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读书报告（推荐）_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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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读书报告
张立方
严复是一位西方思想的启蒙者和翻译家，他的《天演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久久不息，影响了梁启超、鲁迅、毛泽东等等著名历史人物 ,胡适甚至也是因此改名。在读完美国学者史华兹研究严复思想的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之后，对严复在近代历史中的思想的发展转变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史华兹全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建构在对严复的6部译作分析的基础上，而将《群学肄言》、《支那教案论》穿插在有关章节的讨论中，以独特的角度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位西方思想评论家的严复。
王元化曾评价史华兹的著作“文笔隐奥，见解深邃”，我在读本书时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虽然作者用词很生动，但要理解文意感觉很困难，我想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一种特殊笔法。史华兹列一些时髦的概念或范畴常具有“天生的”反感，促使他去揭露其中的内在予盾，当然他不是刻意追求“隐奥”，只是在他心目中文化、历史、人生本来就是极其复杂隐奥，不是任何固定模式或概念所能涵盖。林毓生把史氏的这种运思方式称之为“巴斯噶式”的“多姿多彩、探索式的反思模式”
张灏曾这样评价过史华兹：“我们也许可以勉强把史华兹的心智比喻为伊赛亚·柏林所谓的狐狸型的心智。这种心智用多元的眼光来看世界，在多层次上运行，并力求按照种类极为浩瀚的经验与事物自身之所是，来把握它们的本质，而不是把它们硬塞进任何一种单一的理念或系统。”这种心智也启发了张灏，他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心态对我越来越有意义。我从中看到一种极为重要的思想品质，即一种谦卑心态，这种心态反映我们意识到在理解人的世界的全部深度与广度时．我们的心智带有多么巨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对这种思想上的谦卑的日益加深的理解非常有助于我在面对当今学术界流行的各种‘系统’、‘范式’，和‘模式’的诱惑时，能力求保持平衡的视角。”
不少人认为晚年的严复背离了西方，回归到了传统，严复的传记作家王栻直截了当地说：“辛亥革命以后，严复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但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晚年严复的思想与他早期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严复反对革命，是因为他认为社会进化不能强迫，这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并且只有通过一个懂得近代化要求的明智的圣贤来培育。“严复从未倾心于卢梭，严复精神上的任何一个西方导师也未赞同过卢梭。”韦伯意义上的军事、官僚政治和工业的“合理化”，仍然为严复所顽固信奉。同时，史华兹也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价值，“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严复“从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的事业上退了回来，圣人们也许终究是对的”。作者用了“很难衡量”来描述“严复在后来的日子里对孔孟的信仰究竟有多深”，指出了晚年严复对儒家文化的复杂态度。每个历史人物都具有复杂的性格，所以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比较接近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
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严复率先译介了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在英国的留学中严复似乎已找到苦求的西方强于中国的奥秘。路易斯·哈茨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必须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这位“西方总体思想的外国观察家”始终关注“集体的能力”，执著于国家的“公心”这一主题。
严复目睹“国弱”，体察出“技不精”，继而意识到“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弊”，其后触及的必然是思想观念。他发现中国的“生存竞争不知怎么被抑止了”，很快洞察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的作用。然而生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颂念中的严复只是将“个人的解放”看作富国的手段，也无法真正进入自由主义价值的内核，他更关注其外在作用——挽救国家于危难关头，他的期待始终是“为权力的诸目标服务”。在他的译文和注脚中，很多原本指“普遍幸福”、“普遍利益”的话都被转化为指“国家利益”，个人自由则变换成“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难怪史华兹在严复“热情寻找西方富强的秘密的过程中”看到的是他对“个人主义伦理的冷漠”。而在西方的那些作者心目中，个人自由才是目的本身，“幸福”和“利益”的指向目标是个人。我们发现在译介斯宾塞、赫胥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穆勒等思想时，严复在其后都加以按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按语都是有意结合中国急需救亡图存的实际现实而对西方思想的择善而用。在史华兹看来，中国民众被视为“圣人教育活动的被动对象 ”的“政治想象 ”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之中”。“中国圣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中国百姓长期受制于巨大的集权政体和严格的家长等级制度，个人能力和价值得不到发挥，个人自由和尊严亦无从谈起。缺乏“个人的判断”和自治能力的民众别无他选，只能成为“习惯于俯首帖耳地服从和牺牲”的顺 民，奴隶般匍匐在暴君脚下，身心受到压抑，潜能无从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沦为思想僵化，行动迟滞的行尸走肉，成为被统治的工具；走向另一个极端，便有可能成为专制与混乱交替间的“乱民”乃至“暴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严复于此亦不能超脱。这种传统思想模式“犹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碍了社会进化之树的生长发育，而同时演进着的西方思想却犹如促进生长的荷尔蒙，使自然进化的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出来”。
温家宝曾在两会上说过：“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社会的变革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1877年赴英学习“蛮夷”之技的严复对赫德爵士“把一支海军比作一棵树，并说这棵树必须有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开花结果”一席话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知道“制度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对于客观形势提供的可能性作出谨慎分析的基础之上”。老年趋向保守的严复其实并未忘记西学，只是他愈加清楚“法固不可以不变，而变法岂易言哉”！的确，“改革不能脱离社会历史，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没有一定的民情条件和制度环境，何谈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生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