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_再论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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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事件起因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历史记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乙未科进士正在北京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四月二十二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因为过去的举人都坐公车，所以这次上书请愿就被称作是“公车上书”。这次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定，无法挽回为理由，拒绝接受。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
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公车上书”被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解决办法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国人以巨大的震惊，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败在了一个曾经向中国学习的东亚小国手中？他们探寻原因，认为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是实行“明治维新”变法的结果，中国要富强，也应该学习日本进行变法。因此，变法维新的舆论日渐高涨。
1895 年 4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当时正有一批举人在北京参加会试，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李鸿章，呼吁清政府拒绝和约，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当时的危局。
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均在北京参加会试。康有为得知条约签定，五内如焚，立即要梁启超等弟子分头鼓动各省举人，上书呼吁清廷拒绝和约。梁启超即联合在京会师的广东举人 81 人上书 都察院（中国古代主管监督、弹劾的中央机关，最初设立于明朝，清代沿设。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官，又按地区分道，设监察御史）。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福建、四川、江西、河南等省的举人也纷纷上书。台湾省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顿足地“垂泪而请命”，痛陈台湾人民正在向着北京痛哭，强烈的反对割让台湾。月 1 日，康有为联合 18 省举人在 松筠庵（位于 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里，是明代杨继盛的故宅。杨继盛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朝嘉靖进士，当过南京兵部右侍郎等官职，也是明朝有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杨继盛因反对奸佞权贵严嵩，被捕下狱，受到严刑拷打。《明史》记载他受刑前，有人送他蚺蛇胆，他不要，还说：“椒山自有胆，何蚺蛇为？”行刑后受重伤，夜半醒来自己动手用碎瓷片割掉身上的腐肉和筋络，为他掌灯的狱卒看了都发抖，差点掉下灯来。杨继盛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年）被严嵩处死，押赴刑场时，沿路人民叹 息不止。）会议，与会者一千余人，在大家的共举下，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了一份 14000 多字的上皇帝书，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康有为在书中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力陈述救国的方法和自强的道路。他首先陈述了签定《马关条约》将造成可怕的后果，认为如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会是中国人心涣散，列强必然会接踵而至，中国将再次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会面临亡国的危险。康有为提出了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即：拒和、迁都、变法。他要求皇帝当机立断，立志于改革富强，使国家能够免遭被侵略的命运。
具体的内容是：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皇帝首先放下尊严，下罪己诏，带头进行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振奋士气，鼓舞人心。而且还要下诏惩罚那些主张求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大臣，奖赏那些有功之臣，并且提拔那些有做为的人才。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主张迁都西安。他认为京师近海，容易受到外国的威胁，而且在当前旅顺和威海卫失陷的情况下，困守京师，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迁都以后，可以凭借西安天然的地理优势，来抵抗日本可能的侵略。同时可以把对日的赔款用于军费。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将衰兵弱。一方面他建议光绪帝责令各州县推举精兵良才，以取代那些老弱病残之兵。另一方面建议从英国购进像 黎姆斯枪（音译）、毒气之炮等精良的武器。
康有为指出，前面所说的种种策略仅仅是解决当前危机的权益之计，要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这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之所以一直没能摆脱被侵略的命运，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在进行变法的时候，我们却墨守成规，止足不前，所以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因此他提出了振兴国家的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
富国之法是：统一中国的金融市场，由国家发行钞票；修建铁路，制造机器、轮舟、开采矿产；撤除旧时的驿站，开设邮政局。
养民之法是：发展农业，设立农学会，丝茶学会；设立考工院；各省设立商会、商学；实行移民垦殖。
教民之法是：分立学堂、开艺学书院，学习西学；开设报馆。
他还建议国家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以及改革官制。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给皇帝提供建议和供皇帝咨询，使全国的政令上通下达。
举人们约定在《马关条约》批准之前，即 5 月 4 日 递交都察院代递。当时 松筠庵摩肩接踵，有 1300 多 举人在上书上签字。举人们的这一行动遭到了把持朝政的主和派的阻挠，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举人们的爱国活动，并向光绪帝施加压力，抢在公车上书之前，迫使光绪盖用御玺，并发布谕旨。因此，当上书递到都察院时，都察院推说条约已经被批准，拒绝接受。虽然举人们的爱国目的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不能干政的禁令，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同时这一事件也推动了维新变法的思潮逐渐转变为一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