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型期社会资本的探析_经济转型期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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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期对中国社会资本问题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社会及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逐渐增多，同时我们也发现在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出现大量的流失。本文试借助布迪厄、科尔曼等一些国外学者及国内杨雪冬的观点对社会资本的概念进行界定、范围进行探索，从当前国内出现的热点问题对中国城市的社会资本流失进行探析，进而寻求对社会资本培育的方式，来创造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构建充满爱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社会资本信任城市

引言：不同阶段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信任，没有信任社会秩序无法建立，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想实现自身利益、目标和价值，想要更好的自我的实现，就必须不断加强自己与他人、社会的交往。信任可以通过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来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使多样的社会个体之间能够组成群体，发挥信任的社会功能。信任的存在，可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避免“囚徒困境”的现象，促进会高效率的交易与合作；信任也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团结，[1]整合社会秩序。

曾经引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严重质疑的“郭美美事件”，造成中国慈善的信任危机。国人怀着一片爱心与信任，将自己的资产所有权让渡给红十字会，以更好的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等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构建，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是，当看到一个住着大别墅、开着玛莎拉蒂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出现后，立即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从事了20多的年中国慈善公益工作的黄鹤说，慈善事业从官方走向开放，从封闭走向透明，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从中国公益事业诞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信任危机，似乎所有的人都不在相信慈善了，他甚至认为2011年一定会写入中国慈善史的一年。是公众的问题，社会、媒体还是组织本身？无疑这些都对中国当前城市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破坏，让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荡然无存，阻碍了社会更好的发展。

2011年10月13日的一天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对小悦悦一家来说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一个活泼开朗的两岁小孩，当她再次在街道上玩耍的时候，被两辆车碾过，路过的18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关注她更没有一个人去抱起她，只等到第十九位的那个阿婆陈贤妹抱起了她，但并没能成功挽救这个小天使。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常委会上说：我们不否认这个社会中有道德有良知的人是大多数，但是这不是一两人表现出来的社会冷漠，这18人表现出来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同时指出，要认真反思出现悲剧的根源，要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我们身上的丑陋，要忍着揭开疮疤刮骨疗伤的疼痛，唤起全社会的警醒和行动。我们可能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的无情？假如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怎么样呢?同时我们必须思考这个社会是怎么了，难道没有规范制约那些见死不救的人，难道他们没有想到那就是他自己邻居的孩子？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言，我们必须忍着刮骨疗伤之痛，用良知的尖刀来解剖社会的丑陋，唤醒那些麻痹的市民来创建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一个城市不能没有秩序，但是一个城市更不能失去爱心失去普遍的信任，当一个城市的市民普遍变得陌生起来的时候，这个城市的局面将很难获得拥有幸福感的生活，更谈不上是一个充满爱的城市，何谈和谐社会。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及其与信任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观点

社会资本是来自社会学的术语，一般用来指人们通过社会交往而在特定范围内形成的社会关系，常见的家庭、街道、社区以及与朋友、熟人间的人际关系。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相

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布迪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拥有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成员身份有关。他从集体的角

[2]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信任状”。布迪厄

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地加以运

[3]用的社会联系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资本的数量。

被誉为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科尔曼主张，除了人的技能和知识之外，人力资本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个体与他人共事的能力，而这种与他人共事的能力，又须视这个社会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高低及其能否

[4]将个体利益融进群体利益来决定，在这些共享的价值观中，信任即为其一。科尔曼将资本

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而物质资本是指物质性的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社会资本是指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

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这是目前许多学者基本上认同的定义。他认为民主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人们的合作。人们之所以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原因首先在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稳定的信任关系使自发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巩固的社会信任又是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的。所谓互惠规范是指合作者基于未来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不是出于对法律性惩罚而遵守规范，但是让互惠规范起作用的一个社会前提是存在着一个社会交往网络。社会资本就诞生并体现与这一社会交往网络中。因此，按照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次，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5] 的一种特征，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发展。

中国的很多学者对社会资本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我比较认同的是杨雪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

[6]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这里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长期性，个人、组织

在构建社会资本中的能动性，以及认同关系的互利性。社会资本在很多程度上是利益结构共同体的代名词。因此，社会资本不仅表现为个人、组织间相互联系的广度，而且体现为这些联系的稳定性和扩展度。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但是有很多的载体，如信任、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家庭和社区等。

福山直接把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他说，“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与普及程度”。他认为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到文化的影响，他建立在道德和习俗的基础上，所以信任实际上是以文化为基础，而主流文化的特征决定了信任的方式和程度。一般说来，信任主要存在于家庭和社团两种组织之中，相应地由这两种组织形式提供：一种是由家庭提供的信任。它表现为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的家族主义，容易造成非亲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排斥，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聚合能力的强弱：另一种是由社团提供的信任，表现为社团内部

[7] 成员互助的团体主义，这有利于促进更广泛的社会信任，聚合社会资本的能力强。

（二）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

很多学者在论述社会资本的时候都把信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在对社会资本的研

究中也从不同的角度测量信任的指标，比如公司对政府的信任指标等，福山甚至直接让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在看待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时，首先，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与社会资本均建立在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上。其次，信任度的高低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多少。一切社会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信任度越高，社会资本就会越多，这就意味着越能节约社会成本。一定社会关系的持续需要信任来维持，人类的相互交往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导致和促进人们的合作，是人们之间联系的润滑剂。如果没有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社会将很难正常的运行。

