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改革推进军事“两个根本性转变”_军事科学的根本任务是

以深化改革推进军事“两个根本性转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军事科学的根本任务是”。

以深化改革推进军事“两个根本性转变”

当以军事改革为表现形式的新军事革命浪潮汹涌向前，“两个根本性转变”深入发展之际，我们应该认清时代特征，乘风扬帆，驱动改革之舟驶向军队建设的新岸。

时代涌动改革潮

“数量规模”、“人力密集”与“质量效能”、“科技密集”是两种不同的建军模式。改革，是实现后者向前者

跨越的必要手段。我军从战争年代脱胎而来，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支配下建立起来的运行机制与军队结构，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调整改革，已经向“精兵”之路迈进了一大步。但是，原有的机制和结构影响依然存在，官兵素质、指挥手段、编制体制仍然难以适应未来战场和新军事革命的需要。今天，武器装备发展日新月异，一件新式武器的发明、使用，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或大或小的军事改革，“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时代大潮的呼唤。

军事发展对军事改革的要求与以往不同。一方面，军事改革有着不容迟疑的突变性。任何一个领域的竞争与对抗都没有军事领域这样激烈，其结局具有强烈的不可逆转性，其成败得失往往在平时就已见分晓。因而，某种改革一旦取得成效，将会迅速蔓延，形成世界性的改革浪潮。早改者赢得主动，晚改者收获“苦果”，这是当今军事世界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军事改革的时机具有易失性。当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战场上显示出它的超常威力并改变了战争形态时，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可能热衷于进行军事改革。发达国家并非永远握有改革成功的先机，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完全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关键是要具备对世界性的改革大潮更敏感，更具有捕捉时机的能力。不改革就要落后挨打，不改革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特殊使命所不容。

军事改革是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有阶段性的社会改革都有军事改革贯穿其中，而重大的军事改革又往往给社会改革以强大的推动。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的发展，把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推上了一个更高水平，进而促进了构成综合国力诸要素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变法革制无不把尚武强兵、振兴国防作为基本内容和主要目标之一，每一次军事改革都显示出其强大的推动作用。从春秋时的管仲改革国防体制、倡导兵民合一，使齐国雄居“五霸”之首，到我国推行改革开放将国防现代化纳入“四化”之列，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莫不如此。

今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制定了一系列迈向21世纪的改革纲领，军队改革再次向纵深挺进。如果说跨世纪军队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军队由机械化向智能化、电子信息化转变的话。那么，这支军队不仅能为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还能带动高科技的发展，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为社会提供一系列诸如管理艺术、意志品质、无私奉献、组织纪律、科技素养等精神产品。这是腾飞的需要，又是机遇的再现。乘十五大东风，将军事改革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之中，“两个根本性转变”就一定能够实现。

找准新质的生长点

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而进行的改革，是一项前人未竟的事业，是对既往改革的拓延，是首战之后的续战、再战，必须重新布势，谋求新的生长点。

以编制体制的调整为主要突破口。“真正说到底，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最根本的。”邓小平同志70年代中期就一语切中要害，提出我军存在的弊端，并再三强调“不改革体制不行”，“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江泽民主席指出，调整体制，压缩规模，优化结构，理顺关系，把体制编制搞得更科学。改革编制体制，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编制体制不科学，不合理的状况，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精干灵便、战斗力强、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科学的编制体制。从我军现状看，长期以来，体制编制积累下了很多弊病，诸如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机构臃肿、部门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不高、指挥不灵；部队编组和编制过于单一，合成程度低，不能适应多种作战任务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需要。如果不从体制编制上理顺关系、解决问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以进行。从“两个根本性转变”来看，我们绝不否认大量先进武器装备的注入，能使军队上质量、增效能。但是，机械化、空中力量、无线电等技术的运用，也只是在德国人提出“闪击战”思想，并采用了与之相适应的部队编成后，才充分发挥了潜力。战争实践表明，科学合理的编制体制，能使战斗力得到倍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虽然技术方面的变化属于一般性，但编制体制方面的变化往往具有革命性。新出现的联合作战概念，就是在现有技术装备基础上，通过体制编制的优化，实现了“人——装”、“装——装”之间的最佳结合，谋求了军队最大的整体作战效能。古今中外的军事改革，无不是从体制编制上入手，把体制编制的优化作为改革的支点，并取得良好改革效应。今后，把改革的重点放在编制体制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军体制编制的改革，不仅有利于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实现，而且现实条件也比较成熟，易见成效，能较快地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为解决其他方面的问题创造条件。

在整体配套中谋发展。“两个根本性转变”中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达不到要求，都可能影响新的组

合，新的功能。武器装备的改进、军人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体制编制的调整是军队改革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才能构成有机的战斗力系统，发挥出整体作战效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变”。离开或削弱了哪一个方面，这个系统都将失去平衡。承接既往的改革成果，补齐历史造就的“短板”，在体制编制调整的同时，要注重战斗力的主体要素——人的转变，重视和发挥高科技知识的教化作用和认识功能，提高官兵的科技文化素质，让更多的“白领”、专家型军人走上军事指挥的前台，使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进入决策，管理以及各种日常工作，让指挥机关的业务素质由单一型向综合型、经验型向科学型、事务型向谋划型，由理解执行为主向研究创新为主转变。着重开发利用与我国国情、军队现有技术构成、官兵素质、战斗力系统整体效能相适应的技术，并注重搞好科学技术向战斗力转化的系统设计，力争高低搭配，多元组合，衔接配套，协调发展，以利于整体效能的发挥；突出抓好指挥方式与手段的改革与更新，保证情报信息的互通共享，实现指挥、通信由纵深向横宽，由点、线向网状的转变。

