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透视_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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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

内容提要：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面对道德危机、教育问题和文化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启示，首先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只有以教育为本才能培养新农民，因为新农民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其次是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发挥知识分子文化和技术的优势为农村服务才能有效的指导新农村文化建设；最后要以乡村学校为基，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只有以乡村学校为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和自主性，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关键词： 乡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 教育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标榜自己先进还是被人称作保守，其情一也，皆是为了中国的复兴而苦苦探索。前面说过三大思潮，其中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一度被称为保守，被认为是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却为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历史经验。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是在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从这意义上说是一种“内生型的现代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生型”的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以乡村教育为基础和重点，这一条很符合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新农村文化建设，包括教育建设都要以教育来完成和提升其水平，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一）以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教育„„天然要转向乡村，由于方向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教育家为了方向的探索，也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1]我们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得到三个教育为本的重要启示：一是基础教育要提高教师素质，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二是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训练；三是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提倡多渠道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1、基础教育阶段的强调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功能。

现在在教师培训上提的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教师专业化，认为教师应该向医生和律师一样成为一个专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精神，并且有专门的从业范围。这就会使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只是具有学校教育功能，而不注重自己的社会功能。但是梁漱溟却认为作为教师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些思想值得反思。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可以类比为现在的农村中小学）的教员不仅是学校的教师，还应该是“乡村运动者”。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有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乡学村学的教育是广义的，教员的责任亦既是广义的教育功夫——村学乡学的教育，本以阖村人众为教育对象，要在推进社会为主，而亦将通常

[2]学校教育归包在内。故教员责任不以教书为足，且不以能教学校学生为足。” 因此，在梁漱溟的新社会组织乡学村学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乡学村学和乡村组织与社会运动这个大系统联系的纽带，是代表一种新眼光、新知识和新方法去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如果把乡村建设的大系统比作社会的总脑筋，那么乡学村学的教员就是许多个细微的神经末梢，与这个总脑筋相联系，方可应付和解决种种乡村问题，促进乡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

现在的农村，以中小学教师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们是本村本乡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不能只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教师，而应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文化资源优势，对周围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指导。从事文化设施的管理和应用，以及带领学生或者其它民众编排节目，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城市的教师不需要担负这些责任，可以做专业化的教师，而农村的教师要担负更多的农村建设的责任就必须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发挥教师的社会功能并不会降低对农村教师质量的要求，相反对于农村教师的要求更高，这需要教育部门给予农村教师更高规格的培训和补充高质量的教师；在教师的职业之外的工作还应该适当给予补贴，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多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还会不时受到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在职培训。现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应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非专业化的农村教师的研究院或者学校，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以及整合教师文化资源。一个教师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需要一个组织来统一支配，形成合力，发挥最大的效用。

2、成人教育培养农民农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注重精神教育

梁漱溟认为农村成教不能仅进行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对农民的精神陶冶。现今培养新型农民，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精神教育却很少同步进行。梁漱溟创立的村学和乡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组织，更重要的是将其作为培养农村民众“人心向上”精神的社会政治组织。他认为：“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发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3]他这里提到的“本能”即人的“情意”，也就是精神。梁漱溟始终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他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4]在当时梁漱溟进行精神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农村被冲击而破坏的伦理道德体系，从传统旧文化里转换出适应时代的新文化来。80年过去了，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依然承受着道德下滑的痛苦。所以今天的新农民的培养要借鉴梁漱溟的精神训练的方法，在培养新型农民时，重视精神的教育。把情意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精神教育和知识技能的教育结合起来，培养高知识高技能高修养的新型农民。另外不能只是由外在的动力和压力来教育训练，更要培养农民的自学和自省能力，梁漱溟说，教育不是教你成功干什么，而是教你更会受教育，让你学习更会学习。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不仅要教会他们当前需要的知识技能，更要重视他们以后的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不仅能提高学习知识技能的水平，而且惟有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情意精神的自我完善和道德人格的自我超越。如果今后的农村成教能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这样才能培养出在知识技能和情意精神两个方面都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

