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_中等收入陷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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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 CONTEMPORARY WORLD 57 当代 世界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教训、经验及启示 ■王友明／文 拉 美是较早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 发展模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制约经济发展，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地区。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值得谨记和汲取，其应对措施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也有诸多启示。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最早出现在《时代周刊》记者米切尔·斯库曼撰写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1]作者指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种“陷阱”现象经常发生，即社会矛盾凸现，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犹如跌入陷阱，难以自拔。近年来，这一概念逐渐被熟知和应用,成为学术界论述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常用语汇。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和总结及对概念的解读和诠释，“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与外延日益完善和丰富。目前，该概念较为完整的意义是指，“一国经济跨越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门槛’后，经济增长在较短时间内很快实现翻番。但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 段后，受到发展模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开始迟缓甚至长期停滞，社会分化趋势加快，社会风险随之积聚，社会运动频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难以进入人均10000美元的高等收入阶段，整个国家跌落经济停滞、社会失衡的陷阱。”[2]“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特征通常表现为：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裂痕扩大并行。发展目标偏重于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进步目标，导致两级分化，产生“有增长而无进步”的现象。二是区域发展失衡，城市化与边缘化并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大趋势，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现象。三是经济高速增长与能源高消耗、生态恶化并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低，不可持续性凸现。四是发展手段的失衡，资源出口强劲与内生消费疲软并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未能并驾齐驱，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占社会主体的中等收入阶层消费未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拉美跌入“陷阱”的教训 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急于实现经济腾飞式发展，奉 行“重增长、轻分配”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很快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但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对抗加剧，社会持续动荡，殃及经济发展，国家发展长期徘徊在人均GDP4000—5000美元阶段，难以向前迈出更大步伐，教训深刻，值得警示。

一、奉行“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 观念，盲目追求“大城市化”，导致城市贫困化和边缘化相伴而生。在工业化阶段，拉美国家不顾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承受力的限制，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一些中心城市人口数量在短期内迅猛增加，且全国过半数以上的人口集中在首都。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人口就达到2000万以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配套措施，大量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和流浪人口，形成城市边缘地带，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明显脱节。贫民窟的肮脏破败和富人区的骄奢华贵形成鲜明对比，使城市处于一分为二的“对立状态”，社会潜在风险上升。同时，由于城市无节制地发展，政府被迫扩大城市的投资与建设，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投入与援助相应减少，进一步促使民众无节制地涌入城市，结果，城市建设陷入“越扩越大，越大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状态。

二、误将教育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社会动荡。政府将大量公有学校推向市场，实行公办教育向私有化转轨。私立学校大规模扩张，聚集优质教育资源，竞相提高教育费用，成为富人子弟的专门学校，许多贫困家庭子女被排斥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大门之外。教 当代世界 2012.7 CONTEMPORARY WORLD 58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育资源在公私教育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分配不均，严重制约拉美教育健康发展。多年来，拉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教育质量、学生受教育的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不公引起民众不满，经常引发社会冲突，学生动辄上街游行，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

三、忽视农民利益，导致农民

运动高涨。拉美国家在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中，忽视农民利益，草率处理土地问题。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地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农业人口大量流失，农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条件改善缓慢，农民运动持续高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尤为频繁，抗议农民常达200万之众，席卷全国大部分州区，呈现规模大、有组织、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已经发展成为拉美最大的社会运动。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武装活动同样困扰政府多年，成为墨西哥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拉美其他国家的农民运动也时有发生，“三农”问题久拖不决，严重牵制了拉美的现代化进程。

四、社会运动缺乏管控，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社会矛盾加剧，拉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经常利用民愤相互攻击，政党斗争成为拉美社会运动高涨的重要因素。执政党与反对党均利用“街头政治”谋求一己私利，导致抗议、示威活动泛滥。政府缺乏应对社会运动的有效机制，放任社会运动的发展，许多本可以在萌芽状态加以控制和引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动辄升级为全国性运动和骚乱。由此引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城市暴力和犯罪成为社会毒瘤，不但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影响拉美国家的国际形象。

五、中等收入群体未能成为国内消费主体，消费拉动经济的动力长期不足。拉美虽然较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中等收入群体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其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主要是靠规模迅速扩大的富裕阶层财富“被平均”的效应。以巴西为例，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西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其中等收入阶层仅占全国人口的29%左右。由于巴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政策长期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中等收入群体缓慢增长，以至于三十多年过去了，巴西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是只占总人口的38%。[3]由于未能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加之富裕阶层的私人消费空间早已饱和，巴西的内生性消费长期低迷，消费未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头驾马车”。拉美应对“陷阱”的措施与经验 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由来已久，个中原因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五花八门，其中一些围绕“社会公正”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经济社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为拉美国家爬出“陷阱”积聚了一些“垫脚石”。