以“中国特色”为主轴线，“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是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共同选择，是“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客观要求。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我军的历史使命和现有技术构成，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决定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的实现，应该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主要包括：军事斗争准备必须符合战略上的防御性、“数量规模”满足防务需要的足够性和“科技密集”具有与国家经济、科技实力、人的素质，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外交政策和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传统相一致的适应性。它从根本上规定了新时期军事改革的方向。以此为规范，“两个根本性转变”中的改革，必须依据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着眼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发展，充分考虑潜在作战对象的军队编成，作战能力和作战手段，以及我军可能采取的作战形式、作战方法和手段，科学合理地确定军队的层次结构、部队编组、人力、科技的数、质量与密集程度，坚持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把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有所赶，有所不赶，有所超，有所不超”。

先走出“过去”，再走进“现在”

改革既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又是对主观世界的修正。改造世界必须率先改造自我，走出过去的自我，方能改造现在的世界。

摘掉头上的“悬剑”，走出惰性的泥潭。言及改革，我们既可能因为过分“恐高”，自惭“家什”不如人，进而导致不激（进）则（懈）怠；还可能囿于昔日的光荣，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惰性的泥潭。前者往往容易一谈改革似乎“科技密集”、“质量效能”势必“高、精、尖”多多益善，没有装备事难办，后者常常把“继承传统”当标签，进也迟疑，退也迟疑，左冲右突无进展，最终莫如照抄照搬，没风险又省力。诸上情况，过去存在，今后则必须避免。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不只是具有技术的先进性，而应是技术、军事思想和军队组织编制相结合的产物。拥有新的技术装备，只是拥有了军事改革的前提条件，物质技术不占优势的一方，如果从作战理论、体制编制、军队建设诸方面寻求补救条件，同样可以扬长避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国诞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及其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便是在机械化战争时代超越自身物质技术条件而成功进行军事改革的典范。完全可以说，在军事改革上，无论技术优劣，大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关键在于谁能最敏感、最及时地牢牢把握机遇，抢先占领起跑线，并尽快完成一次改革的大循环。另一方面，要提高对光荣历史的辩证认识，大胆地接受新事物，开拓新领域，使“发展中的继承”赋予优良传统以新生命，贵在不抱残守缺，盲目推崇传统，提倡改革精神。

“用一点革命的方法”，“成熟一件做一件”。改革，既是对旧的破，又是对新的立。破旧，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立新，往往还会困于“知道必须马上破，不知道破后怎么立，立什么”的窘境。诸如编制体制的调整，大规模地精简机构和员额，必然涉及到一些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落实中，往往出现“原则赞成，一涉及到自身的利害，问题就出来了”的现象，形成程度不同的阻力，其结果也往往是要么在左右照顾中平衡，要么减东家，增西家，“按下葫芦冒出瓢”。回顾既往改革历程，在许多方面，我们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虽然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却又经历了许多不应有的曲折。今后，面对阻力，必须来点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方法，既要教育广大官兵个别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局，又要强化法制手段，从政策和制度上为改革提供保证，创造条件。制定方案，要深思熟虑，科学论证，一些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东西，不应匆忙出台，草草行事，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

“抓头头，头头抓”，加强改革的宏观指导与具体领导。军队改革必须贯彻自上而下的原则，这依赖于上面的统筹规划，拿出改革方案，提出改革的方针原则和步骤方法，绝不能提倡“微观搞活”，到下面去寻找自己的“模式”或“随机碰撞”、“相机形成突破口”。但是，“改什么、怎么改”通常又要自下而上逐级论证，逐级“拍板”，当理论尚不完全成熟时，就要依靠各级领导机关，依据总的理论原则，凭借自己的慧眼卓识，果断决策，靠领导的组织指挥艺术运筹帷幄，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再好的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和作战方法，也难以实现优化组合，形成现实战斗力。主观上，我们过去一直在向这方面努力，事实上既往的改革并不顺当，以致出现许多问题。诸如不少单位为了改革指挥方式和手段，购置了不少先进的设备，由于缺乏总体规划，不是上下左右不兼容，便是人机智能太悬殊，结果往往是有了先进的设备，开发利用率却很低，指挥效能仍与以前差不多。发挥了下级的主观能动性，减轻了上面的“裤带紧”，实际上花了不少冤枉钱，最终远离了“效益性”。理论研究由于指、技分离，研、用脱节，许多新发明、新技术往往首先在“认识差”中成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橱窗产品”，表面上新成果层出不穷，实际运用中依然故我，长期处于“复制古董”。改革实践证明，决策层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的前途与命运。抓头头，头头抓，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把各级领导层的素质提高到与军事改革和军队履行职能相适应的水平，率先实现指挥人员的知识结构由指技分离向指技合一，决策活动由经验实证型向科学创造型的转变。这是实现军事改革目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