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_中国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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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作者：赵辉、魏峻一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有城，已经不是新闻了。早在1930年，山东历城（现属章丘县）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就发现了城墙，在几乎同时的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中，也报道发现了一段长70余米的夯土城墙。但是，这些发现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兴趣。其原因在我看来，除了在发表出来的资料中，有关这两处城墙遗迹的地层关系交代得不十分清楚，以致学术界对其是否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始终心存疑虑之外，更主要的是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并非在这个方面。当时，人们更急迫的是在各地发现考古资料和对其进行编年分区的研究。进行这项工作时，人们对遗物的关心自然会大于对遗迹的重视程度。此外，有限的考古资料所反映出来的龙山文化的社会面貌也不清晰，因此，总的说来，当时缺少将城址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做讨论的背景或学术氛围。
上述情况在70年代末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编年框架这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龙山文化被确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学术界正在龙山文化中寻找被认为是夏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的起源。另一方面，大大丰富起来的考古资料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龙山文化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严文明在总结了这个时代的一些普遍特征之后，认为当时的社会行将步入文明，并把这个时代称为“龙山时代”。当时的这些成果给研究者在探讨龙山时代发生的种种现象时，提供了某种认识上的分寸感。恰好这个时期，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遗址发现了两座龙山时代城址。它们的发现，便成为开启中国文明形成课题研究的契机，而有关城址的研究也就此也就成为探讨中国文明形成的核心问题。二
在中文中，“城”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是指代可以从建筑形态上明确辨认出来的聚落之一种，其明显标志是围绕着聚落的城墙，在很多场合，城墙外还有城壕，古人也常常“城”“池”二词连用。另一个意思是从功能的角度指代那些在一个区域内的经济或政治生活的中心，其中又有一系列等级和功能上的划分，如“王城”、“都城”、“都市”、“城市”、“都邑”等等。至于“城堡”、“城塞”一类，强调的是其军事方面的作用，从功能的分类角度，也可以把它们划分在第二类中。在田野考古上，我们首先把握得住的是有无城池建筑，而非被城池围绕着的聚落的功能。故本文所谓城址，除非特别声明者，仅指具有城墙以及城壕的聚落。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
址有五十多处，大致分为三群。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一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是另外一群（图一）。也许这并不是其全部，例如已经有证据表明，在陕北地区也极有可能有城址，只是尚不能肯定它们是单独的一群，还是与内蒙古中南部者有关。已经发现的五十多座城址的具体年代也有参差，已经知道其中最早的城址建造于公元前3000年或稍早。根据更早时代的田野考古工作数量甚多，却无一例城址的报道，因此，这个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分界。
（一a）中原地区的城址
中原地区在很长时间里，约以今天的京广铁路为界，西面是仰韶文化，以东为大汶口文化。但自庙底沟二期文化以来，这种东西对峙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众多周边文化给予中原地区以强烈影响，使当地文化面貌在空前复杂起来，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区，也既所谓中原龙山文化。目前，已经发现了于这个变化过程中修建的七座城址。
