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_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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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成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文化建设唯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不断地突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不同时间、不同文本的论述，显现出的一个在逻辑上一致的重要思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变革社会存在，尤其是变革现实的物质基础；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不起决定性作用。

不过，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也产生了一种像历史唯心论一样偏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意识仅仅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附属物。这种观点虽然距离唯物史观要近一些，但是，当它被用来指导社会发展时，常常会使人们产生对社会发展的简单化看法，忽视影响社会发展的其它因素，尤其是忽视作为社会意识组成部分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使原本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的社会出现一些本可避免的问题，甚至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几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缺陷

二战以来，社会发展理论专家在追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的原因时，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殖民论、依附论、种族论。殖民论把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归咎于宗主国长期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二战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依附论的解释框架是，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不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处于结构中心的是少数富国，绝大多发展中国家则处在结构的边缘。边缘的穷国受到中心的富国的欺压，那些富国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其跨国公司靠损害穷国利益而赚取额外利润。因此，落后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于脱离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体系，走自己独立的发展之路。按照种族论的解释框架，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种族之所以会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在于这个社会中存在对这些种群的种族歧视。

应该承认，上述三个方面的确是造成一些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但是，当我们把不发展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上述三个方面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从民族国家自身，尤其忽视从民族国家自身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上去反省的时候，不但会形成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的民族心理，而且无论历史事实还是客观逻辑都在提醒我们，上述观点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从历史事实来看，二战之后有一大批民族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但是当我们回顾二战以来的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期间发展得最快的国家还是那些原宗主国，以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殖民论在解释历史事实上的不完

备性，使人们再度去寻找不发展的原因。于是人们开始转向依附论。依附论带来的结果是，不少国家开始脱离国际分工体系，关起门来搞建设。事实说明这种自绝于世界文明大道的发展模式，不可能享受到国际分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带来的好处，只会使自己离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远。

从逻辑上来说，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是内因。宗主国的掠夺、中心国的剥削、种族歧视这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在一个社会内部。世界近代来的强国无不是经过内部变革或在外力的压迫下进行内部变革而发展起来的。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它们能挤入世界强国之列，并保持不竭发展动力，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此外，殖民论、依附论、种族论还仅仅是从社会存在这个方面来认识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忽略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意识，尤其是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

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上来解释不发展，曾经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在西方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马克斯·韦伯。二战之后对社会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过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专家也不在少数。但是，人们对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常常被一些历史现象所迷惑。尤其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正确的内部经济、政治变革而表现出巨大的增长活力时，一些对真实、持久的社会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深层的文化价值因素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曾经使不少人，尤其是亚洲人骄傲地宣称，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并由此引申出“亚洲文化价值观”优越论，甚至当“亚洲金融风暴”出乎人们的意料发生的时候，不少亚洲人还把这场金融领域的“雪崩”完全归咎于某个西方金融“大鳄”的恶意炒作和破坏，而较少反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谓“亚洲文化价值观”对于形成这场危机的作用。看来反省自己文化中的弱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从哲学上来分析，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总体上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客观真理，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以及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推进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客观规律，即使出现暂时的、局部的背离，也能很快重返这条正确的轨道上来。不过，在社会总体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深入反思。一百多年来，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曾两次从文化的层面来揭示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并对民族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过深刻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反思和批判。但是，由于这两次文化反思都只是在少数知识精英中进行，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因此，至今民族文化中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观念、思想仍然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但要反省和批判落后的文化观念，更离不开先进文化理念、文化精神的引导和支撑。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这样写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1]对马克斯·韦伯的这段话我们有三点评论：第一，仅从文化层面认识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而仅从文化层面认识社会发展，把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文化问题的解决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第二，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精神才能引导出现代社会，进而把其它类型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偏见；第三点，也是本文要肯定的一点，就是马克斯·韦伯看到了文化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的作用，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适应这一改革创举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一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不但引发了微观经济领域的革命，而且也使政府职能的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等政治领域的变革提上了日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精神的变革，并未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培育滞后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变革，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呈现出混乱和空白。培育引导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的重要性、紧迫性正日益显现出来。

强调文化精神的培育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是要颠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次文化反省，都存在这种倾向。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还是“中体西用”论，都犯了与马克斯·韦伯相同的错误：把文化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层次，把中国文化的出路等同于中国社会的出路；而且在拔高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同时，对不同文化类型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强调文化精神的培育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是如马克斯·韦伯要求的那样，用基督教文化精神或别的宗教文化精神引导中国社会发展，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只能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含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