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留学_庚款留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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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款留学”寻踪 清华大礼堂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

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负笈美欧，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这样，也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的栋梁之才，如我国物理学奠基者胡刚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航天航空学家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彭桓武等等，为中国科教文化全面融入世界潮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庚款留学的提起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个新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从这年年初起，慈禧太后和一些亲王企图借助北方的民间义和拳组织去“灭洋”，随之而来的便是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整个京津地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是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为“庚款”。

为瓜分这笔赔款，列强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取小数点后两位)：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0.01%。

这笔赔款数额如此巨大，连数字本身都带有国耻色彩(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合人均摊罚白银一两)，且分39年偿付，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况，此前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去的赔款和外债抵押，已费去了全国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两者相加，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将近一半要作为赔款划拨给外国列强。可以想见，国人对庚款是怎样一种心情。

这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却做出一种姿态，声称“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原来，列强在北京开会决定条约的内容之前，海约翰就给了美国代表团两个有关索取赔款额的指示，一是提报美国损失索取额2500万美元，这个数额，已将损失虚报了两倍。其二，与列强协议总索取额不超过1.5亿美元。他的策略是，用削减美国索取额为由，在会议上要求其他列强也削减他们的索取额，并借此向中国要求贸易上的权利。但最终，削减索取额的协商失败了，美国没能做成“好人”，但却从中获取了超过实际损失两倍的赔款额。美国为什么要充当这一“好人”角色呢？这与1899年到1901年间美国发轫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关。在此之前，美国因专注于国内事务(南北战争)，放松了海外拓展，随着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时它希望拥有太平洋西岸最大消费市场的中国，能成为美国的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不希望中国被瓜分或分割。

此时，恰逢清廷派梁诚出任驻美公使，他得知这一内情后，欣喜万分。因为这不仅透露了美国索赔的庚款有水分，也表明有向美国争取退还庚款的可能。于是，他一面向美国政府交涉，要求核减退还，一面向朝廷上书禀报。

1905年4月，美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赴华前，与梁诚作了一次会谈。柔克义提到，美国总统希望知道如果美国退还赔款，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钱？梁诚遂致函外务部，建议在接见柔克义时事先准备好有关这问题的答案，他同时提出自己的想法：用这笔款子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他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都会支持这个计划。

柔克义到中国后不久，于7月12日上书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提议退款。他说，中国政府向他表示，将把这笔钱花在教育上。但是，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国务卿海约翰忽然于该年7月1日逝世，其继任者伊莱休·鲁特提出，要等到美国收回“足够的”赔款后，再开始退还超额部分。这样一来，此事也就搁浅了。但这件事引起了在华美国商人们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通过退还部分庚款来改善美中关系，这些人的代表者，便是西方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身兼牧师与商人双重身份的明恩溥。明恩溥与罗斯福

明恩溥原名阿瑟·史密斯，1872年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在天津、山东任传教士，明恩溥是他来华后起的中文名字，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40年，写有多部有关中国的著作。1905年，因美国在国内采取歧视华人政策而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使在华美商损失惨重，原先被美国垄断的煤油、棉布市场无人问津，棉布堆积如山。面对这种情形，明恩溥的态度与一般美商不同，他认为要解决问题，必须重新唤回中国人的好感，既然前国务卿海约翰已承认美国获赔的庚款“原属过多”，那么拿出部分用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应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适逢美国在华教会派人回本土募捐，明恩溥就借此机会漂洋过海，一路风尘回到美国。1906年3月6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了明恩溥。十天之后，罗斯福致函明恩溥道：我非常快乐地读了你的大作，实非其他书籍所能比拟，我觉得对中国人的了解加深了许多。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推进教育，援助的方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校，使他们修业成才，希望我国教育界能够理解政府的美意。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有关议案，并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清政府马上做出回应，命外务部与学部拟定《派遣留学生规程》，规程确定，初四年，每年至少派留美学生100人，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为保证计划完成，由两部共同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专司考选留美学生。从1909年1月开始，美国已退还首批庚款，首批100名学生年内就要抵美，故1909年农历8月，两部便举行了首次考选，录取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北京高等农校校长(当时全国六所国立高校之一)金邦正，我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之一的胡刚复，我国现代化学的开山者张子高、王，以及曾选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徐佩璜等。后两年又连续考选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别录取了70名和63名，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国现代科教文化的开拓者，如胡适、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等。由于当时符合直接送美留学条件的学生并不多，为使这一留学教育保质保量，学务处奏请朝廷将肄业馆改为留美预备学堂，因学堂设在清华园，故称清华学堂，后又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学生皆由各省选送，再经选拔录取，首届毕业生中有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吴宓等人，后来也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奠基者。英退庚款与蔡元培