郑州西山城址（图二）系目前所知河南乃至黄河流域年代最早的城址。尚无正式报道，综合零散消息得知，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5200年之间，到距今4800年左右废弃，其使用年代在仰韶文化晚期。西山城址坐落在黄河南岸的邙山余脉东南坡地上，东南部被后期毁坏，西北角到东北角185米，平面不甚规整，近乎圆形，最大直径约200米，城内现存面积19000平方米，复原面积约达31000平方米。城墙下挖基槽，上采用小板块夯筑法建筑墙体，墙厚4—8米。墙外挖壕沟，沟宽5—7.5、深4米。已经探明北墙开设一城门。由于当时居民活动频繁，城内堆积十分复杂，初步判断城址的中部和东南部为房子、窖穴密集的居住区，附近还发现了陶窑，城内北部及城西外侧各有一片墓地以及儿童瓮棺葬。
郾城郝家台城址在沙河北岸平面近椭圆型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2—3米，总面积65000平方米。在1986年的发掘中，发现了城墙遗迹，次年发掘基本探明城址整体情况，得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22、东西宽148米，总面积32856平方米。现存城墙宽
5、高0.8米，夯筑而成。东墙中部有一宽近9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所在。城墙外侧有壕沟。城址年代为郝家台二期文化，即龙山文化的偏早阶段。据报道，二期遗存还有连间式房子、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在简报公布的地层图上，部分被划分在郝家台二期的地层覆盖了城墙，是知城址的废弃在二期之中，却不能判断上述房子等是城墙使用期间的还是城墙废弃之后的遗迹。淮阳平粮台城址（图三）坐落在新蔡河北岸低丘上，平面呈正方形，边长185米，城内面积34000多平方米。城墙墙体夯筑在大汶口文化时
期的平坦堆积上，墙高尚有3.5米，底宽
13、顶宽8—10米，内侧陡直，外侧有多层贴补，当是城墙使用过程中的多次增补加固工程。墙外挖护城河。在南、北墙上发现城门。南门宽大，开设在南墙正中，门道两侧各建方形门房一间，门道正中埋设陶下水管道。城内发现建筑遗迹十余所，一般为土坯建造的连间式建筑，有的有夯土台基和房内回廊，建筑形式不同于一般民居。但这些房子多集中在城内东南部位，附近有还陶窑，故推测还不是城内建筑中的最高等级者。城址内除了陶窑，还出土过铜渣，埋葬牛只的祭祀遗迹等，反映了一种综合的社区生活。从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的情况看，城墙的建筑在龙山文化早期，直到龙山晚期还在被使用。
辉县孟庄城址（图四）坐落在一椭圆型台地上，遗址迭压了孟庄龙山一期遗存的偏早阶段的灰坑，代表了城址始建年代的上限。发掘者认为，在龙山文化末期，城址毁于一场洪水。孟庄城址平面约作平行四边形，东城墙保存较好，长375、北墙复原长度340、西墙330米，墙体宽约14米。城外开挖护城壕，紧贴城墙内侧也有一条沟，推测是修筑城墙的取土遗迹。于东城墙中部发现城门，城道侧壁贴有木板。由于城址使用时间较长和居民的反复活动，遗迹保存不佳。根据已有的发掘情况可知，城内东北部和西南部发现了房子和密集的灰坑，西南部还发现了四口水井，是生活区无疑。
登封王城岗城址（图五）位于颖水和五渡水交汇处的台地上，由东西两座并列的城址组成。遗址已遭到严重破坏，就现存情况看，东城仅存城垣西南拐角和西、南墙各一段，整体形状和规模不明。东城之西墙又被用作西城之东墙。西城平面近方形，其南墙长82.4、西墙92米，北墙西段尚存29米长。发掘者根据两城共用一面城墙，两座城址的方向却偏差了20°的情况推测，西城的建筑可能略晚于东城。又根据层位关系和遗物比较得知，两座城址的建筑和废弃都在王城岗二期文化期间。所谓二期文化，指遗址上总共划分出五个小时期的龙山文化中的一个阶段。而整个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存，都属约500年时间跨度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偏晚阶段。因此，城址的使用时间不是很长。城墙地面以上的墙体早已被破坏殆尽，保存着的只是填满夯土的墙基槽。城址使用期间的城内遗迹也损毁严重，东城者基本无存，西城内发现了多片零碎的夯土以及和建筑有关的奠基坑，似有过较大面积的台基式建筑。此外，便是散布在城内各处的百余个灰坑。遗迹现象的严重缺失为了解王城岗城址功能造成极大困难。有人根据灰坑数量多来推测西城原为仓城，后东城被毁，居民迁住进来。但观察遗迹分布图，灰坑、夯土面和奠基坑（原来也是灰坑）之间的地层关系并不单纯，故是说还有斟酌的余地。河南密县古城寨城址是最新发现。据刚刚报道的消息称，城址位于溱水东岸台地上，城址发现仰韶文化至夏商时期的多层堆积，而发掘者判断城墙建筑时间不会早于龙山文化早期，废弃在龙山文化晚期之前，使用时间约100年。古城寨城址平面为长方形，除了西墙遭到后期破坏外，余三面城墙和护城河保存甚好，其东墙353、南北墙各长500米，南北城墙各发现一城门。城墙建造之前，先处理基础，之上分段分块板筑，宽40米左右，保存最好的地段墙高16米多，甚宏伟。墙外护城河宽34—90米不等，其东段河身钻探至4.5米深仍未见底。城中部偏北地段发现面积约33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以北还发现一道由门道、守门房和众多柱洞等构成的廊庑式建筑，已经清理出60多米长。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带建筑的规格颇高。古城寨城址面积176500平方米，城外也发现大面积龙山文化的遗存，整个遗址的总面积接近28万平方米。
