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周年农村生活方式变迁_新中国生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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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周年农村生活方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史究竟是一部“温暖的记忆”，抑或是一部“苦涩的记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话题，政府、学界、民间恐怕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和共识。我国官方通常采用“平均数”和“绝对值”的指标来衡量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比如从1949年到2008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增长了100多倍，农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67.7%下降到现在的43.7%，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这种“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设定的：即旧中国农民生活是“苦的”，新中国农民生活是“甜的”。由此得出一个“下溢假设”：只要经济发展了，蛋糕越做越大，农民生活就会好起来，精神面貌自然会好起来，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这种机械的、僵化的、抽象的逻辑推理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因为，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作用决不是单向的，统摄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制约、影响、决定生活方式选择和流变的是一定的价值观和决定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当下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及特性；其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它既是一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史，又是一部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史，但归根结蒂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自然史，是物质与精神、生产与生活和谐互动的历史。然而，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沿着革命化、政治化、集体化、城市化的轨迹演变，呈现出不同步、不平衡、不协调的明显特征：即建国后的头30年，农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农民精神生活比较充实；改革开放后的30年，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精神家园日渐衰败和失落。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不同步（前者是“先立后破”，后者是“先破后立”），工业化超前发展，城镇化严重滞后，国家在汲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却没有把农村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力转移出去，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必须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以人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发展观，对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新型农民生活方式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建国60年来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历史轨迹、主要特点及其原因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

一、建国初期（1949～1957年）：农民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完全独立，从此结束了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四分五裂”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在建国后的头3年，我国成功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干涉，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的伟大胜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同时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势力，实现了国家财政、金融、物价政策的统一。在国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通过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禁娼肃毒等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整个来说，我们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新中国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是我国亿万农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以改善、安居乐业的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结束，中国大陆地区（除西藏和新疆外）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他们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据统计，1949年至1952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484亿元，增长了48.5%，粮食总产量由2263.6亿斤增加到3278.3亿斤，增长了42.8%，棉花总产量由889万担增加到2607万担，增长了92.9%，其他经济作物和畜禽产品产量也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收入增加了120元左右，与1949年相比。增长了30%以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达到440斤/人，与土改前相比增加了几十斤。

二、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8年）：农民物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但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1957年冬至1958年春，我国农村地区掀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的高潮，“全国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力，1957年10月是三千万人，11月是六七千万人，12月是八千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人”，由此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8月中下旬，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以后，仅花了短短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又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性运动，“参加小土炉炼钢的人数从1958年8月的几百万人增加到9月的五千万人，10月底达到六千万人，11月达到九千万人，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被抽调到钢铁生产第一线，留下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或老弱病残者，致使这年秋季成熟了的粮食烂在地里，最保守估计全国至少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浪费”。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暴风骤雨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几亿农民世代沿袭下来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但由于过分强烈的“外部冲击”和一时泛滥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结果使过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环境下的农民无所适从。紧接着，新中国发生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1959年至1961年全国死亡人口为3615万人”，但据一些学者推测“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我国在和平建设年代一下子死亡了这么多人，这是当代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单纯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增长，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年）：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精神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了“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生平。为此目的，必须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全面活跃农村经济；突破了统购统销制度，面向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突破了单一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要搞一个战略性文件”，及时总结和吸收亿万农民群众在基层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为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以此推动农村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年均递增17.71%，其中1982年的年增长率为19.9%，为历史最高。全国粮食总产量由3000亿公斤上升到4000亿公斤，创造了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这是多年来积聚的生产力集中释放的结果。从1985年到1988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连续4年的徘徊局面，但是“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产值已达二千亿元以上，吸收劳力六千万人，为我国农村克服耕地有限、劳力过多、资金短缺的困难，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1978～1988年10年间，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全国工业产值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共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户净收入增量的75%。同时，国家还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减免部分农业税，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增加农村地区信贷等方面来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比如，我国农民在1979～1981年3年间，由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和减免部分农业税所增加的收入就有520亿元之多，这是建国以后上涨幅度最大、农民受益最多的一次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经济发展实质是把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留在内部转化了，当时的说法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工业，就近城镇化”，于是形成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又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促使整个国家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增长，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生前回忆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1981、1982、1983这3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

统摄社会生活方式总体变迁的决定因素除了物质生产方式外，还包括政治制度、思想道德、文化精神、自然环境、民族传统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快速转型期，以职业分化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行政地域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机制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未来的“城乡融合”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应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走出一条短距离、波浪式逐级推进的城镇化道路，“通过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颇和缺点。”，从而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和各民族特点的“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现代农村社会生活方式。

土木08-1 201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