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选_诗经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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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选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原称为《诗》或《诗三百》，自从汉儒尊《诗》为经，后人递相沿袭，遂以《诗经》称之。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其中包括西周初年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期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创作，大部分是闾巷歌谣，也有一部分出自于士大夫之手。

《诗经》共收诗歌３０５篇。按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郑樵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序》此亦为今日学界之共识。《风》指十五《国风》，它们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囱、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共１６０首。在这些诗篇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表现了下层民众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情感：有的反映了人民的觉醒与抗争；有的反映出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的描摹了社会的*和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多的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作，为我们展现出先民丰富的情爱世界。《雅》诗是周王畿的乐歌，周人称这一地区为夏，夏雅通用，故称。《雅》共１０５篇，因产生的年代与乐调不同，分为大小雅。大雅３１篇，小雅７４篇。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多作于周王室衰微之后。雅诗的内容主要有政治讽谕诗、周族史诗、婚姻爱情诗、农事诗、宴饮诗、颂德诗、贵族怨愤诗、反映民生疾苦诗等。与《国风》相比较，《雅》诗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广泛。《颂》诗共有４０篇，包括《周颂》３１篇，《鲁颂》４篇，《商颂》５篇。大体上是祭歌、赞美诗，是统治者用于宗庙祭祀的乐章，旨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和鬼神的巨大威灵。一般说来，颂诗的文学价值不太高，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赋即是直接铺陈叙述；比是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分；兴即起兴，有引起联想，烘托渲染气氛的作用。大抵《国风》多用比兴，《大雅》多用赋法。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经》具备了动人的艺术魅力。《诗经》主要采用四言诗和隔句用韵，但亦富于变化，其中有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的句式，显得灵活多样，读来错落有致。章法上具有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的特点，大量使用了叠字、双声、叠韵词语，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音乐性。《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工于描写，勾划出许多生动的细节，《七月》写农家一年四季的生活，宛如一幅幅用美的民俗生活画。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源头，它积淀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涵，具有不朽的诗史意义。开创了中国诗歌关怀现世、注重民生疾苦、再现普通民众思想情感的诗歌之路；它的赋比兴手法更是后世诗歌艺术表现的基本法则。

汉代传《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后独《毛诗集》得以流行于世。历代注释《诗经》者甚多，影响最巨者有：汉末郑玄的《毛诗郑笺》、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

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精选１０６首诗，逐一进行了注释、今译。该选本选目得当，注释简洁，训诂信实，译诗畅达而富于诗味。孙明君 撰文

《诗经选》前言（余冠英）

发表日期：2007年7月18日 作者：余冠英 祖国的文学遗产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因为它丰富灿烂，有优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的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

《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造。《诗经》以外的“逸诗”往往是些零章断句，又多伪托，远不如《诗经》里的作品重要。

这些作品，积累到三百零五篇，编定成一部总集，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左传》所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鲁国为季札所歌各国风诗的次第，和今本《诗经》是相同的。而“诗三百”一语不止一次出于孔子之口，见于《论语》书中。可见在孔子时代《诗经》里的篇数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观乐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当孔子的幼年。文学史家假定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诗经》通行本，是可信的。至于《诗经》这个名称，当然起于这部总集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后。我们现在仍叫这部书为《诗经》，不过是依照习惯，沿用旧称，并非将它看作“圣贤”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诗歌总集有何区别。《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今人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邶、鄘、卫三风实际都是卫国一国的风。《周南》、《召南》都是“南国”之风。这里所谓“南国”泛指洛阳以南直到江、汉的广大地域。全部风诗产生的地域不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作雅乐，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许原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雅乐又分为大雅、小雅两个部分。“大”“小”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诗经》里的《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小雅》里兼有东周的诗。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近人王国维《说周颂》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因为颂诗多无韵，不分章，篇制短小，而根据《仪礼》知道奏一首颂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声缓来解释。声缓可能是颂乐的一个特点。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舞就有种种样子，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叫作颂。这一说近人采取的比较多，但是颂中虽有舞曲，其全部是否为舞曲尚无从证明。所以阮说只是可供参考的一种假说。(容字也有舒缓的意义，读颂为容，可以助成王说。)颂诗分《周颂》、《商颂》、《鲁颂》。《商颂》大约是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鲁颂》是公元前七世纪鲁国的诗，体裁风格受了《风》《雅》的影响，和《周颂》不同。

综上所说，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和音乐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歌谣的采集方法，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传注》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的想像，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汉人所想像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们以为各国的歌诗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于诸侯的进献。《论语》和《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有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晋悼公)以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师)，歌钟二肆(三十六钟)，及其礡罄，女乐二八(女子能奏乐者十六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晋国是诸侯盟长的地位，可以得郑国赠送音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希有的事。从上引这段记载，更可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官儿和专家，他们以歌诗诵诗为职业。他们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这些人除了被送给别国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别国去，如《论语?微子》篇记载着鲁国的“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挚、干、缭、缺都是乐人的名字。乐师们往来于列国，就帮助了各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诗汇集于王廷了。

