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讲 外国侨民_外国教育史第七章

第7讲 外国侨民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外国教育史第七章”。

第7课 外侨社会

【教学目标】

基本掌握上海外国侨民的历史、英美、日本与犹太侨民的生活及代表人物等典型史实。

初步理解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中外移民对这个城市产生极大的影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通过营造真实的历史情境，学生从中感悟出：作为移民城市，上海不应忘记那些曾经把上海当成家园，至少客观上促成上海发展的外国移民。

本课重点：侨民生活

本课难点：英美、日本侨民在近代上海历史中的作用

【课时】1课时 【教学过程】

作为移民城市，上海不应忘记那些曾经把上海当成家园，至少客观上促成上海发展的外国移民。

早在1608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曾居沪两年。清朝闭关政策禁止外人在中国居住。上海被强辟租界后到来的第一批外国人：军人、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后来陆续来到的还有冒险家、走私贩、供殖民者驱使的印度、日本、越南巡捕及服务于列强的间谍特务；还有流离祖国的难民，以专长来沪谋生的普通侨民，还有志在民族独立的爱国志士、援助中国革命和进步事业的各国友人。他们形成了上海错综复杂的侨民社会。

一、英美侨民

居住在上海租界的外侨来自不同国家，最多时达到58个。在日本侨民未大规模进入虹口地区以前，英美侨民一直是租界外侨社会的主流。

最早定居上海的是1843年成为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英国陆军参谋巴富尔。他带来一些商人和传教士共26人，成为上海最早的外侨群体。接踵而来的是美国人和法国人，几乎于同时强辟了美租界、法租界。

小刀会起义之前，上海租界内的外侨增长很慢，登记在册的外侨人数不到300人。1865年，公共租界外侨人数已经达到5129人，其中居民2297人。这5000多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英国人3996人，美国人407人，法国人38人；法租界的外侨人数也快速增长，从1849年10人增加到1865年的460人，其中法国人为259人，英国人19，美国人64人。

从1843年英国侨民首登上海滩时始，至1943年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终止的100年间，英、美、法三国侨民在上海最多的年份，达15000人。这占外侨最多的1942年150903人的10%。

英美侨民主要从事金融业，还投资于出口加工工业、印刷业、饮食业、制药业及制皂、火柴、榨油、卷烟等行业。担任公职的英美侨民占总人数比例不是很大，主要包括领事官员、工部局职员、巡捕、海关职员等。法国侨民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内生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小型商业，几乎少有大工业和制造业。这是国家对租界的定位有关，同时，今天两个租界的历史遗留也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定位和风格。

从1900年到1930 年，英、美、法三国侨民每年平均递增298人。而以1915年为界，所有移居上海的外国侨民中，又以英国侨民最多。1915年后，英、美、法侨民数量的优势逐渐为后起的日本人、俄国人和犹太人所替代。

图：英法士兵在租界与华界路口警戒 图：晚清美国侨民在上海的生活，中西合璧

生活方式：看电影、吃西餐、喝咖啡、骑脚踏车、打台球、看马戏表演、跳舞等。

图：日军统治下的上海英国人，作为敌对国侨民，外出时必须戴上日本领馆发的红袖章。

图：1942年8月17日，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英美侨民汇集在海关码头，准备乘船返国，有的流下了离别痛苦的泪水。

图：72岁的白丽诗（BettyBarr）可能是目前在上海的唯一经历过日军集中营生活的外国人了。从1943年开始，日军把英美等国在沪的外国人关进了他们设立的集中营。那一年，白丽诗10岁，她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800多天。

“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美好和最悲惨的记忆。我热爱上海，白丽诗笑着说，“I am a Shanghaigirl（我是上海女孩）。”

白丽诗一家必须立刻搬入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早上7点半，三辆三轮车载走了白丽诗一家的全部可带走的家当。到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今中山公园附近）后，换乘大巴向南前往集中营。

二、日本居留民

在上海外侨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外侨社会国籍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人的激增。

开埠前，甚至古代就有漂流民到上海。然而开埠20年，公共租界没有一个日本人。1862年日本第一艘官方船只“千岁丸”访问上海，要求通商，同时搜集地理、商业、统计等方面的情报资料，停留两个月后回国。

日本人真正进入上海，是在明治维新特别是1871年中日通商条约签定后，1875年三菱商会开辟横滨到上海定期航路，来沪人逐年增加。除官方派遣人员外，来上海居住的日本人多为小商贾、小职员，以及为外侨服务的侍妾、仆役等。

以后，日本人日益增加，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资本输出，设厂带动。1905年在沪外侨总数12328人，其中日本人4331人，约占三分之一，仅次于英国侨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日本资本开始向上海渗入，1915年在沪日侨达11457人，占外国侨民数之首。1927年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为25827人，占外国侨民总数的47％。

图：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允许外资设厂。日本工厂尤多。图为苏州河边的日本内外棉工厂。

在当时被称为“日本人租界”的虹口地区，集中居住了日本侨民，其人口分布为：虹口一带27.4％，北四川路一带25.3％，杨树浦一带14.6％，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一带3.3％。日本侨民的半数以上密布在以吴淞路和北四川路为中心的公共租界北部边缘，居住在公共租界中心地段的极少。