在以上河南境内发现的七座史前城址中，安阳后冈仅有一段夯土城墙，整体形制不明。余者始建年代最早的西山城址平面约略作圆形，建筑在龙山文化中的几座皆为方形或接近方形，其中又属平粮台城址最为规整。考虑到龙山时代之后，中原城址皆为矩形，而有明确边界的仰韶文化早期环壕聚落多为圆形，西山及以降几座史前城址的形制也许正好反映了中原聚落规划思想的转变。关于这些城址的性质，在它们被发现不久，研究者的第一反应便是试图将其和传说中的史迹联系起来。但学术界很快认识到这种考据无助于对这类遗址性质的了解，遂转入有关其性质、功能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即分析它们在各自聚落群中的地位、作用的聚落形态式研究角度，正在受到普遍关注。从这个角度上，多数研究者同意这些城址是“各个区域内等级式聚落的权力中心”。至于它们产生的原因，论者则多将其置于战争日益频繁起来的社会背景中考察。
但是，将这些城址一概而论是危险的。首先的一点，这些城址和普通聚落比较起来的分化程度并不十分一致。在这些城址里，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房子以及与家居生活有关的窖穴、水井等遗迹，西山、平粮台城址中还发现了陶窑。说明居民们有自己的仓储、陶业，也从事农业——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石器工具的种类看出来，甚至还有墓地，其居民的生活内容和一般遗址似乎没有明显差别。西山城址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100平方米，但这种规
模的建筑在同期的新石器遗址中并非十分突出。后冈遗址位置最高地段的发掘所见则都是一些差别不大的小房子，和没有发现城墙的汤阴白营遗址之所见也没有多大区别。但严文明根据平粮台已经发现的房子多集中在城址东南部而非中心，且这些房子的建筑讲究，是而估计城中也许还有更高规格的建筑。古城寨城址中的大型夯土台基和廊庑式建筑则比较明确地表明其地位的特殊，甚至在城址内部，这一带或许也不是一般的场所。
如果遗址的面积也是衡量其居住其中的集体的实力的一个指标的话，各城址的情况也不一致。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提供的资料可知，郑州附近最大的大河村遗址面积30多万平方米，远远超过了同期西山城址，且在遗址群中与后者面积相若的还有六七处之多；孟庄遗址群中，大于孟庄城址或与之面积相当的遗址也有四、五处；郝家台、后冈等城址及其附近聚落的情况亦如是。但王城岗、平粮台和古城寨的情况有所不同。王城岗西城规模甚小，东城大部分被毁，总体情况不分明，发掘者根据历史上五渡河摆动的幅度达300米的情况推测，东城规模应大于西城，即东城的边长最长可达400米。而附近只有毕家村一处遗址的面积约有此数。平粮台城址附近也只有一处与之面积相当的遗址。古城寨仅城内面积就将近18万平方米，附近只有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新寨遗址超过它，其余的则远小于它。但经发掘得知，新寨遗址主要堆积是所谓新寨期遗存，年代晚于古城寨的使用时间，即在同时期里，附近没有能和它规模匹敌的遗址。从这些情况可知，在与周围遗址之关系方面，各城址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但一般来说，建造年代较晚或建造时间虽早，使用时间却比较长的城址，无论从其规模还是城内遗迹规格等情况看，都显得更特立突出一些。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区域性中心逐渐形成、强大和座稳江山的过程。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中原地区的社会关系日益变得紧张和危险起来。城址的出现当然和这个背景有关。目前，似乎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址产生的更具体原因是聚落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从前述西山、后冈、郝家台等城址的情况看，危险首先出现在规模和城址相当乃至更大，且内部结构大致相同、却无城垣建筑的附近村落之间的可能性甚大，而未必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距离更远的集团的。只是随着在一系列冲突中，某个聚落，譬如平粮台或古城寨最终取得了在整个聚落群中的支配地位后，越来越多的紧张关系才逐渐转移到更大的群体之间来了。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一b）山东境内的城址
山东自北辛文化至于龙山文化，始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区。据称，境内已经发现有城垣迹象的遗址数量颇多，经发掘确认的则有边线王、丁公、城子崖、丹土等城址。
