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比兴之《诗经》、《离骚》的魅力_诗经中的赋比兴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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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比兴之《诗经》、《离骚》的魅力
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开始出现于《诗经》。对这些表现手法加以总结，概括为“比”“兴”这两个名词，《诗·大序》在论述了诗歌的产生和社会作用以后，接着就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诗·大序》）
这“六义”在《周礼·大师》中也同样提到，称为“六诗”。实际上，它所包含的是两个范畴，风、雅、颂是按音乐性质而作的分类，而赋、比、兴则是按表现方法、表现技巧所作的分类。
至于比、兴，历来的解释既纷纭，又复杂，但追本溯源，都是从东汉两位姓郑的大经学家郑众、郑玄的说法中派生出来的。在《周礼·大师》注中，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郑玄说：比，见今之失，次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很显然，郑玄的解释是对孔子“兴、观、群、怨”说的误解，也是汉人解经牵强比附，把一切都扯到政治上去的老毛病，而且他的理论和实践又互相打架。比如《王风·扬之水》，郑玄说这是“兴”，比喻周平王的“政教烦急”，恩泽不及于百姓。先不管诗的本身是否能这样解释，但照郑玄的理解，明明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的“比”，又如何就变成了“兴”呢？然而郑玄这条自相矛盾的意见却影响深远。连刘勰这样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家也未能出其窠臼，《文心雕龙》中专门有一篇《比兴》，通篇都是讲比兴的技巧，一开头给比兴下了定义说：“比显而兴隐。……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似乎同意郑众的意见，但紧接着一转，“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劝喻）”，唱的依然是郑玄的老调子。刘勰以后也陆续有不少解释，但大多隔靴搔痒，没有说到要害。一直到朱熹的《诗集传》，才对比、兴下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定义：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这两种解释不仅完全撇开了郑玄，而且比郑众要周密明快。
《说文·舁部》：“兴，起也。”引申一下，就有发生、发动、兴起的意思，先秦古籍如《论语》、《左传》、《吕氏春秋》等中间的兴字大多应该作这样的理解。清朝人姚际恒：“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诗经通论》）先说“比”。钱锺书先生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所指对象）同而旨（符号所指的意义）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第一册）他解释说：“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此外，比有局部之比，有整体之比。局部之比，是一般的修辞格，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整体的比，即整篇用事物作为比喻，这在《诗经》中篇目不多，但值得重视，如《豳风・鸱》：“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全篇借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说其一家遭受猫头鹰迫害的经过，古说是为周公辅助成王而作。其表现手法，朱熹说：“比也，为鸟言以自比也。”这是一首禽言诗，因其整体用比，也称为比体诗，实际上用的是寄托象征的手法，所以，这类比已经含有兴的功能了。
再说“兴”。兴在甲骨文、金文中是群体合力向上举物之象。兴又有比喻义，和比相沟通，故郑玄注《周礼》、颜师古注《汉书》，谓兴是“以善物喻善事”、“谓比喻也”。将这两层意义合而为一，则产生了启发联想这一含义，孔颖达《毛诗正义》：“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此“起”通“启”，有启发义。《论语・八佾》：“起予者商也！然后可与言《诗》已矣。”这里的“起”，就有“启发”的意思。用这一义解说兴的学者，如李仲蒙：“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引自胡寅《与李叔易书》，《斐然集》卷十八）陈奂：“盖言兴而比已寓焉矣。”（《诗毛氏传疏》注《诗经・王风・葛》）所以兴的作用有两个，一是作为歌曲的引子，引起所咏之词，其次还有启发、诱发联想的作用。
《诗经》中的比喻方法，已经相当多样化，有的专家把它分成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对喻、详喻等等。大致来说，《诗经》中的比有两种情况。第一种通篇是比，例如《魏风·硕鼠》、《豳风·鸱鸮》，以硕鼠比剥削者，以鸱鸮比强暴者。这类作品不多，它类似于寓言诗，无须多说。要说的是第二种情况，就是个别的、局部的比喻。一般来说，这种比喻在使用的喻体之前，往往加上“如”、“若”、“犹”或者否定的“匪”字，明确地表明这里是在用比。从手法上来说，可以认为这是比喻的技巧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表现。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所使用的喻体，往往贴切而新颖，譬如常常为人称道的《卫风·硕人》便是一例。这首诗形容那位大美人卫侯夫人庄姜：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同样是形容白而且嫩，一连使用了四种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而且无不恰当自然。这一串比喻，对后代的文艺创作影响极为深广，几乎成了描写美人的一个套子。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在现场看到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自然而然联想到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场面。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赵沛霖先生在《兴的源起》一书中认为，兴起源的实质是宗教观念内容向艺术形式积淀的结果。首先是客观自然物象被神化，被赋予一定的观念意义。在物象与有关的观念内容之间产生习惯性联想，从诗歌的角度看，这种联想就是原始兴象。”
按照朱熹的说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将“比兴”解释为：“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兴主要具有宗教观念内容，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的兴，指人的联想能力，而人的联想能力就是从自然界的鸟兽草木感发产生的。
清代诗学理论中寄托理论特盛，如叶燮说：“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离骚经序》）《原诗・内篇下》）叶的弟子沈德潜说：“诗贵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说诗语》）寄托是一种借托客观事物，以隐喻构成艺术形象，从而诱发读者产生超越艺术形象表层意义的更深刻的想像和联想，指向更普遍、更本质的深层意蕴的特殊表现手法。《周易》中就提出：“比物连类”，“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晚清词论家陈庭焯，把寄托称为“兴”，他认为其特征是：
“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
《离骚》的比兴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是虚构，是想像之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中 “苍梧”、“县圃 ”、“ 羲和”、“崦嵫”、“咸池”、“ 扶桑”、“若木”全是神话里的地名人事，整个场景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虚构。望舒先驱，飞廉奔属，凤鸟飞腾，日以继夜，梦幻般神奇的一次远行，表现了诗人心情急切地要去向上天诉说衷情。而在这些神圣形象的支持下，屈原的形象显得如此高大辉煌。显出了诗人对自己信念的执著，表现了对世俗的蔑视。诗人运用的梦幻虚构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的自我形象，是抒发感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诗人对传统比兴手法的重大发展。
《诗经》在文学创作上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比”“兴”的基本手法。楚辞中屈原的《离骚》最具代表性，后来的宋玉，景差、唐勒等人都是屈子的学生，汉代的作品也只是对其作品的拟作。“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古人用金相玉质形象地说明了离骚的经典性。《诗经》和《楚辞》并称“风骚”，同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文学作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唐诗宋词以及后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本次使用文献：
《诗·大序》、《周易》、《说诗语》、《离骚经序》、《原诗・内篇下》、《论语・阳货》《楚辞章句》、《兴的源起》、《与李叔易书》、《斐然集》卷
十八、《文心雕龙·比兴》、《说文·舁部》、《周礼·大师》、《管锥编》第一册