贵族制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典礼。《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晋语》六记范文子的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毛诗?卷阿传》也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献上去的诗都是为了“陈志”，陈志不外讽谏和颂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猎、宫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乐唱诗，这类典礼的诗大概出于天子左右的巫、祝、瞽、史之手。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诗乐为先，而掌教者就是乐官。《周礼?春官太师》：“太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这些话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学老师。到孔子时代，学术、教育出于私门，仍然以诗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不能分，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而外，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用几乎等于语言的一部分。《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便是以歌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语”来表达情意。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流情感的。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古时贵族阶级借诗言志，在外交场合尤其不可少。《左传》、《国语》记载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有时只是酬酢，有时完全借诗句办交涉。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棐地，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在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这篇诗，取这诗第一章侯伯哀恤鳏寡，劬劳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鲁国哀恤，代郑国往晋国关说，鲁大夫季文子答赋的诗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腧时，思归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绝。子家又赋《郦风?载驰》的第四章，取其小国有急难，盼望大国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许为郑国奔走。这一场交涉，两方全借赋诗示意。从这类的记载可以知道春秋时贵族阶级学涛的用处。孔子是强调学诗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学诗除了帮助言语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孔门重诗学，孔子以后的儒者也都讽诵和弦歌“诗三百”，他们谈道说理也常常引诗为证。对于诗的解释也有所传授。他们用诗说诗也和赋诗一样，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对于诗义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们对于“诗三百”本文的记诵保存是有功的。否则在诗乐分离之后，这些作品会不会散失，能不能流传，是很成问题的。

《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大雅》中从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诗都有。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中时代较早，性质相近。《周颂》多属祭祀诗，《大雅》里也有不少祭祀诗，《周颂》里多数是周人歌颂祖先的诗，《大雅》里也不少。一般地说，这些诗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国风》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篇章。《周颂》里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往往陈述农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比较细致的描写，如《载芟》篇开端九句：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

这是说除去草木，将土耕得散松松地。上千对的人一齐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父、子、兄、弟，一个个筋强力壮，劲头儿挺足。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这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以简短的文字描绘出复杂的动态，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写收获的场面道：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这一节的大意是说：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积。堆得像墙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仓装满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这里也是以寥寥几句展示巨幅图景，给人深刻的印象。叙事诗是《大雅》里的突出部分之一。《绵》、《生民》、《公刘》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咏周始祖后稷的灵迹和功德，在那些神话化的叙写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人物的热爱，因为相传他是农业的发明者。

诞寊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寅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寅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这一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最初得牛羊喂乳，最后得鸟类覆翼，当群鸟飞去的时候，后稷开始啼哭，声满道路。这些叙写，简洁而生动。三千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简直使人不得不惊异了。本篇写后稷试种瓜、豆、禾麻等庄稼：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写后稷后来种谷的成绩：

实方实苞，实种实襃，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

这里有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此种对于庄稼的郑重的描写，反映古人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

《公刘》篇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移民，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关于观测地形、经营官室、分配田亩、君臣宴饮，以及水利、军制，甚至锻冶等事都有叙写。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挂着佩刀，上下山原。这就是勤劳的移民领袖公刘的形象。于时处处，于是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这就是开始得到安居的大众，欢乐笑语的生活图景。

《绵》是写周人在古公□父率领下，由豳迁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诗共九章，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写到对外族的斗争。第三章写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朊朊，堇荼如饴。

连苦菜都长得像糖一样甜，见得水土之美，真是善于形容了。第五、六章写开始建筑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敲起大鼓本是为了鼓励劳动，但是百堵之墙同时并起，盛土、倒土、持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声都压下去了。读了这一段，那场地上众多的劳动者和十分起劲的劳动的场面一下子就像在读者眼前出现。这真是有声有色的文字。

此外还有《皇矣》、《大明》两篇，记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联起来便成为一部周人建国的历史。这都是《大雅》中较早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周成王时。这些叙事诗也许是祭祀时颂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说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乐辞。上述三篇虽是歌颂祖德，歌颂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劳动热情。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西周到夷王、厉王以后，政治腐朽，外患严重。产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讥刺王室的诗，如《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等篇(厉、幽两代产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人民的怨恨。这些诗也是《大雅》里重要的部分。为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里的同类的诗合并起来谈。

三

《小雅》里也有不少责斥现实，反映丧乱的诗。这些诗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叶与东周初年，多数为幽王时代产品，和上举《大雅?召曼》等篇或为同时，或相衔接。

西周的盛世并不长，自昭王穆王以下时时感到承嗣为艰。到夷、厉时代，社会危机便充分暴露。厉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环境中被“国人”所流逐的。宣王号称“中兴”贤王，对外虽然能抵抗异族，对内反而因为剥削过重，加深了危机。幽王以后一蹶不能复振。东迁以后的周室，共主的资格便名存而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