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最新动向与法治应对_如何应对国际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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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犯罪的最新动向与我国法治应对

阮传胜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犯罪无论是犯罪主体还是犯罪手段、犯罪形式和内容均呈现了新的特点与新的动向：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形式趋于更加国际化。

近些年来，恐怖主义犯罪更为活跃，已远远超过几个国家或个别地区的范围，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个国家、地区。美国、俄罗斯、英国、西班牙、中国等都是恐怖主义犯罪的高发地区，而且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形式也呈更加国际化的趋势。

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形式更加趋于国际化具体表现在：（1）恐怖主义活动范围国际化。恐怖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个国家，凭借现代交通工具，恐怖主义组织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制造恐怖主义事件。（2）因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恐怖主义犯罪不仅危害到虚拟网络空间而且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犯罪，互联网上的音频传播系统常常被恐怖主义分子充分利用。（3）恐怖主义组织体系的全球化。恐怖主义组织不仅在世界范围募集资金、培训人员；而且，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也保持相互联络和支持，形成一个遍及全球的恐怖网络。（4）恐怖主义组织通过国际商业链条筹集资金。进入21世纪后，国家不再公开资助恐怖集团，很多恐怖主义组织直接进入到经济贸易领域，在世界各地进行多种经济投资，并发展成一些自己的大型商业化体系，以此为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筹集资金。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行为策略有新变化。

近些年来，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策略有了些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1）恐怖主义犯罪袭击的目标不再只是过去的象征着一国政府的使馆、领馆、政府机构或者军事目标，而转向保安措施相对较弱、相对容易得手的民用目标下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现今各国已经把使馆、政府机构作为重点恐怖袭击对象进行防护，使得恐怖分子无从下手，而且如今的机场、飞机的反恐怖安检措施已经几乎没有漏洞，所以恐怖主义分子只能找保安相对较弱的目标下手；另一方面，袭击者所选择的袭击目标，均是人员密集、难以防御的“安全软肋”，是恐怖分子理想的“软目标”，如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泰姬酒店、近期我国发生的广州、昆明火车站等。（2）在恐怖主义犯罪袭击的地点选择方面，恐怖主义分子更青睐于选择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大城市实施恐怖袭击。从近年来恐怖袭击活动的实践来看，恐怖主义分子已经更明确的将矛头指向有象征意义或者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大城市，而大城市频繁的人员流动又为恐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可以预见，从反恐的未来趋势来看，大城市将是反恐的重点，特别是特大城市。（3）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行动速度更快、行动周期也变得更短。资料表明，国际反恐机构发现，目前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一定再需要长期的慎密计划和培训，甚至没有任何恐怖主义倾向前科的新人，被招募后经过洗脑、受训，然后回去立刻发动袭击，前后也就半年时间，等情报、警察等机构察觉，找到足够的证据，并采取行动时，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完成了。

（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本土化”之新趋势。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本土化”的趋势，是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发展的主要变化之一。我如今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往往与一国本土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势力、国家分裂势力、黑社会犯罪组织或者其他犯罪组织相结合，从而发展本土恐怖主义势力，并利用其在本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组织、邪教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勾结、相互支持的趋势，其相互之间的犯罪活动也经常发生交叉。同时，恐怖主义组织招募的新人成分也有了变化，过去，恐怖分子主要来自阿拉伯地区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其背景、民族及种族等特征比较容易辨认；而如今，恐怖分子不再主要来自这些国家或者地区，他们可能是来自本土或者其他地区，还可能是第二、第三代移民。这样，恐怖主义分子再也没有以往容易辨认的共同特征了。

二

我国亦面临着国内外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威胁。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活动威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直接受境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影响或者支持的组织，如“东突”恐怖势力；另一方面是国内可能受国际恐怖主义影响而进行恐怖活动的邪教组织、黑社会犯罪组织及其他犯罪组织。

近年来，我国坚持法治反恐立场十分明确，反恐法制建设有很大进步，先后完善了反恐的相关立法，并积极参加国际反恐条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11年10月29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的决定》。《决定》集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近年来防范和惩治恐怖活动的成熟经验，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有效做法，如认定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冻结涉恐资产等及时纳入法制轨道。这些立法成果为我国法治反恐奠定了基础。