章丘城子崖遗址（原属历城）（图六）早在30年代初的发掘就报道有城墙，发掘资料还显示，城内中北部分是建筑遗存的密集区。1989年为纪念龙山文化发现60周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度发掘遗址，确认岳石文化的城垣直接迭压在龙山文化城垣之上的地层关系，并探明龙山时代城垣形状大致为圆角方形，唯西北角向北凸出成曲尺状，城址东西455、南北最长540米。城墙系板筑、堆筑法结合筑成。城墙下有基槽。于南北城墙各发现一门，并似有门房一类设施。笔者曾在遗址上采集过龙山文化较早时期的遗物，估计城垣的建筑年代距此不远，但其沿用时间较长，可达龙山文化晚期。
寿光边线王城址是80年代中期发现的，由于遗址在后期遭到很大破坏，发掘中只发现了两周城墙夯土基槽。其外垣所围面积5.7万平方米，平面为近方形，东西北三面有门，南墙未作清理，不能断定有无门，基槽夯土层中曾发现人、猪、狗骨架，或为某种奠基仪式。内垣平面圆角矩形，面积约1万平方米，东北两面设门，另两面因破坏过重，不能肯定是否有门。城内仅存若干灰坑底。从基槽出土陶片看，城垣内圈建筑在龙山文化中期或稍晚，外圈则更晚一些，并推测扩建外城后，内城城垣遂被夷平。
邹平丁公遗址1991至1992年的第四、五次发掘中，发现了夯土城墙和城外护城壕沟，其后探查了解到，城垣呈圆角方形，东西
310、南北350米，其外壕沟宽约30、深过3米。发掘者称，城墙建筑在龙山文化的早期，以后数次增补，使用至岳石文化。城内发现有房子、灰坑、水井等遗迹，但没有其布局结构方面的报道。此外，在一个灰坑里曾发现了一件龙山文化晚期的刻文陶片，一度引起轰动。1993年，又在城内发现一段城垣，亦附带壕沟，和外墙间距30米，时间为龙山文化早期。但与外垣之详细关系尚不清楚。
五莲丹土城址位于著名的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西北4公里多处。据来自发掘者的最新消息，共发现三道城墙和壕沟组成的城垣，最早的一道规模最小，建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平面约略为圆角方形。以后两次扩大规模，最晚约当龙山文化中期，其面积达25万平方米。但确切年代不详。城内有大片墓地和大面积夯土台基及其居住遗迹，还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区和在遗址东北部有成片的红烧土，调查者推测为长期烧窑或冶炼所致。历年调查采集到的遗物有陶器、石器、玉器等。石器原料与附
近山上出产相同，说明遗址上有石器加工业，也不排除存在玉器加工作坊的可能。丹土东南约2公里，即著名的龙山文化两城镇遗址，其面积在100至200万平方米之间，遗址上有大面积的夯土，可能是大型建筑台基，也可能是城墙。遗址过去陆续出土过精美的蛋壳陶和大量玉器等。调查者认为两城镇是古代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兼宗教或祭祀中心，而丹土为本地中心。但这个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已经有迹象表明两个遗址的年代不同，即两城遗址较丹土略晚，它们可能是承袭关系，而非相同时间里的两个中心。藤花落是最近在紧靠山东的江苏连云港市发现的又一座龙山时期城址，发现有两道由城墙和壕沟组成的城垣，它们的建筑时间很可能也不相同。报道还说城内发现大量房屋建筑。
1985年，笔者曾经参观过临淄田旺（旧称桐林）遗址，当时尚不知有城，仅知道遗址规模很大，出土陶甗个体甚大，陶鼎大小成列，堪称列鼎，鬶、罍、瓮、罐、杯、盆等亦十分精彩。此后，报道说该遗址上发现有城墙，东西400、南北450米，平面约作圆角方形，年代约在龙山文化中晚期。
据说有城墙建筑，但语焉不详者还有临沂地区的尧王城遗址。
1995年传来消息说，鲁西地区发现了八座龙山文化的城址。这些城址分南北两组，南组三座，北组5座，各组中皆有一座面积很大的中心城，余者面积在3至6万平方米之间。由于这些城址大多系调查钻探所得，且没有正式发表资料，学术界多对此持谨慎态度。笔者曾参观过其中的南组三座，注意到它们的形状皆东北——西南方向或东西方向的长条形，并就此请教过调查者，得知北组中也有此形状者，且这些城址中的所谓台基、城墙皆为生黄粉沙土筑成。这不禁令人想起一种典型的河流地貌——沙洲。这些地点上普遍发现的古代遗存，是其被人们利用的证明，有的甚至被较大规模的改造过，例如景阳岗遗址试掘报告公布了一条探沟剖面，有清楚的城垣状遗迹。但似乎不应过高估计它们的意义。
上述城址中，凡经过一定规模发掘钻探者，多发现了两道乃至更多的城垣建筑，是在中原城址不见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且，如丹土、丁公和边线王等城址上的多重城垣，是几经扩建的产物。在同一个城址上反复扩建其规模，暗示了建造它的集体既稳定和强有力，又在不断发展之中。我们还知道，山东地区自大汶口文化早期以来，文化面貌的变化是连续渐变的，而与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以后，文化有过一次明显的调整重组过程有很大不同，意味着当地社会稳步和不间断发展的过程可能开始得比较早。在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各地方类型之间的差别已经变得比较小了。