二、社会资本的作用

当今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早已跨越了社会学的边界，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在政治学中，社会资本着眼于整个社会，而不是小的团体，政治学上的社会资本更多的是指宏观体制等问题的含义，用以概括全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关系以及遵守合作规范的行为倾向。这里的社会资本已经不再具有负面的外部性，而更多的成为完美的公共品，是市民社会、公民道德类名词。普遍的信任关系无疑会促进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的形成和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从而构成支持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一）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带来的普遍信任可以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从我们大学的考试可以看到，每场考试都会有两个以上的老师监考，还有巡考人员，这就体现出老师对学生的普遍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没有两个老师的监考学生可能会作弊。巡考人员是对监考老师的不信任，他们假设或者认为如果不是他们亲自出马，监考老师就不会对作弊同学进行处分，来维护考风考纪的公平公正。如果我们全校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存在普遍的信任，每次考试只需要一个老师发一下试卷就可以，更没有必要统一安排考场和那些巡考人员。这无疑可以有效的节约大量的成本，以更有益的事情。

（二）可以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曾经的彭宇案让社会中的人谈“扶”色变，他们本是出于爱心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但是最后却是讹诈与法律的不公。有点人曾感叹，那一位老人的行为夺走了大部分老人寻求帮助权。是那些过路人没有道德还是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一个做自己力所能及事情的环境？他们的善心如果得不到善报肯定扼杀他们再次行善的积极性，这也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的普遍滑坡直至突破底线。

（三）促进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丰富的社会资本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的成本，缓解交易过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都在促进社会的各个机构正常的运转，从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良性循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转型期我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思维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革也使我们传统的交往方式、关系网络及价值观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些变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我们社会的社会资本造成很大的损害，引起社会信任的缺失，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在近些年的政治领域，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或者共产党员深入基层，为民解难，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官场的腐败，三公消费的不透明，权钱交易的潜规则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不能否定，假冒伪劣产品更不能视而不见。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是在不断的履行还是逐渐被商家们所忘记？科技的发展的成果显而易见，但是真正的文化是发展还是倒退可能难以定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早已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已经屡见不鲜。

四、社会资本流失的原因分析

社会资本的缺失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下面主要从社会成员的参与性、社会关系网络和现在的一些道德文化、制度机制进行探析。

（一）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降低了社会成员的参与度。

首先，我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活娱乐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不在是传统的那种在街头巷尾唠嗑、拉家常，我们看到更多的进入了健身房，坐到了电脑旁，选择了现代娱乐方式也同时拉远了原本亲近的邻里关系，对一些社区的集体活动漠不关心。其次，我们应当看到看到当前的社区建设的不完善，民间社团并不能很好的发展。这些都导致了社会成员参与度的降低。

（二）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

直接稳定而长久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普遍的信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现代社会是以高速流动性为标志，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易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不同区域间的比较收益日益拉大，信息、交通条件的显著改进，以及

[8]人们就业自由度的显著提升，导致人口流动和就业选择的社会空间日益拓展。

（三）道德文化及法律约束机制的缺失

道德文化及法律机制都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是社会正常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控制力量。他们通过协调和控制个人的行为来维持有序厄社会生活。在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使道德文化面对难看的境界，很难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然而，具有强制执行力了法律也没能随经济的发展而完善，这些都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难以建立普遍的社会信任。

五、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的培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在社会资本培育的过程中受益，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单个社会成员或者民间社会团体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在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发展。

（一）城市政府自身的优化。

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政府，更需要政府自身的优化，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与支持。城市政府要实现自身的优化，必须提高自身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度, 努力由人治向法治政府转变。此外, 城市政府还必须保持对公共事务高度、持久的责任心，唤起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持久忠诚和信任。

（二）培育居民的主体与公共参与意识。

城市居民主体、权利和参与意识是城市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管理或是与政府合作管理的基础。这种意识的培育需要城市政府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 落实对城市居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包括公民基本人身权利、言论自由权、参政议政权利等, 保证城市居民对政府决策的知情。其次, 城市政府需要知晓居民的需求和愿望, 并积极回应。最后, 建立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和网络, 逐步建立和完善城市选举制度、听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民批评及建议制度等, 确保居民参与治理畅通无阻。

（三）大力发展民间组织。

一般的民间组织是由下向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国目前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决定了民间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更好的发展民间组织, 重要的是营造对民间组织健康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政府不仅应做到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凡是社会能自我调节的领域, 政府就应该主动退出, 这样才能为民间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而且政府应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 使各类民间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 增强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以党中央文化建设为契机大量促进文化建设，同时加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在我国召开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口号，政府要抓住机遇，重视城市文化建设。我们知道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认同功能、凝聚功能等，城市文化活动是城市居民交流思想、培养感情的重要方式, 是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对培育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社会普价值观的形成，社会资本的培育不容小觑。同样，制度的建设完善及其执行对社会资本的培育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 张凯.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6

[2] 潘敏.信任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J].浙江社会科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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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1范式的探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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