3、职业教育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培养未来的新农民

农村聚落的特点决定农村里农民的居住特点不会如城市那般密集而分散布局的，而且又忙于农业生产。在如今民工潮全国大流动的情况下，更增加了农民职业教育的难度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个数量庞大而情况复杂的群体在教育模式上绝不能照搬普通教育和城市职业教育那种学校式的办学模式。而要对这群特殊的教育对象运用特殊的教育模式,要因材施教、因人施学、因业施导。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时就认为各乡学村学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开设特色课程，如植树造林课，农民自卫课等等。目的是“施以其生活必须之教育，其与本村社会中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5]在很多乡学都开办了职业训练部，用来教授农民需要的农业知识技能和其他与农业相关知识技能。另外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合作教育，以培养农民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无论梁漱溟在邹平施行的职业教育有多少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是以“农”为方向，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不是为农民进城做准备和使农村向城市看齐。

在如今的新农村建设中也可以借鉴梁漱溟的经验，根据各地村镇的不同情况，开设村本和乡本课程。对于新农民的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这些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新品种、新农具和新农艺的培训，特别是现代农业技术操作管理的教育和新实用技术的培训；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训，使农民通过掌握农产品的深加工技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信息搜集分析和农产品营销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在教学形式上可以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班等形式，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新农村建设中职业教育应该以“农”为方向配置专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对象，以农业为重点。在组织形式方面可以把城镇的职业学校分成小的学校分散到各个乡村，或者并入当地的初中，这样可以增加职业教育和本地情况的适应性。另外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单个或者一户农民不足以产生足够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团结合作。建立类似邹平合作社的组织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当今的农村已经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但是没有形成规模，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如果在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就可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绝不是送书下乡和送戏下乡等表面工作能够办到的，而是需要活的文化人为载体薪火相传，和广大农民一起重新塑造乡村的伦理道德文化。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下乡，是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的根本方式，也是日趋没落的传统士阶层在现代社会新的事业和使命，更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和复兴的最佳选择。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广大农民的自觉和知识分子的投入，其中知识分子的投入是先导，农民自觉是基础。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发动，不能不靠其社会中之知识分子，而且必须是与外面接触的知识分子。因为问题虽普遍地及于中国人之身，而看见了这个问题的只有他：问题之紧迫虐苦或更在蚩蚩无知之分子，而感触亲切成为问题并有一方向摆在面前的，则必在他。”[6]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区别的，本文认为主要应该促成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功成名就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未来的社会中坚大学生。高级知识分子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近期的新农村建设有巨大作用；大学生是未来的主人，但在现在巨大就业压力面前难免无用武之地，而农村可以给与他们历练的平台，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的未来种下光明的前途。

1、高级知识分子下乡

虽然当前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应是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条件改善的背景下，国家和政府应该鼓励甚至资助大量学问修养高深的知识分子和文武官员在退休后返归乡村，一方面有利于他们的身体修养，另一方面亦可担负起培育农村文化要素，引导新的农村文化发展方向的使命。同时积极吸引各方面有较高修为的高级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社会进行农业及相关知识技能传播和教育工作。正如梁漱溟所言：“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7]梁漱溟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对于和梁漱溟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人的学历介绍很难看到，但是同为乡村建设两面大旗的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有多达70%以上的博士和硕士。因此可知在当时进行乡建的人员大部分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批专业知识技能水准高，同时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而且热心于发展农村的知识分子是难得的巨大发展力量。“如高级农艺师的实地技术指导可能远远超过农民自己学习，这些充满知识和理性的知识分子走进农村，走进农民可以带去新知识、新信息、新技能、新风尚，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8]目前农村缺少的正是这种社会教育人员，因此，应该提倡知识分子要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留学”，让他们深入农民群众，深入实际，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教会农民如何使用新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如何运用最新科技，如何学会农产品经营宣传等，为培养真正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可利用公共体育场，图书馆，观看影戏场所等机构场所集中培训、学习和锻炼。总之，高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结合对于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起到巨大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向新型农民大步迈进。