在文化面貌越发一致起来的同时，由遗址规模体现出来的遗址群中聚落的等级分化和通过墓葬制度表现着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分化也日益明显起来。到了龙山文化，这种等级分化现象更加突出。山东地区的城址便产生在这个以等级分化不断加深为内容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的某一时刻。从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隐约感觉到，社会成员等级分化和聚落的等级分化是同步展开的，而与中原地区社会的对抗性矛盾首先发生在聚落之间而非社会成员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那么，是否也可以推测两地的城址之起源或者有不尽相同的原因呢？（二a）长江中游的城址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和山东地区相比，这里是完全不同的生态环境，也是全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及其人类社会，但两个地区的文化过程却很相似。也即从彭头山文化经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是一个自主而连续渐进的发展过程，只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个地区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文化发生很大变化，以至部分研究者把石家河文化晚期视为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这个地区相继发现了八座城址，年代皆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前。湖南澧县城头山（图七）是当地建筑年代最早的城址，最初报道建造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后来的发现其最早的城垣被大溪文化早期偏晚阶段的地层迭压，估计其始建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以后至少有过三次修筑。遗址延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晚期，但就发表的材料看，没有确凿的晚期遗物，所见皆石家河文化早期陶器。目前有关该城址情况的报道，还是屈家岭文化阶段者较多。是知城址平面大致呈圆形，外圆直径325米，城墙系堆筑而成，墙外有护城河，城墙的四个方向各有一门。城址的中部偏南处发现有夯土台基，还发现了道路、制陶区等。又据发掘者何介钧先生见告，在城头山遗址周围约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同期遗址数十处，是一处遗址密集的地区。而在其中发现了城头山城址，则是颇耐人寻味的。
湖北石首走马岭城址（图八）的平面不太规则，东西370、南北300米，堆筑城墙，城墙宽20多米，最高尚存5米，墙外有一周护城河。城内地势不平，西部最低，文化堆积自大溪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遗存是其主要部分。据发掘者判断，城垣的建筑在屈家岭文化早期，约在屈家岭文化晚期遭废弃。在城内东部和东北部发现曲尺形连间房子、灰坑等，中部和北部有墓地。笔者在现场还看到，城内东南部也有很多红烧土，而根据笔者
对发掘红烧土的经验，这一带若非也曾是房屋建筑，就是陶窑之类的设施。和城头山、走马岭形制相似，面积仿佛或稍大一些的屈家岭文化城址还有湖南澧县鸡叫城、湖北江陵阴湘城、公安鸡鸣城。
阴湘城遗址（图九）从远处看，遗址是一高出地面约4～5米的土台岗，城垣为近乎圆形的多边形，东西最长径580米、北部被一河流的曲流的冲刷破坏，现存南北长约350米。墙外环城壕沟宽30—40米。部分地段的城墙建筑在大溪文化时期的堆积之上，城墙上则覆盖了石家河文化遗存，由此可知城址的使用年代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内中部及其以东部分地势高平，一些地方暴露出红烧土堆积，当和住居遗迹有关，现代这一带也为村落占据。城内中部偏西是一道宽50米的南北向低洼地，越过低洼地，地势再度高平至西垣，也发现大量红烧土堆积。鸡鸣城（图十）东西400、南北500米，外有护城河，唯东墙中段不知何时何故断缺，城垣平面近似一个C字。城内中央有高出周围1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发现大量红烧土堆积，当是遗址的主要居住区。
