品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它是影视作品的精髓，起到了统领素材的作用。像情节的扩展或压缩及时空处理、视觉形象等，创作者都可以依据主题进行取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主题对人物、情节、对话等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一般来说，主题先行的影片往往令观众厌恶，但缺少主题的影片则会让观众思维出现混乱。其次，定位改编作品的风格。主题确定后，创作者就需要对作品的整体风格进行把握。风格是作品本身表现出来的具有独创性的突出标记。创作者需要对原著进行认真揣摩，仔细研究，才能力求在改编过程中，从形式到内容，都能体现出原著的风格特征。同样，创作者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依其思想与生活的不同，对原著的认识也不同，因此其改编作品风格也必然会出现千差万别。这就需要创作者把握改编作品风格与原著风格的相互协调工作，是忠于原著，还是别于原著。小说《倾城之恋》可以说是一曲情感挽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非常淡漠，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但是在电视剧版《倾城之恋》中，邹静之却对白流苏与范柳原、范柳原与洪莲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白流苏与白宝络之间情深似海的姐妹情及白流苏母亲对女儿一片慈母进行歌颂，完全将一首挽歌改编成了赞歌。再次，对原著人物的选择。在改编过程中，创作者需要依据确定下来的主题及风格对原著的人物进行适当的选择。重新定位人物的关系及人物的个性，即哪些人物需要强化，哪些人物需要弱化，哪些人物需要增加，哪些人物需要直接删除不要。根据陈忠实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由王全安执导，张丰毅、吴刚、段奕宏和张雨绮等主演的电影《白鹿原》中，原著中的重要人物超过20个，但在电影中，像朱先生——这个白鹿书院的主人——可以算上原著的灵魂人物了，就被改编者及导演完全舍弃掉了。主人公白嘉轩的三个孩子白孝文、白孝武与女儿白 4

灵只保留了白孝文一人，另一主人公鹿子霖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的故事也合二为一，都安在前者身上。第四、故事情节的处理。故事情节是影视中最重要的内容，它表现影视中人物冲突的历史，同时也集中表现社会生活矛盾。这里，增删与重新构思成为故事情节处理的两大手段。我们同样以电影《白鹿原》为例，原小说从清末开始写到1949年结束，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可以算是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史诗。要把其浓缩成一部2小时的电影，势必要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般的修改。这样，原著中白嘉轩用计骗到风水宝地、白鹿原种植鸦片、田小娥冤魂索命等段落纷纷删掉或弱化。第五、时空的处理。时空处理一般包括时空的压缩，时空的扩展以及共时性处理。电影《我的格桑梅朵》改编自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原著描写了几代人的高原之恋，而电影则只选取了当年进军西藏一段展开故事。第六、视听造型的设计。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不同，它必须把无声文字通过视听语言展现在观众面前，因此需要创作者赋予原著丰富的动作性。

今天，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影视艺术的重要来源。而改编，则实现了从文学作品向影视艺术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方法，原载《电影世界》1982年1期

[2] 孟中，文学改编：一次特殊的电影心理活动，《电影剧作观念》.2006.[3] 《白鹿原》：从名著到电影费了不少劲.北方网,201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