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的教师 ——闲谈教师的职责_一个教师的职责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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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的教师 ——闲谈教师的职责 魏勇——刘支书助理

我是第一次给教师做讲座，不大习惯在同行面前先干咳一声再说话的方式。希望大家把我的谈话看作是私人谈话，这样给我的空间稍微大一些，说错了，也可以用私人谈话来作挡箭牌。关于教师职责，在《教师法》和各学校的管理章程中有明确规定，大家一张口都能义正词严的说上几条。不能误人子弟，想必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然而，“误人子弟”是一个极为暧昧的概念，在我们学校，有的老师就认为，我和泥土有误人子弟的嫌疑，我听得最多的说法是，“魏勇的课，学生倒是喜欢听，可是考试的时候怎么办？不跟着教材来是要吃大亏的。”仿佛我曾经摔得鼻青脸肿，学生考试一塌糊涂似的。反过来我也可以腹诽他们误人子弟，传授伪知识，仿佛只有我一个人有良知，别的老师都在整人害人。说到应试,我罗嗦两句,其实我的应试成绩向来就不错的.从94年开始,我几乎每年够教高三.共教了八届高三,因为应试成绩不错,被评过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职称的破格晋升等等.为什么我比较看重应试成绩,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1990年,由于历史原因,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具体描述了一下学校的艰难环境）,由于经历了89事件, 当我第一天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与绝大多数教师不同的信念：我要用我所受过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和我全部的知识去影响学生，最大限度的讲真话，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曾经引用凯恩斯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凯恩斯说：“真理之所以战胜谬误，并不是真理以其客观性说服了谬误，而是因为站在真理一边的人逐渐成长起来，站在谬误一边的人逐渐死去，真理才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我所要做的是，在我的课堂上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普适价值，让一批一批的孩子逐渐成长起来，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这一切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我坚信这样做，对社会进步非常必要，压根没有考虑过应试教育的问题。但是,在那样一所由三分之一民办教师组成的学校,很多学生在冬天还打着赤脚,对学生来说，应试才能改变命运，对我来说，我必须面对一双双渴望改变命运的眼睛,.先进思想的传播,对穷苦的农村孩子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必须尽我所能,把尽可能多的孩子托出农门,最后我还是选择服从了现实（真情地讲述了当时农村与城市的鲜明对比，学校孩子的现状让其感触颇深）。于是，开始了我应试教育的旅程。对我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班，我完全按照应试教育的模式来操作，考试、考试、再考试，直到他们几乎所有人把“党的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的含义”“改革的性质”等记得滚瓜难熟，最后，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所教班级中师中专共上线二十多人，几乎占了全县上线总数的三分之一，政治单科成绩居全县第一，我后来琢磨没什么秘密，我感觉应试教育就是一种体力。后来又调到一所重点中学，过着和其他他教师一样的教学行为，没有人知道我的想法，也可以说，我当时的一些想法被应试所淹没，偶尔也会有一点点想法，讲点题外话，孩子们就非常感兴趣，他们对求真知的愿望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然而，这些做法是与我当初的理想是不一样的，我经常反思我真得就这样了吗？我教给学生的东西除了在应试方面有用，除此没有他用了，我能不能在保证应试教育方面不退步的情况下，教给学生一点一生受益的东西。所以我就在这两条路间走平衡路。（然后具体谈了谈自己的一些具体做法）十几年，这已是一个程序了。成为一个应试的高手，不需要你老师特别智慧，也不需要你的学生读特别的书，只需要你老师多付出一些汗水。之后必然有一定的光环。而今天我们应该跳出这个范围，探讨更有意义的东西。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对教师职责所做的古老定义，在提倡合作学习、对话生成的今天，这个说法落伍了，不够“科学”，不够“后现代”。我们已经开始把兴趣指向如何与学生沟通，而常常忘记了我们所沟通的东西的价值？常常忽略了教师用精湛的后现代技术施加给学生的是什么教育影响？