马家垸遗址在（图一一）湖北荆门市南五里镇，城垣保存完整，平面为梯形，东西墙各长640、南墙400、北墙00米，西墙紧邻东港河，并引东港河水环绕城址一周为护城河。南北城墙的中部各有一缺口，但还不能肯定就是当时的城门。西墙中段偏北至城的东南隅有一古河道，情形和下面介绍的石家河城址相似。城内采集到大溪、屈家岭和少量石家河文化遗物，故城址的年代总不越出这个范围。石家河城址（图一二）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约1公里处。平面大致呈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宽约1100米。保存尚好的西垣和南垣底部宽度都在50米以上，现存高度4—6米。城垣外侧为人工开挖的城壕，其平均宽度约80米。发掘和调查发现的一些迹象显示，石家河城址内外的不同区域存在着文化或社会上的功能区分。位于城址中心区的谭家岭揭露出多层迭压的多间式房屋遗迹，并发现了特别厚实的墙体，虽然因为发掘面积过小而不能观其全貌，但是这片居住区中无疑有比较特殊的建筑存在；城西南的三房湾堆积有厚度达1.5米的粗泥红陶杯，这种制作粗糙的陶器虽然不是实用器皿，可是明显存在着批量化和专业化的制作过程；邓家湾地处城内的西北部，除被用作墓地外，还发现了宗教祭祀遗迹和数以千记的陶塑动物。石家河城址的外围也有一些重要发现，例如罗家柏岭就发掘出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庭院式建筑遗迹和一批精美的玉器，而肖家屋脊则清理了大量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墓葬。石家河城址的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时城内的文化堆积已经很少，而东城垣上甚至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种种迹象表明，以城垣为标志的石家河城址布局和功能规划在此时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长江中游的城址多依托岗阜、河流等微观地形修建，形状上不如黄河流域的城址规整。在城墙的建筑技术上，这里采用的是所谓的堆筑技术，即将墙土层层铺垫堆高，过程中或许也进行捣实夯打，由于没有夹板约束，堆积起来的土层薄厚不均，也未必平整。这也许是针对南方的土的粘性极大，潮湿的时候又十分粘软，很难夹板夯筑的特点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直到商周时期，南方建造城墙依然采用此法，如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以及江苏畲城墩等城址，皆为堆筑，而北方则早已经采用夹板夯筑技术了。如此堆筑起来的墙体颇为宽大，墙的坡度却很小，很难起到防卫作用。因此，在城垣外侧开挖比较宽大的城壕，就成为长江中游城址结构上的另一特点。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城壕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开挖相结合方式修建。城壕一方面作为城垣防御功能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能是针对南方地区降水量大和洪水多发特点，集防洪、给排水和交通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就这些建筑技术而言，长江流域的城址和黄河流域者是不同的技术传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演进，依据考古资料分析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土著社会曾经经历过长期的稳定发展。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背景的存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城址普遍面积较大，其中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的出现，与京山、天门一带自屈家岭文化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江汉平原地区的文化中心有密切的关系。
长江中游发现的几座城址都是区域内的中心聚落。经过细致调查的一些城址，如石家河、马家垸、城头山等的周围都或疏或密的分布着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若从整个两湖区域的视角去观察这些城址，可以发现它们在面积上呈现出金字塔型的结构，且城址面积的大小和该城址至石家河遗址的距离大致成反比，即偏在湘北一隅的城头山、走马岭两城面积仅8万平米左右，而其他距石家河城较近的城址则在20—25万平方米之间。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是经过规划营建的，并且在屈家岭文化时已经产生了等级分化的初步标准。考虑到这一地区无城郭的小型聚落的大量存在，可以认定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能够划分成三至四个等级，它们组成的多级的管理机构，共同维系着两湖地区史前社会的完整。两湖地区城址的这种金字塔形结构与长江下游地
区良渚文化的聚落结构极为相近，而与黄河流域的城址面积大多相去不远的情况有相当的不同，或许表明了两大河的中下游地区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并不完全相同。长江中游地区城址出现与繁荣的时期正值江汉地区史前文化的统一性最为强盛的阶段，其间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有学者认为单凭石家河聚落的人口和劳力很难完成像石家河这样规模庞大的城址，因此该城作为一个政治中心是长江中游许多族群参与建设起来的。诚如是，联系到一些城址内存在的功能分区规划，应该可以说此时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活动组织能力和社会调控机能。