与之相反的是日本侨民的职业结构：上层侨民是商社、银行分社长、分行长及高级官员、公司经营者，他们居住在公共租界中心地段或法租界。中间层侨民以在纺织公司、银行、商社中供职的薪给人员为主，他们大多数住在公司、银行或商社的住宅里。下层侨民由从事小商业、家庭工业、饮食服务业、各类杂业以及无职业者等一般平民所构成，他们主要居住在虹口和闸北一带。

图：虹口日侨聚居区被俗成为“日租界”，今天的吴淞路、四川北路等街道都有“东洋街”之称。

图：在位于今天上海塘沽路（原文监师路）和汉阳路（原汉壁礼路）之间的虹口市场，1923年建立了一座三角形三层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菜市场之一，是旧租界内日侨最常规的菜市场。每天，从日本长崎运送的新鲜鱼和蔬菜到达这里，供应日本侨民。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内地（日本侨民对日本国内的称呼）有的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上海的日本侨民生活圈子虽与普通中国人隔绝，经济却与中国人密不可分。“九一八”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反日运动后，上海抵制日货、不给日本人做工的浪潮，让上海的日本经济几乎陷于停顿，大多数都拖家带口、以普通人、小生意人和日企职员为主的日本居留民损失很大。

在日本强盛军力的支持下，日本居留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居住地的主人。在以日本驻沪总理事为委员长的、以日本官方和民间合组的时局委员会领导下，日本居留民团、各路联合会、在乡军人会，开展一系列对付反日运动的侨民活动。“一二八”战争一发生，各组织中的日侨便配合日本军人，以协助搜查、逮捕中国游击队的名目对中国民众施虐。用当时曾经救助过许多中国人的日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话说:“实际上那时的日本人全部发疯了。”

日本海军要显示自己的作用，„九一八‟之后的上海中国人的反日浪潮，对日本海军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日本居留民的生存问题成为一个最好的进攻借口。”日本居留民在“一二八”时试图通过日本军队寻求保护的话，那么在1937年“八一三”全面侵华后，已经不断为“完成皇国日本的伟大使命”所煽动，“他们虽不是军人，但与日本军队站在同一立场，要求对中国发动„全面决战‟。”

如果说在上海，以财力支援日本军队的是日本大企业，那么，以自己的生命支援日本军队的是留沪的居留民（包括教师），他们手持武器，以„自警团‟、„在乡军大会‟成员的身份协同军队在虹口等地巡逻、搜索。其中58人死于战火，失踪、负伤399人。”

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1924年建于东江湾路1号（今四川北路2121号），占地约6130平方米，为四层钢骨混凝土建筑，东南角有钢质塔楼，中间为2200平方米的操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侵略上海的军事指挥中枢，“一二八”和“八一三”二次淞沪战争的策源地就是这里。

三、文化交流

内山完造（1885－1959）内山书店老板，日本冈山人。

1916年至1947年内山完造始终居住在虹口。千爱里2弄3号为其第四寓所。1931年迁入。

他多次掩护、帮助鲁迅等进步作家，四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丐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出售当局禁止出售的左翼进步书籍；他三次帮助鲁迅举办木刻展及一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

鲁迅逝世后，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写作《活中国的姿态》、《上海谩话》、《上海夜话》等系列。1942年迁居东横浜路松里。

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又搬回千爱里居住。

1917年，内山与夫人内山美喜子在北四川路魏盛里弄内创办了内山书店。1935年，又增设了东京内山书店。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全面投降，上海的内山书店也被封闭，当时被接收的总额推算已达20亿元，库存的书籍约二万册之巨，开始由国民党政府的苏、浙、皖敌产处理处接收，后又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命令由中央图书馆接收。其中有关国防的资料，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接管。（《绿土》1998.4）

三、犹太人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就成为犹太人的定居地。最早来此的是塞法迪犹太人，接着是俄国犹太人，最后是来自纳粹统治之下的众多的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的代表是哈同、沙逊和嘉道理。

犹太商人。生于巴格达。5岁时随为沙逊洋行工作的父亲迁居印度孟买。1873年被英商沙逊洋行派到上海任职。1886年脱离沙逊洋行，入新沙逊洋行任地产部经理，并自营鸦片业务，迅速致富。19世纪末与沙逊洋行合开“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垄断上海鸦片贸易。同时经营房地产，在南京路及其附近大量购置地产，建造许多房屋出租，成为沪上外侨首富。在静安寺越界筑路一带修建豪华私家花园——爱俪园，并出资60万两用铁黎木铺设南京路之一段，此举进一步提高了其在上海的知名度，同时也使其在南京路的房地产大为增值。1892～1901年、1900～1903年间分别担任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开设哈同洋行，从事房地产经营。在清朝末年曾庇护反清革命者，又与清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娶华籍女子罗嘉陵为妻，并收养了许多中国及欧亚混血儿为养子女。还出资捐建了犹太教阿哈龙会堂。

图：哈同在爱俪园

爱俪园是哈同模仿大观园而建造的私人花园，建于1909年。俗称哈同花园，为近代上海著名园林，园内设有佛教大学，孙中山曾在此访问。哈同夫妇去世后衰微。

1954年其遗址上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今为上海展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