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革命文艺的传统_发扬革命传统
发扬革命文艺的传统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发扬革命传统”。
发扬革命文艺的传统 —访李伯钊同志
本刊记者 杨雪英
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前夕，我们访问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李伯钊同志。伯钊同志是革命老前辈、老戏剧家，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从事戏剧工作。后来随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延安。解放后，从1951年到文化大革命她一直担任中央戏剧学院的领导工作。四十一年前，伯钊同志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亲自聆听了毛主席在会上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会客厅，洒落在我们身上。伯钊同志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四人帮”严重摧残留下的疾病，身体逐渐康复过来，今天她显得容光焕发‘我们说:“伯钊同志，今天我们想请您谈谈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和感想。”听了我们的话，她沉思了一会儿，说:“四十”年过去了，但是主席当年亲切的话语，谆谆的教诲，犹在耳边。这些日子我开会比较多，但还是抽时间重温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来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意义是很重大的，一也是值得深，思的。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丰富，非常深刻，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文艺工作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能显示出它的光辉。”伯钊同志回忆说，毛主席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在五四以来的文可七战线上，文学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文艺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支革命文化军队帮助了中国革命。这种肯定，是对当时革命文艺工作很好的总结。毛主席在开这个会之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也找过李伯钊同志了解敌后文艺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在会上提出文艺工作一系列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毛主席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可是对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当时延安文艺界认识是很模糊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正象毛主席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当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正确的立场”。毛主席这番话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时候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白区到延安投奔革命，到了解放区，生活和创作都来了一个大转变。过去他们大都生活在城市，在亭子间写作的，接触和表现的基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现在，他们要接触和表现工农兵。可是他们不熟悉、不了解工农兵，甚至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兵格格不入，怎么可能去描写、表现工农兵呢?更严重而有代表性的是王实味，主张文艺要写黑暗，反对党的领导，把当时延安的生活说成是“歌啦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毛主席在会上批评了他的反动观点。这次会的召开，对澄清当时文艺界的错误思想、端正立场，对于推动革命文艺向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一。所以后来才有新秧歌运动，有新歌剧《白毛女》，有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其他一些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一些同志与工农兵结合以后，转变了原来的立场，在后来的文艺工作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回亿到这里的时候，伯钊同志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肯定了革命文艺工作的成绩，白区的同志对文艺工作有很大贡献，我们宣传也比较多。而苏区的文艺工作因为许多同志都牺牲了，解放后没有人详细回忆，我们报刊宣传得不多，肯定得不够。其实苏区的文艺工作并不象有些人说的，只是唱唱山歌，当时话剧工作也是开展得很好的。”我们知道伯钊同志在苏区曾经担任过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希望她谈谈苏区文艺工作特别戏剧工作的情况。伯钊同志说:“苏区文艺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对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解决得比较好。”
根据她的回亿，我们知道，当年沙可夫、胡底、钱壮飞和李伯钊同志都是党派去苏区搞宣传工作的。当时战争生活很紧张，很艰苦，部队既要打仗，又要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战士、建立政权等工作。话剧工作是宣传工作的一个很主要的形式，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的需要，在部队产生出来的。中央很重视话剧工作，成立了单独的组织来领导。为了培养话剧人材，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聘请了沙可夫、胡底、钱壮飞作教员。他们根据自己熟悉的军民斗争生活，创作了许多话剧。