1.加强反恐立法，严打恐怖主义

打击恐怖主义不但要有完备健全的法律为其提供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法性依据，而且还需要形成系统化的反恐机制，全面提升中国的反恐能力。②中国的反恐立法仅仅体现在刑事实体法中，如97刑法第120条、2001年《刑法修正案

（三）》、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中，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及其特征予以界定，并加大了惩治力度，增设新罪名和恐怖主义活动的上游犯罪行为，但这远不能满足我国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现实需要。

与美国反恐法案相比，中国反恐立法缺少机动性与灵活性，没有对和恐怖主义犯罪密切先关的行为进行准确界定，而且对组织、领导、参加的规定过于广泛，不利于刑事司法追诉；与俄罗斯的反恐立法相比，中国反恐立法形式过于单一，只是以补充现行法律中关于恐怖主义的一系列条款为工具，用来修补现行法的缺陷，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反恐怖主义法案。只靠在实体法上不断以修正案的形式予以更正和补充，充分暴露了中国反恐立法的缺陷。③中国若要快速有效地进行反恐，必须学习美、俄两国完善反恐相关立法，使之形成一个系统化、专门化的反恐怖主义法，为中国反恐提供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依据，断绝一些国家以人权与民族自决的旗号攻击中国反恐的国家内部事务，防止他国利用反恐来干涉中国内政。

2.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积极协助区域反恐

国际反恐合作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形成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共识，这经常会导致一些国家假借“反恐”之名去支持另一拨分裂势力，干涉别国内政，令反恐形势越反越恐。9.11事件是国际反恐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国际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共识相对增加。

由于区域性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具有可行性、及时性、特定性与灵活性等优点，从国际反恐合作层次上讲，积极参与区域性国际反恐协助在反恐行动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效果更有效。2002年以后，中美双边反恐合作取得重大突破，联合国在中、美、俄三国的倡议下将“东突”恐怖势力列为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对象。中俄两国在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基础上，建立了符合反恐实际需要的各种情报军事机构与刑事司法合作机制。这些努力均有利于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解决恐怖主义的威胁，2010年2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利用导弹炸死“东突”组织“东突厥伊斯兰党”头目阿卜杜勒？哈克。但是，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分子由于中美两国没有签署有关恐怖主义罪犯引渡的条款，仍然无法由中国人民对其罪恶的恐怖主义行径进行审判并伸张正义。

3.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复苏，实行正确合理的宗教、民族政策

单纯依靠武力与颁布严酷反恐法案是不可能消除恐怖主义根源的，这些措施都没有深层次地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历史与现实土壤。

恐怖主义能够在某些地区生根，主要是利用当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经济疲软穷困，文化水平较低的特点。若要根除恐怖主义的生存基础，首先要实现这些地区的经济复苏，发展壮大当地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同其他地区的贫富差距，让当地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先进成果，这才是特种战争与常规战争无可比拟的、更有效的恐怖主义解决方案。④同时，认真贯彻与实行符合当地实际的正确、有效、合理的宗教政策与民族政策，加强与当地宗教人士的团结合作，积极引导宗教与国家反恐需要相一致，瓦解恐怖主义的支持力量，分化恐怖主义势力，有理、有力、有节地维护民族团结、地区稳定与国家统一。

4.增进政治宣传与渗透，揭露恐怖主义伪善面孔

美国中央情报局下设有各级情报分析研究中心，专门从事针对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宣传工作，对当地居民进行经济援助以换取支持。俄罗斯克格勃则是利用驻外情报机构来完成对恐怖主义的情报搜集与政治宣传的工作。

中国在政治宣传与教育方面相当出色，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曾发表过《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增进了国内外民众对新疆地区的历史以及建国后新疆飞速发展的现状之了解，对“东突”问题的来龙去脉有了全面的认识。宣传机构利用新闻报刊、电子信息、无线广播、卫星电视等媒体手段揭露恐怖组织的肮脏勾当，使全世界人民认清了恐怖主义的邪恶本质。不仅开展了一场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的有形教育，也在无形之中使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自觉抵制“东突”势力的反动宣传。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中国既要对反恐形势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保持清醒的认识，也要不断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反恐任务的发展变化而适时地做出调整，认真完善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加强国际与区域间的反恐合作，制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