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金属纪念币的发展—起源_贵金属纪念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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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纪念币的发展—起源

前奏：1977年6月，铸造纪念币的计划列为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现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的前身）的重要科技项目。当时的具体设想是：

1、纪念币设计内容以表现中国有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为主。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肖像和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纪念地、纪念物；古代、近代、现代的著名文学家、科学家以及著名的建筑古迹等等。

2、重点研究和提高纪念币设计、雕刻、制模的艺术和工艺技术水平，要以世界先进水平为奋斗目标——新颖、精致、美观大方，要有币值，形状可以是圆形也可以是多边形。

3、纪念币材料，以研制成色在99.9%以上金和银为主，可单枚亦可成套。

4、第一次报样设计内容要以表现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为主题，其他不限，样品要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到1978年4月14日，上海造币厂一行人正在印制管理局汇报中国纪念币试制工作。4月17日上午杨秉超局长通知所有人到人民银行总行耿道明副行长的办公室开会。出席会议的除了耿道明副行长，杨秉超局长以外，还有印制管理局科技处的朱纯德、上海造币厂（国营六一四厂）的叶伯林，其他相关部门的有研究员吴含鲁，人民银行国外局非贸易处处长钱震林，香港宝生银行副总经理赵诚安。耿道明副行长明确提出：要制作中国自己的纪念币，目的是配合国际友人到中国旅游，扩大中国的影响，同时赚取外汇。

这次会议主要是调查研究，吃透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以宝生银行赵诚安副总经理介绍的情况为主，研究向国务院报告的问题。李先念副主席也在当时指示李葆华行长，要搞纪念币。

从国内的反映情况来看，外交部廖承志办公室曾来过电话，咨询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能够提供中国的纪念币。期间，一位卢森堡退休的国防部长来中国访问，他是一位资深的钱币收藏爱好者，很期望能在中国期间得到中国的纪念币，但是，当时真是没有纪念币可送，也没有纪念币可供选购。而后，外交部又打电话给香港宝生银行要纪念币，也说没有。

随着我们对外的交往逐渐加强，有的爱国华侨到中国之后，建议由华侨自费出钱出黄金，由国家制作纪念币，一切费用全部由华侨承担，销售的利润由华侨与中国相关部门对半分成。也有的外国友人建议只利用中国的国徽、国号等元素，图案设计可由国家审定，也是所有费用全包，所得销售利润平分。中国武汉市当时出口一批旧金币，如按黄金价格只值8万多人民币，但后来卖了四十多万。上海出售的100多年前的清朝钞票，本来是当废纸的，但是后来也卖了6000多元。总之，随着国家日益安定，收藏市场也逐渐繁荣起来。

鉴于以上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耿道明副行长表示，一定要搞自己的纪念币，第一，图案的艺术水平要高；第二，制作工艺要精致；第三，装璜要漂亮。耿副行长还表示：明年（1979年）要搞三吨黄金，纪念币规格大致半盎司一枚，要做到一炮打响。

可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国政府规定，人民币是严禁出口到国外的。就是制作了中国的纪念币，能否在国外发售，这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一步还是要坚决地迈出去的。于是，制定出了一个全面的方案：先搞金银纪念章，同时准备金银纪念币，两套方案都上报国务院。纪念章上有面值就成了纪念币，反正纪念章的铸造标准是精制的，主要按纪念币的制作工艺。当时的纪念币的面额问题也是个重大的政策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摸清国际市场的各种情况。

在耿道明副行长主持讨论会后，4月19日（1978年），印制管理局杨秉超局长召开会议研究方案的落实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印制管理局生产处邱维民，科技处朱纯德，基建的唐工程师，上海造币厂（国营六一四厂）的叶伯林。会议明确：工作以生产处为主，科技处配合。4月24日，叶伯林到上海，把此次到北京的两次会议精神向当时的厂党委和厂革命委员会作了汇报，厂里立即决定尽快行动起来。汇报后，会议上作出几项决定：调整工地，充实设备，加强人员，落实分工，明确职责，确保在六一四厂内部一路通畅。会议积极贯彻耿副行长4月17日会议的精神，初步确定北京风景为纪念章的主题（中国第一套金章—北京风景名胜金章正式发行，为中国贵金属纪念币的诞生产生深远影响，现市价约为7.8万元左右）。5月30日下午国营六一四厂组织召开了设计雕刻会议，会后并先后召开8次专题会议。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检查各项任务的进度和质量。

可以说，这些具体工作的开展，为发行中国贵金属纪念币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