出现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部分城址，如马家垸和走马岭等，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已经衰落，暗示了江汉地区从屈家岭向石家河文化的转变很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又是以不破坏整个地区文化传统的延续性为前提。但是到了石家河文化文化晚期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江汉地区史前城址的全面废弃和具有中原风格的器物群的普遍出现，都反映了土著文化连续发展进程的中断。这种文化现象的发生或许正与中国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以华夏为主体的民族对江汉一带的几次大规模军事征伐活动有关。（二B）长江上游的城址
1995年底，四川成都平原上发现一批史前城址，它们分布相对集中，在文化面貌和城建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特点，为探索四川盆地内聚落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提供很好的材料（图一三）。
新津宝墩城（图一四）平面作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长600米，面积达60万平方米。城墙中下部为堆筑，并使用了板或木棍之类的夯筑工具，城内发现方形木骨泥墙建筑。
郫县古城（图一五）呈长方形，长约620、宽490米, 面积30.4万平方米。保存较好的东城垣北段有一缺口，或为城门所在。城内中部有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其上更发现规律排列的五座卵石台基，显然其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居住遗迹。
温江鱼凫村古城（图一六）的平面为不规则多边形，面积约32万平方米。墙体为斜坡堆筑，未见明显使用工具的痕迹，一些夯层之间及墙表发现有起加固及防水功能的卵石层。
都江堰市芒城（图一七）呈较规则的长方形，城垣分内外两圈：外圈南北长约350、东西宽约300米,面积约10.5万平方米;内圈南北长300、东西宽约240米。城内也发现有木骨泥墙的建筑。该城址虽然文化内涵与宝墩遗址一致，但是发掘者推测其在时间上可能略晚。
崇州双河和紫竹村两座古城的结构相似，都具有内外两圈城垣，内、外城垣之间相距约15米。长江上游
地区的这些史前城址均只经过调查或小规模试掘，同时四川盆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也还处于初步建立的过程之中，这就使得研究者很难断论各城址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现有材料可知，成都平原的这些城址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城址都建于台地之上，方向大体与附近河流平行；城垣沿台地边缘修筑，形状不甚规整，城墙外也没有发现壕沟一类设施的报道；墙体堆筑，夯层厚薄不匀，可见这一地区的筑城技术尚具一定的原始性；城址内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相似，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大致同时或略有早晚，初步认定其年代应当在公元前2600～1700年之间。
（三）内蒙古中南部的城址 八十年代初，以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的发现为肇端，内蒙古中南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史前城址－石城，被逐步认识出来。至九十年代在这一地区共发现了近20座这样的石城，它们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包头市大青山西段南麓；岱海的西北岸和准格尔旗南流黄河的沿岸。
大青山西段的5座石城都坐落在大青山南坡的第一、二级台地上（图一八），自西向东依次为阿善、西园、莎木佳、黑麻板和威俊遗址，绵延长达30公里。前四座城址在形态上均由东西相对的两个台地构成，依台地边缘砌筑石墙。其中阿善遗址总面积50000平方米，房屋建筑早段和晚段分别流行半地穴式及地面石墙建筑。值得注意的是，西台地南端有一组由十八座石砌圆锥形石堆组成的遗迹，全长51米，推测其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西园遗址内发现石块砌成的圆角方形房屋，门皆朝南，面积多在20平方米左右。莎木佳遗址也有石砌房屋建筑，遗址的西台地中部发现的一座长26米、宽11.2米的“大房子”，或具有聚落中心建筑的功用，该遗址的西南隅有石圈构筑的祭祀遗迹。黑麻板遗址总面积20000平方米，西半部发现依山势作阶梯状排列的石墙房屋基址12座（图一九）。东半部近北墙处则有“回”字形的石圈建筑。威俊遗址（图二十）位于相邻的三个台地之上，面积40000平方米左右。各台地上分别建有石墙，房屋为圆角方形的石墙建筑。在第一、第二台地上有用作祭祀的方形石圈。