简单地说，我们全力以赴在想怎么让学生得“道”，而疏忽了学生得的是什么“道”？在现实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我们在许多优质课上面，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教师以其精湛的教学艺术，充分的调动了学生积极性，把虚假和荒谬的东西真实、自然的传授给学生了，有时甚至是在老师的点拨下，学生“自然”地生成了偏见。看到这样的课堂，我只能说，我们的愚民教育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后现代。这样的新课堂倒不如老老实实地弄清楚道，然后填鸭式的传道。新课程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了课堂教学的基本目标之一，应该说这是时代的进步，课堂上怎样来体现这一目标不是大问题，技术是可以学习的，问题是体现什么样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由于大环境的制约，课程改革者没有具体阐述，只是笼统地用了一个中性的说法“人文精神”，根本不敢涉及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字眼。课程改革者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隐晦表达使大多数教师将价值观等同于“伟大光荣正确的思想”。今年，我参加了川教版历史教材教参的编写工作，根据要求规定了每一个编写者必须编写每一课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据说是为了体现新课程理念，结果几乎所有的编写人员都把这一栏设定为“爱国主义”“拥护祖国统一”之类的主题。比如，在编写《北美独立战争》这一节时，被主编推荐为样本的教参是这样表述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的，“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能感受到一个民族不畏强权、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以弱胜强的坚强意志。通过对华盛顿主要活动的学习和评价，感受华盛顿为美国独立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认识到他是当之无愧的“国父”，是一位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样本的价值观里，把一个西方事件完全纳入到了中国官方话语系统中，完全没有联邦党人的自由思想的地位，不可能让学生体会到对自由人权的渴望是北美人民敢于挑战强权的重要动力,从而远离了真实。本来教师素质普遍有待提高，即使课程改革者明确对其改革目标进行了阐述，教师按部就班地去做，也需要培训，才能真正理解和实施。现在的情况是，课程改革者弄一藏头露尾的打油诗让广大教师去猜，人们只有照自己最熟悉的方向去理解，于是进入到了意识形态的惯性轨道。大约是基于对一线教师素质的忧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有一种提法，教师应该做学者型或者学术型教师。对这种提法我曾比较赞同，一个文科教师没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渊博的相关知识，怎么能够吸引学生？不是常说要给别人一碗水就必须自己有一桶水吗？然而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在中学里面看到的学术型老师是那样另类。有的“学术型”老师经常在学科刊物上发表文章，主要是教学经验的总结，象什么《如何运用高三复习资料》之类，或者东拼西凑一点“学术”文章，拿到学科专委会去评个什么奖，或者参加一个某某教改实验、教育科研课题。什么是教育科研？就是那种专家一吃完饭，大包小包的特产往车上一扔，课题就验收合格，结题后就再也没有人关心的玩意儿。想办法混成其中的主研人员，你就学术型了。总之，这个“学术”是以评职晋级为核心，几乎从来没有谁在乎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否有真正价值，只要写了、发了、评了，就OK了。看看现在各个地方评特级教师拿上去的材料，绝大部分都靠以上的“学术”来支撑，这就是目前学术型或者学者型教师的现状。事实上，真正的学术是专制的，是少数精英的特权，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并非是个人就可以去弄的东西，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可能有极少人理解。但在我们中学里面，学术就象冬天的大白菜，一块钱买一大堆，不知不觉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堆学术大白菜。在填报职称表或者年度考核表时，其中有一栏是本年度的学术成果，我们常常把自己写的《如何转变差生》之类的文章填进去，最后，还没忘了补充一句，“在涪陵五中教学经验论文交流大会上获优秀奖”，连三等奖都不是。现在中学里面搞科研、学术跟58年大炼钢铁没多大区别，讲究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以为垒起鸡窝炉，把铁锅铁瓢扔进去，炼出来的就是钢了。以现在中学的环境和条件，根本不可能搞学术，搞学术首先需要闲功夫，如钱钟书所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里，三两素心人商议培养之事。