一、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开展一场与新自由主义交锋的“思想战”。美国为拉美开出的新自由主义“药方”，虽给拉美带来短暂的经济增长，但使其付出两极分化的沉重代价。执政党洞察民众心态，及时进行理论创新。针对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优胜劣汰，富者生存”的理念，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创建“社群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发展应“以人为本”,倡导社会公平与正义；阿根廷总统克里斯 蒂娜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强调国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坚称国家是“社会不公的最大责任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大力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倡导建立“人民参与、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拉美国家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新理论、新思想针砭时弊，抓住人心，为左翼政权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新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民意支撑。以此为指导的改革政策扭转了社会财富快速向富人集中的势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增强，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上升。

二、以就业为重点、教育为基础、医疗为保障，全方位地实施消除贫困计划，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失业是贫困的直接根源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拉美各国都重视就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效应，推出各种促进就业的计划，一些措施的效果正在显现。巴西推出“第一次就业计划”和“零饥饿计划”，收到初步成效；智利设立“劳动力再培训援助基金”，专门用于贫困家庭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阿根廷推出“就业创新计划”，采取“责任与权利”一致原则，将失业者领取救济金与必须参加劳动技能培训挂钩，促使弱者自强，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教育是消除贫困、促进公正的治本之策。拉美国家日渐意识到教育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巴西实施“唤醒巴西”和“人人受教育计划”，颁布教育奖励政策，规定每个家庭只要保证其子女上学，每月可从政府领取固定的教育补助；委内瑞拉创立针对穷人的“玻利瓦尔大学”；哥伦比亚发行资助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券”；智利政府开展“第二代扫盲计划”，确保所有中学和大多数小学拥有互联网,实行“信息化扫盲”。2012.7 CONTEMPORARY WORLD 59 当代世界 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探讨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医疗保障涉

及民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保障的重中之重。拉美国家积极改革医疗保障体制，探索倾向中低收入民众的医保体制。智利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服务网络，为城镇、乡村诊所和医疗援助站提供医疗服务；墨西哥的“一进一退”改革赢得民众支持，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从2003年开始，墨西哥政府每年将10%最贫困人口纳入医疗保障系统，同时让10%最富有的人退出医疗保障体制。目前，该国穷人享受医疗保障的比例由改革前的0.5%大幅提升到55%以上。

三、逐步完善社会政策的决策机制，鼓励各种社会组织以不同方式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在改革过程中，拉美国家及时总结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创立多种各具特色的社会政策运行模式。智利在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公正的进程中，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基金会等组织参与社会政策的讨论、制定和实施，公开社会政策的决策过程，定期检查和验收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秘鲁、哥伦比亚等国的养老保障体制实施“公私双轨”运行机制，政府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养老体制，并对其进行监督与管理；阿根廷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对话交流机制，疏通社会表达渠道，通过设立“参与者会议”、“部门议程”等平台，听取不同阶层的社会诉求，这一机制发挥了“减震器”的作用，增强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广泛性，对政府减少决策失误、消除民怨起了一定作用。经过改革，拉美社会政策的决策机制初步实现由应急性、权宜性、局部性向制度化、体系化和民主化转变。拉美跌入“陷阱”对中国的启示 中等收入阶段正值社会转型期，是各种矛盾易发、频发的阶段。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各种矛盾凸显，社会利益对撞激烈，社会隐患增加，形成世人瞩目的“拉美现象”。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拉美的教训和应对措施对中国有诸多启示。启示一：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社会和谐离不开经济增长，但只有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坚持“市场经济”方向没有错，但要正视市场竞争中的个体在智力、教育和能力方面的差异，经济领域的市场竞争思维不能全盘照搬到社会领域，不能奉行“市场社会”观念。应摈弃“只要经济增长，就会自动带来社会平衡”的观念，大力推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避免重蹈拉美“有增长、无进步”的覆辙。汲取拉美“先把蛋糕坐大，再分蛋糕”的教训，坚持“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理念，让改革成果及时惠及全体民众，使民众自觉拥护政府的改革政策。启示二：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会职能。市场竞争带来的高效率和经济增长容易使人产生“市场万能”的错觉。应汲取拉美“把一切推向市场”的教训，加大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干预力度，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政府的社会职能应该贯穿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干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对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积极承担其社会职能，为他们提供政策支持和经济帮扶，维护其合法利益。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合理分配资源，形成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机制。政府可以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以提高效率，但不能撒手不管，任凭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应该加强对市场资本的引导和监管。启示三：疏通社会诉求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正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表达上存在的差异，借鉴“阿根廷对话”机制的经验，清除社会诉求表达渠道中的障碍。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建立对话交流平台，听取各个阶层对社会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改变政府包办群众利益表达的观念，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得到公正和全面的体现。用法律和制度保证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表达机制，创造一个“平等参与、权力分享、和谐融洽”的社会利益表达环境。启示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强内生性消费动力。中等收入阶段并不意味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主体。应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勿让居民收入的增长“跑输”GDP的增长，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造就一个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挖掘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私人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引擎”作用，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