在美国带头退还半数庚款之后，别的握有庚款的国家怎么办？还有，美国剩余的庚款又当如何处置？这成为中外邦交中新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国内，由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陶行知等贤达领衔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为全国教育界的代表，为争取“退款”的全面解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要害是解决欧洲诸国的领头羊——英国的退款问题。在美国退款之始，英国就发表声明，说对中国的赔款“没有理由做出任何变动”。不料，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英国为争取中国参战改变口径，说愿意按照美国的方式“退还庚款”。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并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五年。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终止了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赔款。同时，中国人也意识到：庚款“惩戒”的对象(清政府)已不复存在，这时仍要一个战时盟国交纳昔日战争贡金，毫无道理。这就形成了一致的社会舆论，要求政府负起交涉责任，让有关国家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但英国政府一直延至1922年12月才发表宣言，称准备将部分庚款退还中国，以作为有益于两国教育文化事业之用。宣言发表后，在华英国教会和部分商人却又突然杀出来，企图取得对这笔退款的控制权。上海的英商公会提出，英国应将退还的庚款用于维持英国人在华举办的教育事业、医学事业以及由英国人管理的中等教育和附属小学，并用作英国式工业教育津贴等等，明显是想利用庚款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

消息传出，中华教育改进社立即带头抵制，并敦促北洋政府，授权旅居法国的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前往英国交涉。1924年3月29日，蔡元培携夫人周养浩抵达伦敦。第二天，蔡先生和夫人就对《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观察家报》等逐一拜访，针对英国方面对大笔庚款退还之后会不会被侵占、挪用的疑虑，以及英商公会的不良图谋，坦率表明了态度和立场，强调所退庚款只会在有效监督下集中使用，如创建大规模的科学馆等等。同时，他还郑重提出，希望英国政府在遴选委员和调查人员时，应格外慎重，不要有排斥中国的倾向。蔡先生重点拜访的另一个人，是牛津大学校长沙尔特先生。这时北大校务虽由副校长蒋梦麟代理，但名义上蔡先生仍是北京大学校长。所以，他同沙尔特先生的会见，又是中英两国之间两所最高学府校长的晤面，多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对中国希望英国退还庚款用于本国的科教事业，沙尔特表示理解，并表示英国的商会不应插手其间。在英国，上层文官有50%以上都出自牛津大学，所以沙尔特校长的意见对英国政府很有影响。这次会晤被媒体报道后，事态果然出现了转机。4月8日，由国会议员E·哈奈出面，邀请蔡元培出席午宴，出席的还有另外八位议员，这说明英国国会已开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在短短十天内，蔡元培通过旋风般的外交，使交涉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蔡先生还适时起草了一份《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送英国国会和外交部。其要点为：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院；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一部分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并从中拨出一些专款作基金，用于聘教授，购图书，为研究生设奖学金；一部分设立基金，用作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一部分作为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费用；一小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后来，这份备忘录成为解决问题时的重要蓝本。

1925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了“中国赔款案”，但延至1931年4月，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会方成立，其中华籍十人，英籍五人，推选朱家骅为董事长。其运作的方法，是将大部分庚款借贷给有关部门及企业，用滋生的利息来支付各项文教费用，运作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仍算是继美国之后最有成效的庚款兴学机构了。“庚款生”的全国考选

