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_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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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
发布日期: 2006-11您是第[10]位阅读者马小红
■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
■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
古人释“贪”为“欲物也”，“爱财”，“探也，探入他分”。即贪就是对物的占有欲望，喜欢钱财，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别人囊中，获取非分财物。当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探入他分”的时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腐败便由此产生。因为腐败与人们的贪欲密切相关，与权力相依相伴，所以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对政权的危害自不待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
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反腐败便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对腐败的遏止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通过道德的教育，遏止人们尤其是官吏的贪欲。这是一种营造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法。这种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是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训，唯一的内容就是决不允许为官的子孙贪赃枉法，若有贪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将有贪赃行为的子孙永远开除家籍，连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坟，这在家族关系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最严厉的家法了。此外，社会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视。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重义轻利”的最好注解。爱财固然发自人的本性，但是，财物的取得却必须合乎道义，遵守规范。“探入他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将会为舆论所不齿；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会遭到舆论的鞭挞，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惩戒。坚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扬清激浊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官吏的见贤思齐，自尊自律。
中国古代遏止腐败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官吏的机构和制定严惩贪赃的法律。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掌“纠举百官，肃正纲纪”的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格外重要。监察机构的首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对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进行弹劾，同时御史台根据制度不断派出官员巡视地方，以察举地方官员的非法之举。惩贪法律的制定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便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闻名于世的《唐律》虽然只有五百零二条，但是其中涉及到严惩官吏腐败的条款甚多。为防止权财交易，《唐律》规定，为人（或为自己）求情而破坏制度者，处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应了请求，与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别人的礼物而为人求情违法，其罪将比“赃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两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礼物，但并未枉法者，则减等处罚。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比较而言，中国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教化为重的“礼治”社会，人们深信，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力远比制度的制约力强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认，中国古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对防止腐败有着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对道德的过分依赖，使我们常常漠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为“具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借鉴古代的经验，既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视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样反腐倡廉才会卓有成效。
看《帝国潜流》解读可怕的灰社会现象小乔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国城的一代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在“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的悔叹中，黯然辞世。中国历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没有几个人的命运，如他这般跌宕凄凉。这个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着君临天下的愉悦，而用李光阁在《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中的话说，他却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灰社会”带来的苦果，并由此走上了历史典籍，背负着后世数不尽的嘲讽。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线性的定式和思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以及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转换一种方式，也许能够赋予历史诗性般的活力和颠覆性的美感。在解读北宋帝国兴衰的深层次原因时，李光阁摒弃了传统的理论归纳，而是引入“灰社会”这个概念，将北宋帝国的灭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1
代史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评价此书时所说，该书“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帝制社会崩溃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闪烁着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辩的光焰”。
在作者看来，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作者没有故弄玄虚地兜售理论，而是通过解构妇孺皆知的名著《水浒传》，以故事化文本还原社会原生态。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作者借助于现代散文话语的叙述与神采，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颇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让人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切身感受帝国王朝动荡与个人硬度生存的冲突，获得对传统社会下文化心理与制度指向的直观认知。
《水浒传》是基于史实虚构而成的作品。在李光阁眼中，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被他当成了记录当时社会状态的纪实性文献。他的这种解读方式是新鲜的，而总结出来的灰社会现象也是令人震撼和可怕的。正是这种解读，使梁山１０８位好汉的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在《帝国潜流》里，作者演绎了灰社会生成的过程。李光阁认为，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
按照作者的逻辑观念，灰社会的生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朝纲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灰社会如同病毒般首先从中枢神经蔓延开来。二是“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灰社会如同瘟疫般无可救药地从草根层迅速传染。三是“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全部失灵。四是“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富商兼大地主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开始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
在灰社会现象下，律法、政局、社会以及个人的命运，都出现了严重的颠乱和失序：通过不露痕迹的精神贿赂，高俅得到了一国之君的赏识，青云直上做了殿帅府太尉（《一个无赖的发迹》）；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合法性伤害》）；施恩创造了黑社会公司化发展的历史，现在那么多打着公司旗号搞非法活动的东西，原来都是在喝他的洗脚水（《一个黑社会公司的变脸》）；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蔡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梁中书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夫人路线》）；律法虽然没有明码标价公开叫卖，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如果犯人们不愿意支付或者没有银子支付，完全背离了管营、差拨的获利预期，他们就会行使合理伤害权（《律法的价格》）。这些灰社会现象，在作者故事化的解说下，变得生动而又富于哲理。
在灰社会状态下，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这方面的典型是杨志。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按照杨志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他打算靠自己的武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凭借个人的能力，他走上了殿司制使官的位臵，甚至贪婪成性地梁中书看了杨志的表现，都直接把已沦落为杀人犯的他，提拔为管军提辖使。但是，就这么个英雄人物，却成为替宋徽宗和梁中书押运私产的保镖。由于自然灾害和小人牵制，他把上司交付的私事给办砸了，为了躲避惩罚，他注定只能走上流亡之路。成为流浪汉的杨志，其实并没有放弃对朝廷的幻想。在水浒世界中，杨志先是用自己的能力“博前程”，再用财产“买官位”，然后用家族的荣誉“换衣饭”，这些都失败了，他只能流落在草丛里，用血命去“赌生存”。在灰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的离乱以及个人命运的卑微，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震撼。
《中国经济时报》2006-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