现在记得起的有《战斗的夏天》、《我—红军》、《沈阳号炮》、《红色间谍》、《最后的晚餐》、《无论如何要胜利》、《为谁牺牲》等。那时候敌人来围剿，土地革命时没有完全被打倒的富农也蠢蠢欲动，他们把好田都隐瞒起来，《战斗的夏天》就是反对富农分好田的。《我—红军》是沙可夫写的。写我红军战士为打倒地主求解放而英勇斗争。《沈阳号炮》和《红色间谍》都是胡底写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沈阳后，沈阳军民英勇抗击侵略者，《沈阳号炮》就是反映了沈阳军民的这场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抗日。这个戏演出比较成功。《红色间谍》描写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怎样去策动白军反叛投奔红军，这个戏也很成功，它用了一些喜剧手法，效果比较好。胡底会写戏，写得也比较多。《最后的晚餐》是为宁都起义的26路军师级干部演出的，是钱壮飞从一幅名画中得到启示创作的。这个戏控诉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命运。演出时，观众都被深深吸引了，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无论如何要胜利》和《为谁牺牲》是她写的。当时国民党反革命围剿很猖狂、很残酷，一共五次围剿，青壮年都上前线打仗了，后方只有老人和小孩，即使这样，也要坚持生产，夺取战斗的胜利。于是李伯钊同志写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为谁牺牲》是毛主席出的题目，是为教育26路军起义的士兵们而创作的。26路军原是蒋介石第四次围剿时调来的西北军，1931年12月，他们不满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反共”的反动政策，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于江西宁都举行了武装起义。起义军约二万多人，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直辖十三、十四、十五师。毛主席高兴得很，对李伯钊同志说要组织一个宣传队去唱唱歌，演演戏，慰问慰问他们。于是由胡底、钱壮飞和李伯钊同志负责，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宣传队。出发前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团结他们，欢迎他们来参加革命，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军队，主要是启发广大士兵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经过讨论，李伯钊同志执笔，写了话剧《为谁牺牲》，通过一个白军的遭遇，教育他们要为工农的解放而斗争。这个戏由李伯钊和胡底主演。演出效果非常好，落幕后，场上一片“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红军万岁”的口号声。文艺这个武器对军团士兵的转变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我们问伯钊同志:“这些戏还有没有本子?”伯钊同志惋惜地说:“没有了。1934年我们随红军主力长征时，这些剧本是带着的。那时候十万红军要过敌人的封锁线，过碉堡，多危险呀!到了湘江，要过河没有船，怎么办?只好拽着马尾巴过，背包背在肩膀上，湘江水深流急，背包被河水冲走了，剧本也没了。解放后，又佗于行政工作，没有及时回忆、整理。”伯钊同志充满着深切的怀念说:“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同志们的创作热情十分高涨，每讨论创作一个剧本，大家都作好充分准备，连主持会的人也踊跃发言。中央领导潘汉年、瞿秋白同志都参加我们的讨论，特别是瞿秋白同志，他是教育部长，对话剧工作热情关心，具体指导，每一个剧本他都有评论，对话剧工作是有重大贡献的。胡底、钱壮飞这些同志在话剧方面也是有贡献的，可惜他们都牺牲了，我们应该给予应有的宣传。我们永远怀念他们，寄托我们的哀思。”
回顾过去的文艺工作，伯钊同志无比感慨。她说:“小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句话讲得很贴心。从苏区到白区，从十年内战、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的革命文艺都是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多产生于人民群众丰富的斗争生活，而又为革命斗争服务。可以说，没有人民，没有千千万万人为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斗的事业，就不会有革命文艺。革命文艺和人民斗争生活、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这也是我们革命文艺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要很好继承和发扬。”
联系到今天我们的文艺工作，伯钊同志说，现在我们文艺界有少数的人对这个传统已经不感兴趣了，对主席的《讲话》也不感兴趣了，认为文艺离开政治、离开社会生活、离开时代和人民越远越好，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表示淡漠，对四化大业这么一个国家的根本大计缺乏热情，唯独对表现自我感兴趣，热衷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甚至有的还鼓吹社会主义异化论，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这些错误的文艺思潮和理论.也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早在四十一年前，毛主席在《讲话》中就批评过。对这些文艺沉渣的泛起，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能等闲视之，不能麻木不仁、任其泛滥，一定要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要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去清除这些精神污染。因此，我们今天重温《讲话》也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是早有觉察的，并有一系列的指示。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和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一切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是割断这种关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自己的立场，不要忘记我们革命文艺的传统，中青年作家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毛泽东文艺思想尤为重要。只有武装好头脑，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工农兵，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原载《剧丰》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