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南流黄河两岸的石城址包括准格尔旗的白草塔、寨子塔、寨子上、小沙湾和清水河县的马路塔、后城嘴等六处。白草塔遗址（图二一）位于黄河西岸阶地，一条长约240米的石墙将三级阶地以上的部分封闭成独立的聚落单位，多见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小沙湾遗址（图二二）的总面积仅4000平方米，遗址的北侧建有两道石墙，发现的5座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小沙湾以南10公里处的寨子塔遗址（图二
三）北部也筑有两道石墙，寨门附近有类似了望台之类的设施。整个遗址为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将近5万平方米。房址多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少数房址的内壁以石块叠砌。寨子上（图二四）和后城嘴遗址的面积分别为30000和40000平方米，石城内的房屋建筑趋于多样化，半地穴式建筑外，还出现了地面石墙建筑和窑洞式建筑。岱海西北岸的石城包括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处，它们皆北依蛮汗山，而面向岱海及其周围的开阔平地（图二五）。老虎山遗址（图二六）位于山坡凹地上，平面呈簸箕状，石墙沿两侧山脊而上与山顶约40米见方的方形石圈相连。遗址内发现依山坡台地修建的70座长方形或凸字形房屋。城外的低洼处有当时的窑场，已发现三座馒头形窑、泥坑、工作台和陶坯、泥条等。西白玉遗址（图二七）的平面形状与老虎山相似，沿北墙内侧筑有1.5米宽的石台阶。板城遗址（图二八）附近的山顶上发现5个5米见方的石坛，沿山脊呈“一”字形排列。大庙坡西南距园子沟遗址6公里，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
从聚落群的角度考察内蒙古中南部的三组石城址,应该注意到它们在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大青山西段南麓的石城与准格尔地区的小沙湾、寨子塔、马路塔、后城嘴四座同时，相当于庙底沟二期（约BP.4500～5000）。这些城址的面积都很小，一般在数千至一两万平米，聚落群内部分化并不显著。其中阿善、寨子塔两处聚落的面积较其他遗址稍大，但仅据此还无法断定它们是否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这两组聚落分别位于土默特平原的北侧和东侧，距离相区不远。每组聚落的内部在文化和习俗上保持着相当大的统一性，但两者之间却在石城结构、祭祀方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状况意味着以小地理单元为单位的某种人类共同体（如部落联盟等）的存在，土默特平原边缘分布的这两组城址或许正是相互为敌手的，人类社群间的对抗是以聚落群为单位展开的。岱海地区石城的兴起则是进入龙山时代以后的事情，据老虎山和二里半遗址的碳十四数据，它们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200至4500年。此时包头附近的石城群已经衰落，准格尔地区的石城也大量减少。岱海聚落群内部的分化开始扩大，除数万平方米大小的城堡之外，老虎山遗址的面积达到了13万平方米，而大庙坡、园子沟更分别达到25和30万平方米。这些城址沿蛮汗山山前台地“一”字排开，面积较大的几处遗址分别位于整个聚落群的东西两端，大致以老虎山及其周围城址为一组，而园子沟－大庙坡及附近聚落为另一组。它们的主体文化因素分别承继阿善三期文化和本地的海
生不浪文化而来，已有研究者指出它们形成之初就在人群和文化来源上小有不同。与前述聚落群之间的对抗方式不同，这里更加强调了对同一地理区域内资源的争夺，社群的竞争发生在聚落群的内部。
内蒙古中南部的这些石城，除少数面积大的（如老虎山、大庙坡等）可以将日常的居民生活同防御功能结合起来之外，多数城址面积过小，所能承载的居民人口和日常活动能力都有限，它们在性质上更可能只起军事堡垒的作用。同时，这里聚落的选址明显放弃邻近的水热等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平坦地区，而着眼于地形较为险要，更利于防守的山前台地。加上石墙等防御设施的出现，使我们相信防御功能上的考虑和保护社群的安全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聚落选址的首要标准。石城的集群分布和防卫设施的加强，反映了内蒙古中南部史前时代不同人群间冲突的加剧。这种现象的发生与距今5000年前后发生的气候波动事件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紧张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