在蔡元培游说英伦之际，美国也派遣孟禄为代表，来华实施“二次退款”，即将庚款余额全部退还，并于1924年9月组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推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孟禄为副董事长，范源濂为总干事(后由任鸿隽接任)，以具体管理这笔退款。1928年，随着北伐的胜利，国内“收回教育权”运动风起云涌，清华也不例外，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基金也归入“中基会”管理。之后，清华系的留学活动仍在延续，除教员达五年教龄即可资送出国读学位或进修外，从1933年起，受教育部委托，先后在全国招考了六届留学生，有近200名优秀学生被资送出国，其中有龚祖同、顾功叙、赵九章、张青莲、陈省身、钱学森、马大猷、杨振宁等人。而由中英庚款选派的留学生，目标定在培养高级人才上(读博)，是所有留学考试中最难的考试，成为庚款留学运动中的又一重镇。从1933年至此1944年，连续举办了九届考选，先后有 193名优秀学人被选送出国，他们中有王葆仁、吴大任、王之卓、张文裕、钱钟书、翁文波、卢嘉锡、王应睐、钱伟长、曹日昌、黄昆等等。继英国之后，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俄国十月革命后终止该条约)等国也都或多或少地退还了部分庚款，用以承办文化交流和留学事业。其中，获法庚款的有钱三强、杨承宗、吴文俊等，获比庚款的有童第周、钱令希、吴作人等。

目光超前的招考委员会

庚款留学之所以始终能高水平、高素质地造就各方面的高级人才，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由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领衔的庚款招生考试委员会，能从整体战略出发，通盘考虑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国防需要，以此设置学科，推选人才，在许多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从而为中国相应的科技发展造就了领军人物。

1932成立的由校长梅贻琦挂帅的清华公费留美招考委员会，因名额大多数都分配在物理和化学专业上，故考选工作主要由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负责，助手则是吴有训、张子高等。1933年，庚款留英招考委员会也告成立，委员主要由清华、北大、中大等校的名师组成，而重头戏理化两科则由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曾昭抡等人主持。他们成了中国现代科教史上最杰出的“伯乐”。

1932年清华首次招考公费留学生时，一共只有20个名额。此前“九一八”事变刚爆发，他们从应付未来战争考虑，设置了一个应用光学名额，一个弹道学名额，一个地球物理名额。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龚祖同准备参加考试，叶企孙郑重地对他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世界各列强都在研究，而在我国还是个空白，我们应该有人去学。”龚祖同原跟赵忠尧研究核物理，听这么一说，便放弃了原专业，报了这个名额。录取后，改派到应用光学最发达的德国，进入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深造。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负责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光学工厂，后来又为我国的航天航空和光纤制造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弹道学名额有许多人报考，位列前两名的是清华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浙江大学助教顾功叙。熊鸾翥以第一名成绩摘得这个名额；顾功叙则被择优录取去攻读地球物理专业，解放后为创立物理勘探立下大功。

1934年清华招收第二届公费留美生时，又设立了一个飞机设计名额，一个高空气象学名额，一个同位素化学名额，同样是出于填补我国科技空白的需要。这三个名额分别被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赵九章、化学系的研究生张青莲考取。钱学森原是学铁道机械工程专业的，为让他熟悉新的专业，不仅先安排他在清华学一年相关课程，还派他到杭州笕桥飞机厂实习，然后再将他送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就读，到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航天航空专家。赵九章报考高空气象学名额，则出于大师们的建议，他们考虑到这是一门前景非常广阔的新兴学科，希望他能将数学和物理的理论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中。赵九章被派往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接替竺可桢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后担任了我国首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同位素化学是拥有原子核技术的关键，张青莲被定向派往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跟随著名专家森菲尔德教授从事研究，连续发表论文十篇，成为当时世界上首批从事稳定同位素研究的年轻学者之一，后成为我国重水生产的主要设计者。

庚款招考委员会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兴学科也很注意。如声学在当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美国的声学会也是到1929年才成立。而他们在1936年第四届考选留学生时便特设了一个电声学名额，结果被北京大学物理系应届毕业生马大猷考取，并给他“开小灶”，专门指定清华的任之恭和北大的朱物华教授带他。1937年12月，马大猷来到美国加州大学，只做了几个月的研究工作，便将英国著名声学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给出的公式作出改进，在简正波理论上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回国后被北大任命为新创办的工学院的首位院长。