中学教师在高考、中考的压力下，为了生存疲于奔命，变得急功近利，哪里还能成为一个有闲工夫琢磨学问的素心人？其次，学术训练需要从青少年时代培养，一旦错过，很难弥补。即使你很幸运地成为了错季蔬菜，味道也跟季节上的蔬菜大不一样。再次，搞学术需要起码的资源条件，中学图书馆里面的藏书用于指导学生作文还行，用来搞学术就象铁匠师傅在铁匠铺子里用锤子敲打出航天飞机。我想，如果让钱钟书到现在的高三来教语文，当班主任，每月一大考，每周一小考，图书馆只有《故事会》和《读者》，当然还有《教师之友》，他能写出《管椎篇》？打死我也不相信。所以我完全理解在“学术大跃进”的时代，为了与时俱进，中小学老师把《如何转变差生》一类的文章充作学术成果的做法。本来多数教师只想本分的教好书，并无卖狗皮膏药赚点外快的野心，实在是评职晋级的形势逼人。对教师而言，中国教育最坏的地方就是，逼良为娼！一旦为娼，想从良几乎不可能，所以，我郑重地对各位宣布，下学期我又当高三补习班的班主任了。当良家妇女不习惯啊！由于现在中学里面动不动就学术，对学术作了庸俗化的理解，许多踏实认真的教师对学术不感冒，认为那是投机取巧的工具。其实，我上面所列举的是伪学术。作为教师来说，关注学术思想，了解理论动态，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是天经地义的。学术的社会价值这里不谈，它在教育方面的价值却不能回避。弱水三千，取一瓢而饮，这句话大家都听说过，一个文科教师所拥有的学术背景，肯定会影响到教师的教育选择，也就是要影响到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以我们历史学科为例，历史中涉及大量政治，教师该持何种态度？我的选择是，“政治中立”，尽量不要把自己任何一种政治倾向拉进教室，去占据制高点的位置，比如要在课堂上讨论民主问题，教师就应当考虑民主的不同形态，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以及为每一种形态的生活条件确定具体的结果。然后还要将它们同那些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并努力使学生能够找到依据他个人的最高理想确定自己立场的出发点。为什么作为教师的我会做这样的教育选择？这是因为我有一个起码的学术常识背静，那就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讲，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本体的多元必然导致价值上的多元，而在多元的价值之间势必产生矛盾与纷争。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讲，叫做“诸神经常打架”，教师的责任就在于教会他的学生面对这种“诸神冲突”的局面，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教师本人的某种价值观念。当然，作为教师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标准，我会把自己的观念与其他观念中并列在一起讲述 讲到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涉及到了教师该干什么的问题。现在对教师有一种流行的提法，那就是教师要专业化，李玉龙就旗帜鲜明提倡，还曾经把“服务于教师专业化成长”作为《教师之友》的宗旨，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但怕打击李玉龙的积极性,也考虑到杂志的生存空间，我只是提了一下，没有深说.今天在这里,我要背叛他,我的座右铭是,朋友是拿来出卖的.教师专业化的说法意味着以本学科知识为中心，以教育学心理学为半径画圆，于是，把一部分非师范专业的人,划在了这个圆圈之外,综合大学毕业的人和师范毕业的人相比,仿佛就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前者不专业，后者专业了，于是，无形中进入教师行业的门槛被“专业化”的说法垫高了。其实教育学和心理学固然有一定专业色彩，但远远没有到可以成为从教不可缺少的前提的地步。作为教师所需要的与人沟通、交流的技巧，大多是公共知识，不是教育学心理学所垄断的，教育学心理学纵然有其特点，对知识广博擅长沟通的人来说，那也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一提专业化，往往就把教育学一类的东西搞得神秘了，想想过去，解放前的朱自清、夏丐尊、朱光潜、丰子恺等人，不是也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入到了中学教育这个“专业领域”，并且深受好评吗？现在的钱理群走入中学，社会普遍也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大概没有人认为钱哩群不够专业，所以不是好老师的吧。专业化的提法，除了容易人为地在教师和社会其他知识群体中划出一道鸿沟以外，在教师内部也易形成划地为牢的局面。专业的语文教师，似乎就应该在历史方面业余，专业的历史教师似乎就可以在文学修辞方面原谅自己，在许多教师心中，专业实际被理解成了狭隘。现在高考把历史、政治、地理合并成了一科文科综合，把物理、化学、生物合并成了理科综合，这根指挥棒显然正在淡化各科的专业界限，一道历史高考题中，可能既有政治也有地理，“专业”的历史教师是无法应对的。我理想中的文科教师是不够专业的,语文老师能教历史,历史老师能上语文,我想这是未来教育的趋势.范美忠之所以不被现在的中学接受,因为他不属于现在,他属于未来.所以我认为，对文科来说，专业化的提法尤其不妥当。