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策略形势与政策27[材料]_形势与政策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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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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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又称金融海啸、信用危机及华尔街海啸等，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面早已波及至全世界。关键词：金融危机；形成原因；中国经济；中国态度；影响；政策

一、如何定义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

二、金融危机形成原因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

（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三、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

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多年的“入世”之后，中国经济一方面深具对外依赖性，对外贸易依存度极高；另一方面也因自身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而伤痕累累，弊端丛生。在自身问题还未来得及解决之时，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经济困局迅速加深，使本来有可能主动进行的调整转为难堪的被迫应对，使本来可以承受的经济波动演变为难以承受的社会痛楚。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面对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困难局面，社会上对于是否坚持改革的方向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对改革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多年来的改革执行的是一条“资本主义改革路线”。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分配不公、民生问题严重、易受外部经济冲击等等，都是改革带来的恶果。而大多数人则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以三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变为全方位开放，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意识得以觉醒，这些都是改革的成果。而目前我们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则正是因为改革还有待于突破。

在2008年12月18日中央召开的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胡锦

涛再次重申了党的十七大的结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不仅仅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同时也表明质疑和否定改革的声音仍在继续。

要将这些质疑的声浪压至最低，就应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将改革继续深化下去，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改革更显得时不我待。对于决策者来说，应承认中国所面临的危中之机，应尽快地、坚决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靠出口支撑的投入型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进入21世纪以来，增长方式转型早已成为明确的执政目标，“又好又快”更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不过，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型始终未能实现。在经济形势较好时推动转型，震荡较小，痛苦较轻，但又因压力不足动作不大；在经济遇到困难时推动转型压力加大，却又因担心过于痛苦而延迟转型。甚至在世界经济步入衰退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饱尝出口依赖之苦，保持旧模式的冲动仍在继续。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经济失衡酿成的这场危机面前，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唯一机会和选择，中国已经为这一步走得过于迟缓付出了代价，如果不主动转型，未来的被动转型只能更加痛苦，难以承受，再不可存有侥幸心理。

四、深化改革方解困局

1、需警惕上轮扩张性政策的负面影响。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还推动了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但那一次采取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的举措，也使得投资率逐年上升。

持续提高的投资率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是资源约束矛盾加剧。2003年后，广东、上海、四川、甘肃等17个省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部地区拉闸限电现象频发，后来更演变成全国性的电力紧缺，铁路货运以及一些重要原材料也出现了供应紧张。其次是生产能力超过有效需求规模。在600多种主要产品供求统计中，供大于求的产品从1998年上半年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数工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再次是消费能力相对不足。2002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8.2%，为“九五”时期以来最低值，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10～20个百分点。2003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了17.6个百分点。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

时隔十年之后，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央又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今后两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安排。这次历史上更大规模的建设和投资，如何避免以往的问题再度发生，是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能

否妥善应对这场危机的关键。

2、改革滞后导致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无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验有三条：一是改革始终是围绕着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展开的；二是始终坚持用经济的办法，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从这些基本经验出发，应对此次危机，仍然要用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化解矛盾。既要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更要加快体制改革，必须把扩大投资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利用这次危机，加快改革进程，理顺几大关系，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此次经济危机的受益者。否则，只会进一步加剧结构不平衡的矛盾，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

3、需要在价格形成机制、垄断行业、政府管理体制以及收入分配体制上加快改革步伐。在加快体制改革上，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尤其要实实在在地推进：

（1）必须加快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尽管价格改革迈出了很大步伐，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有一些领域的价格改革滞后于市场发育的需要，典型的是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能源价格改革，首先，要下定决心，不能因利益集团的反对和一些短期因素的考虑（如CPI等）就停滞不前。只有理顺了能源价格，才能真正步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保护型社会。稀缺是由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的，但短缺是由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造成的。没有能源价格的理顺，“煤荒”、“电荒”、“油荒”将会反复上演。其次，能源价格改革要与能源领域的打破垄断，要与政府监管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在垄断条件下，简单的价格放开，不仅不会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会牺牲社会整体福利。价格改革，政府监管也必须跟上；否则，会造成整个市场失序，达不到预期效果。

（2）放开准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近些年实际处于停滞状态。铁路最突出，依然是政企不分。面对垄断领域的改革滞后，必须按照市场化方向，打破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大力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形成竞争机制。这样才能带动私人投资，经济的整体效率才会得到不断改善。

（3）加快政府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经过多年的改革，特别是经过五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但总体上讲，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仍然较多，并掌控了过多的资源。首先，要改革靠行政管制来分配资源的方式，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次，切实把精力转向公共领域，真正履行好对市场的监管职能，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如食品、药品的监管。再次，要加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综合协调，抓好中期发展规划。最后，要加强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这次危机可能会使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但是环境保护工作不能减缓，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不能以更严重地牺牲环境为代价。环保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发挥

作用有限，政府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4）加快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民生改善了，内部需求才能持续拉动。目前，消费拉动经济的比例还不够，要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这就要求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真正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时，要加快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央早已作出的重大决策，关键是要下决心尽快付诸实施。中国有13亿多人口，居民保持着相当高的储蓄率，因此居民消费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只有让居民的收入实现增长，生活有所保障，才能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

面对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第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第二，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可持续发展是体现国家和地区长远发展的最终需求，这在当前尤为重要。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动荡，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竭尽全力寻求良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社会解决方案去应对一下挑战？这里的社会解决方案就是，在平等和公正目标下，通过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机制来实现财富和产品的合理配置，使最广大的消费群体共同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在发展中相互受益。在这里，我们确定经济问题解决方案的社会内涵有两个标准：或是目的的社会性；或是福利供给必须是个人之间的相互贡献或者是义务参与。社会解决方案犹如中医和中药，虽然可能不会药到病除，或许可以治根治本。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金融危机

[2]博学网《浅谈金融危机与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