2、大学生走向农村

高级知识分子和退休文武干部固然可以短期内有效提高农村的文化氛围和水平，有利于培养农民的科学知识和道德素养，但是他们的到来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也仅是输血而非造血，造血则要使从农村走出去的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参与新农村建设来达到，当然如果城市大学生愿意来农村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就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子弟。对于很多农民子弟来说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实现自己跳出“农门”的卑微的愿望。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城乡的巨大差距都导致了农村人才的严重外流和农村文化建设者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农村文化衰弱和无力。但在如今大学生就业难的市场背景下，大学生在城市已经如过江之鲫，为了找到心仪的工作耗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青春。如果国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鼓励城市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在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也给新农村建设输送了造血的骨髓，因为回农村的大学生基本上还是从农村走出去的。虽然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并没有现在那么过剩，甚至于中学生占得国民比例都很小。然而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去农村的比例却较现在大很多。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就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是仅仅只是以村官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应该以各种形式、各种渠道来激发大学生建设乡村的热情和进取心，并且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自我实现其人生价值。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乡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乡创业；销售和管理类的大学生沟通城乡之间物流和信息；建筑、设计、美术、音乐等等类别的大学生都可以在农村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当然，前提是国家和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和当地农民的热烈欢迎。

回农村的大学生不仅可以对农村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锻炼，对于以后的发展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的老根只保留在乡村，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会发现依然如此。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的“老根”才有可能在以后的时间里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从现在从南到北的读经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实读经不如去一些农村历练一段时间，也许会得到更多。农村的历练可以使他们从道德素养到实际能力都得到提升，而中国独特的人情伦理社会只有在农村也能体会的最深刻。因此大学生下乡可以实现大学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造血的双赢。

（三）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文化建设离不开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前面已经提到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和农村文化活动单一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存在，邹平实验县属于比较落后的地方，文化落后，赌博成风，和今日之农村何其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平县在移风易俗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基地，以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和乡学村学师生为主力，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如自排文明戏，送戏下乡；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县电影队下乡放电影和举办农民冬季运动会等措施来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9]针对现在农村文化设施问题，也可以参照梁漱溟的设计借鉴而予以改造。

1、以农村中小学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

梁漱溟认为乡学村学有支持农村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责任和义务，“期于一村之生活，逐渐改善，文化逐渐增高，并以协进大社会之进步。”[10]文化建设更是乡学村学责无旁贷的义务。当今农村由于资金和条件的限制，所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很少或者仅设在乡镇所在地，普通民众很难享用。而每个村子都有学校，学校都应该有图书馆和操场以及相应的文化设施。每个乡镇都会有几所初中，其文化设施相对而言更加全面。农村文化站和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小学的图书馆和操场等设施合并建设，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学校的条件更好；二是使农民可以就近组织和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有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不过学生有双休日和寒暑假，时间易于错开；而且农民可以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在调动双方兴趣的同时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2、以中小学师生为主力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农村中小学师生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把学生都按照城市人的模式培养，使他们渐渐远离农村和农民文化。即使这样，中小学教师依然是农村里最有文化的群体，中小学学生也是村里最有朝气和活力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对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小学师生可以作为宣传新文化、破除迷信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主力，编演话剧和小品、组织运动会、文化宣传和政策宣讲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如果能发挥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必然会带动其他农民的积极性，造就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农民中大有能人，这些能人音乐、美术、文学和体育的天赋并不亚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可以由中小学师生来构建。丰富的精神文化活动，必然对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的推动作用。结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虽然是在距今八十年前设计并实践的，但是他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设计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的。如今中国的农村老根依然存在，中国的农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新农村建设的构想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延续和升华。现在中国的城市现代化已经很高了，但是城市现代化所代表的“非内生型”现代化适合农村嘛？梁漱溟给与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内生型”现代化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以中国原有的东西为基础结合西方先进的文化科学实现属于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西化。如今正是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尤其是文化问题，完全可以用梁漱溟的设计来解决。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今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问题的启示。以教育为本虽然有悖于现在提倡的以经济发展为本，但是农村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就目前看有点困难，更多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如果国家给与农村更多使他们自我实现的机会，知识分子下乡的大潮指日可待。以学校为本，统筹文化基础设施虽然有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但从长远看，使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文化氛围中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我国农村建设思想中非常珍贵的遗产，对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值得借鉴。注释：

[1]中华职业教育社.[M]梁漱溟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52-156页.[2][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59页.383页.[3] [4]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页.4页.[5] [9]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66页.314-315页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52页.[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60页.[8]张菊霞、夏金星：《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与新型农民培养》，《职教论坛》，2007年1月上，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