专业化本身和技术、程序、操作的联系紧密程度超过启蒙、审美、作为文科教师，我可以说自己是应试的专家、是课堂技术专家，但我不可以说我是启蒙专家、或者我是民主教育的专家，民主教育没有专家，学生被启蒙不需要我们给予高深知识，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破除笼罩在学生心灵上的蒙昧之雾，对已经觉悟的教师而言是自然发生举手之牢，如同清洁工扫去马路的灰尘，难道扫马路也可以成为专家吗？ 专业化意味着拥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言说常识并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只是需要一点点勇气而已。所以，对具有启蒙理想的教师而言，专业化的提法容易导致以一种形式上拔高而实际上遮蔽的方式，在无意中解构了教育的理想主义诉求；对死心塌地从事应试教育的教师而言，专业化的提法则暗示了他们努力方向的合理性并加强了这一自我心理认定。事实上，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把握和运用，更容易做到专业化，即教育的形式可以专业化，而教育的内核，立人的理念和发展学生心智则不容易专业化。比如，教学生欣赏小说、鉴赏诗歌，必须是教师首先被文学之美的慢箭射中，享受到的乐趣在内心逐渐膨胀，以至于必须给予，这时你感受到的文学之美才可能真正打动学生，让他们和你一起中箭，在美的眩晕中，心灵翩翩起舞。如果已经专业化了，教师的陶醉不过是一次例行演出罢了，学生不过是道具而已，很难想象教师在上同一课若干遍后，还有初始的激情。为什么有的教师固执地不愿意重复已经上过的课，并把第一次上新课时的表现视为最佳？因为他们只愿意真实的展现激情而不愿意表演激情，这是一个骨子里拒绝专业化的教师群体，在他们身上比较多的保存了私塾时代的古典教育传统。所以我认为，对文科教师而言，笼统的提教师专业化，容易导向重技术轻思想，重操作轻理想，重视知识深度而轻知识的宽度，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当然从策略上来提专业化，我认为是合适的，一个中性的提法，放在什么地方都说得过去，且容易争取多数教师。在目前思想空间比较局促的背景下，也只能这样，但我们自己应对这个提法有个清醒的认识。在讲对教师专业化的看法时，事实上我已经预设了启蒙作为教师的一项职责这样一个的前提。教师该不该承担这样的职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我认为教育首先应该是要培养独立人格，其次才是传递文化、培养人才，因此从我的理解来看，真正的教育与专制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要从事教育就必须先反专制，不反专制的教育一定是伪教育，不可能做到让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这点和文学很相似，昆德拉曾经尖锐地揭露道：“小说作为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个体制内成员跟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人权的捍卫者与一个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为它不仅是政治的、道德的，而且是本体的”。所以，在昆德拉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必然是反极权的，不是因为小说家的道德和洞察，而是因为文学创作的本能。就教育而言，教育需要自由思考、需要质疑，需要多元，但是专制社会的惟一真理是排除相对性、强调一元化，排除怀疑和探询，所以，专制永远无法跟教育的本质相调和。我固执地认为，不进行启蒙的教育是伪教育,最多算是半吊子教育。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一下，如果蔡元培们丧失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环境，他们是否会心平气和地在象牙塔里弄教育。实在不能想象一个不反专制的蔡元培。当然，蔡元培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有大叙事的思考，我们只是普通教师，平时进行的是转化差生这样小叙事，但我们和蔡元培之间也有一个基本的相同点，大家都追求人的教育而反对非“人”的教育，他在宏观意义上，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小角色做的是小事情，但应该有大思考。影视圈有句话我比较赞成：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同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教师.以上的观点，很多老师其实是赞成的，但他们却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有中考高考的压力，有家长和社会的期待，有评职晋级的欲望，所以他们认为，我的想法倒是不错，问题是不够现实。我完全理解这些想法，但不赞成因为有现实的诉求就放弃对真正教育的追求，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借用李玉龙的话来说：“理想和现实并非不可连接”，怎么连接`?我打算在对话中具体和老师一起来探讨。今天，我的私人谈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