英庚款留学生的考选工作，大师们同样倾注了心血。1938年，教育部举行中英庚款第六届公费留学生考试。当时，量子理论崛起，“理论物理”成为科学前沿，故专门设置了一个名额，周培源鼓励他的学生彭桓武报考。彭考取后，周培源又亲自为他选定导师——此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的理论物理大师马克斯·波恩。彭桓武进入爱丁堡大学，跟随波恩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学习和研究，后成为我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钱三强出国研究核物理，也与大师们的举荐分不开。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吴有训将他推荐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第二年，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公费留法考试，虽然只有六个名额，但经严济慈建议，还是设立了一个“镭学”名额。严济慈积极鼓励钱三强报考，并选定居里夫人作为这个名额的导师。后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成了居里夫人的得意弟子。庚款生向往“实业兴邦”

晚清大张旗鼓地派遣庚款留学生，主要目的是为兴实业培养所需人才，故规定选派人员中十分之八须习“实业”。这种历史原因，也使庚款留学生大都怀有“实业救国”的志向。在康奈尔大学专攻机械和冶金的周仁，1916年获硕士学位后即回国为“兴实业”做努力，先出任《申报》馆工程师，负责建造《申报》新馆和机器安装，后应聘担任了九江电灯公司工程顾问。1921年底，他到上海南洋大学(今交大)任机械系主任兼教务长，又筹资创办了大效机器厂。1928年以后，他专任中央研究院工程所所长，先后创办了钢铁试验场、陶瓷试验场、玻璃试验场和棉纺织试验场。周仁办的试验场，既是研究试验场所，又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的工厂。在冶金方面，他从美国引进了电弧场，最早在国内进行电力炼钢，研制出各种工业中急需的钢材，如含铅、锌的特种铸铁、高硅制铁、低碳韧性铸铁，以及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耐酸钢和气门用钢，产品近20种，让世界为之吃惊。还研制出抗热压玻璃和光学玻璃，并改进了棉纺织机械设备。新中国成立后，工程所分为中科院的冶金所和硅酸盐所，两个所科研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清华学校首届毕业生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时，便接受范旭东之聘，加盟创建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侯德榜来到渤海之滨荒凉的塘沽碱地上，作为技师长(总工程师)，一干就是四年，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永利碱厂终于在1926年6月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雪白的纯碱，当年便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从此，作为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医药等工业重要原料的纯碱和烧碱，我国不再依赖进口，年进口量由100万担锐减到48万担。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主持了众多重大项目建设。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早期庚款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习农，如金邦正、过探先、邹秉文、钱崇澍、钱天鹤等，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农学家。过探先1915年获农科硕士学位回国，被任命为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旋即发起创设省教育团公有林，中国近代大规模造林自此肇始。1916年在此基础上筹建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共设四区，每区面积约五万亩，如今的南京中山陵园即其中一区。1919年，考虑到我国新兴纺织工业需要优质原棉，过探先应华商纱厂联合会之聘，毅然辞去校长职，在南京洪武门外开辟植棉场，艰苦创业，经过三年辛苦的田间工作，终于选育出江阴白籽棉、孝感光子长绒棉、小花改良棉和后来以他姓氏命名的“过子棉”，为发展我国棉花种植业和棉纺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他自己却因为劳累过度在1929年3月23日遽然逝世，年仅43岁。

建钱塘江大桥是几代浙江人的梦想，但钱塘江不比寻常，上游的山洪与下游的倒灌海潮时常相汇，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且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故建桥论证了多年还不敢下手。浙江请茅以升来担此重任，他不畏艰险，辞去北洋大学教职，走马上任，邀请留美同学罗英任总工程师，又从国内聘了四位工程师和29位刚毕业的工科大学生，组成技术队伍，先后设计了六套建桥方案，从中选取最优。他组织员工昼夜奋战，于1937年9月26日提前通车，前后仅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这座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建造的“中国第一桥”，在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摘自《庚款留学百年》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