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肃反”_学肃反学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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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肃反”
第二次“肃反”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
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